大众媒体传播的环境话语
环境已经从没有明显定位的话题发展为每日新闻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报道高潮迭起，但却没有一个单一总领全局的环境话语。相反，媒体是多元观点和方法的汇集地，其中一些观点和方法直接与其他的观点和方法相冲突（见布鲁，2000）。
其一，环境传播主要是客观主义的科学话语。正如本章前文所述，记者常常视他们自己为公正的法官，只有当科学证据被认为确实可信的时候才会同意交谈。科学主张的报道平铺直叙，并不会关注本质上它们是社会建构的、有着未可知性以及不确定性［斯多金和赫尔斯坦因（Holstein），1993：202］。记者对科学辩论的各方各派很少有耐性，“要么风险存在，要么不存在”。
其二，与此同时，媒体时常陷入人类利益话语当中。这种话语将记者“带出自然科学的场域，而进入社会运动和政治的以行动为导向的场域中来”（基林斯沃斯和帕默，1992：135）。取证的负担并非那么沉重。环境问题的实质更可能用一种单一的引人注目的影像来讲述。例如，有毒物质制成的鼓、海滩上被弃置的注射器、奔流小溪表面飞溅的泡沫。科学的怀疑主义被“常识”所取代。强调的重点不在于潜藏在问题之下的特定状况的性质，而在于对人类生命的推测结果。叙述则更加引人入胜，甚至具有神话般的色彩。
以通讯社在90年代中期关于公开听证的故事为例。该听证由加拿大人和美国人共同要求，以将流经加拿大安大略（Ontario）乡村一条废弃的石油管线转用于天然气运输。记者没有检验工程的技术、经济以及环境可行性，他们选择强调像简·利云顿这样的干预者的参与。作为一个地区农场的寡妇，她花了30年的时间成功地反抗了先前的管线扩张，借此改变了公用设施公司对待农民及其土地的方式。这通过利云顿夫人站在谷仓前的照片加以强调。大标题写着“农场寡妇再战旧管线敌人”。[9]
其三，媒体，尤其是商业出版界越来越采取一种环境就是商机的话语。在此，关键的信息是环境灾难竟可以通过人类的创造力和产业化而变成利润。大部分这类报道都是产品导向的。对各种“绿色”产品大加宣扬，从节能房屋到巴西热带雨林土著民所收获的坚果等等。重要的是，企业精神不必与生态价值相悖，相反，两者之间正在相互加强。这种乐观的对待环境的看法，在那些有关“可持续发展”希望与前景的大量故事迅速膨胀的过程中被放大了。
其四，媒体认为环境是充满恨意和冲突的地方。虽然作为“冲突包”的环境时常牵涉环境主义者与其对手之间更加广泛的冲突，但是记者们更可能用他们惯用的描写工业关系纠纷的方式来描绘这些冲突。也就是说，抗议者因破坏正常的商业活动而受到暗中指责。他们行动的理论基础被极度压缩，冲突的背景也不被重视。环境抗议行动的领导者常常被戏称为武装好准备生态破坏演示（monkey wrench）[10]的“嬉皮士和暴力的‘生态防卫者’”［开普热（Capuzza），1992：12］。
如果名人露面的话，环境冲突故事很可能占到新闻议程的首要位置。例如，反对砍伐温哥华岛格里夸湾古老森林的抗议在新闻价值上被提升。当时小罗伯特·肯尼迪到那里“视察灾情”。充满恨意的环境冲突充斥着象征意义的内容，不论是抗议者还是其对手都极可能采取盖默森、莫迪里阿尼所提出的架构和辩论策略（1989）。
一个结果就是这种媒体话语渗溢到环境主义者及其对手间现实生活意识形态的斗争当中。因此邓克（Dunk）（1994）发现西北安大略的林木工人倾向于将环境主义者视为从南方或大城市来的外来者。这大部分是因为他们不加批判地接受了占主导地位的流行媒体所表述的规范结构。这些媒体将环境议题看作是中产阶级、都市为基础的环境激进分子同为保饭碗而战的当地民众之间的对抗。
其五，媒体将环境置于预示灾祸的叙述之中。借用一系列医学隐喻，我们的星球被描绘为正在面临一场导致衰竭、甚至致死的疾病。人口过剩、生物多样性缺失、雨林破坏、臭氧耗竭以及全球变暖，都毫无疑问地与迫近的生态危机相关联。虽然“谨慎”在科学的媒体话语中被表达，可是记者仍将大量的新闻空间留给了全球威胁的时尚化的描述，主要由保罗·埃利希（人口过剩、生物多样性缺失）、史蒂文·施奈德（Steven Schneider）（全球变暖）、诺曼·迈尔斯（Norman Myers）（热带森林采伐）以及其他毁灭的预言者所创造。于是，《时代》杂志就给其1989年特刊封面故事“温室效应”加了一个副标题“温室气体可能导致气候灾难”（基林斯沃斯、帕默，1992：158）。
“斯沃皮”
媒体对环境意见分歧的报道常常是消极的。然而有一个著名的例外就是媒体对待1997年英格兰德温郡年轻的抗议者的态度。这些抗议者强烈反对有关A30高速公路的道路建设计划。事实上，从这次抗议中冒出来一个非常不可能的英雄，现在只知道他叫做“斯沃皮”。他是在路底下的隧道迷宫宿营了一个星期后最后一个露面的五个抗议者之一。斯沃皮的事迹颇多，他曾为《周日镜报》（Sundy Mirror）写了长达九个星期的专栏；他还在一档流行的电视新闻小测验的喜剧节目中露面；此外，他还是长期播放的电视肥皂剧《加冕街》（Coronation Street）人物角色的灵感来源。正如帕特森（Paterson）（2000：151）所言，斯沃皮“成为环境直接行动以及年轻人叛离正式政治的代名词”。他指出，媒体正是通过使斯沃皮及其同伴抗议者“呆瓜迪夫”和“动物魔术”常规化，来使运动中更加激进的元素失去活性。例如，《每日快报》（Daily Express）让斯沃皮穿着设计师阿玛尼的西服拍照，并且《每日邮报》（Daily Mail）将“动物魔术”形容为有才华的、表达能力强的16岁少女。当问及她的男朋友时，她甚至会害羞脸红。虽然这可能使反对道路建设的行动看上去是理想主义的和合情理的（与以前对抗议的报道把抗议行动描绘成暴力和极端正相反）。与此同时，这也擦掉了“道路建设与更广泛的社会政治问题之间的联系，也抹去了道路抗议者对组织、权力现代形式的深刻反抗”（帕特森，2000：158）。
最后，环境要通过制度决策镜头的挑剔。环境在决策中并不具有一种特殊的地位，它被视为与医疗保健、教育以及社会服务并列的又一政策领域。其焦点在于管理机构和过程、迫近的立法、政治性格［阿尔·戈尔（Al Gore）和莫里斯·斯特朗（Maurice Strong）］以及国际论坛（联合国、欧盟）。这过于频繁地导致了政治精英与科学精英之间内生型的政策辩论（威尔金斯、佩特森，1990：21），而在这场辩论中公众仅仅是一个附带的旁观者。
各种媒体包和大量的个体新闻构架一样在任何时候都会竞相争夺成为主导。但一个环境事件随着自身的发展可能会有多样化的转变架构。例如，戴利（Daley）和奥尼尔（O'Neill）（1991）追溯了埃克森瓦尔迪兹石油泄漏事件，从灾难叙述到犯罪叙述再到环境叙述的历程。灾难叙述强调公众是无助的受害者，灾难在人类控制之外。犯罪叙述突出船长是应该被指责的。而环境叙述聚焦于环境主义者对该事件中工业以及政府官员的言论和行为所进行的抗争。同时需要指出，架构故事的企图可能会失败。例如，在埃克森瓦尔迪兹案例中，有一种生存叙述也在竞争注意力，但几乎被完全忽视了。生存叙述的重点是石油泄漏给当地阿拉斯加人的生活方式带来了威胁。而这种叙述仅仅出现在当地一家名为《苔原时代》（Tundra Times）的本土出版物上。记者因而面临着在坚持标准新闻实践所强加的格式和结构的同时从大量的叙述、语言以及观点中做出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