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与文化
在这方面第一个具挑战性的论点是来自于一位英国的社会人类学家M.道格拉斯（Mary Douglas）和一位美国政治学家A.威尔达夫斯基（Aaron Wildavsky）。他们在1982年出版了激起热烈反响的著作：《风险与文化：关于技术和环境危险的选择》（Risk and Culture：An Essay on the Selection of Technological and Enviroumental Dangers）。
《风险与文化》一书主要提出了两个简单而基本的问题：为什么人们会强调一些风险，而忽略另一些风险？另外，更进一步的问题是，为什么在我们的社会里，这么多的人单单把污染作为一个风险来源？道格拉斯和威尔达夫斯基认为，这与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
在他们看来，社会关系有三种主要的组织模式：个人主义、等级制度和人权平等论。个人主义的安排是以市场竞争的法则为基础的；而等级关系是政府官僚机构的组织方式；人权平等群体则排布于社会的政治经济权力核心的“边缘地带”，而在社会的政治经济核心领域则通常是另外两种社会组织方式之所在。
人权平等论者有着与卡顿和邓拉普所提出的“新生态范式”多多少少一致的宇宙观和世界观：无节制的经济增长不被赞成，科学的权威性也受到了质疑，而我们对技术的无限信任被称为是不明智的。
道格拉斯和威尔达夫斯基的理论中心是：对风险的感知在这三种社会组织形式之间有很大差异。市场个人主义者最主要关心的是股票市场的升跌，等级论者关注对国内法律和秩序或是国际力量平衡的威胁.而平权论者则关注环境。于是他们得到这样的结论：公众选择来加以重视的风险很少建立在科学证据的深度或是危险的可能性上.大多是看在对危险话题的评估与信息传递过程中，谁的声音占了主导地位。
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风险的公众感知和被接受程度是“集体建构”的（道格拉斯和威尔达夫斯基，1982：186）。没有任何一个对风险的定义是绝对正确的。每一个定义都有偏向，因为相互竞争的主张都来自于不同的文化，“赋予不同情况、事件、对象特别是关系以不同的解释”［达克（Dake），1992：27］。在这里，他们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即对于什么存在风险的相互竞争的定义，最终都是建立在有关社会组织的最佳形式的道德评判的基础上［克罗尔-史密斯（Kroll-Smith）等，1997：8］。
不幸的是，在这一点上，道格拉斯和威尔达夫斯基的关于风险的文化理论滑出了轨道，来到了更有风险的场域。他们认为环境平权主义是一种世俗中类似宗教教派的团体，就像再洗礼派、哈特教派（Hutterites）和蒙诺教派（Amish）。由于对纯洁教义的迷信和内在毫不保留的忠诚，教派被认为将必然创造出一个有全面性威胁的魔鬼形象。这对于环境宗教主义分子来说是非常必要的和“功能性的”。例如，地球之友重复不断地找出新的危机，从核冬天到全球变暖。他们坚持认为每一个选择都“出于维系凝聚力的必要，既要证明教派对中心信仰的不信任是正确的，同时又要确证他们的天降浩劫的预测”［鲁宾（Rubin），1994：236］。这解释了为什么他们把关注的重点放在全球议题上而不是区域事务上，因为全球议题的超大规模有利于确认一种总体灾难的感觉。污染和其他风险被这些宗教挑战者用作集合力量的武器，用以进攻他们反对的建制化的中心群体［科夫络（Covello和约翰逊（Johnson，1987：ⅹ］。
《风险与文化》一书激起了许多人的兴趣，同时也引来了众多质疑。大多数批评质疑作者认为环境主义分子动员起来只是为了自身团体的团结，而没有确定的目标。这就是说，该书作者没有把环境主义者看成对真实社会危机的道德承担的一部分，而是选择把风险看作是一个假想敌，这与特定部落里人们把某些食物当作禁忌是一样的道理。环境主义分子因此不被看作是理性的活动者，而是“绝对的信徒”，他们乐意被D.布罗威尔（David Brower）和E.艾比（Edward Abbey）这样的生态“先知”所操纵。
达克是道格拉斯—威尔达夫斯基研究团队的一个成员，他坚持认为这样的批评言过其实。他认为风险的文化解释学派从来没有强调过关于危险的认识仅仅是被制造出来的说法：
人们确实是会死去的，植物和动物物种也永远消失了。但是关键在于世界观提供了很强的文化棱镜：放大了一种危险，忽视了另一种威胁，或者根本不去考虑某些问题。（达克，1992：33）
但是，道格拉斯和威尔达夫斯基就没有这么包容，而是坚持认为，有关风险和环境的知识“不是一个最终能完成的建筑，而是一个总是在建造中的飞机场”（1982：192）。他们认为，对于那些总是想评估风险到底真实存在与否的社会分析学者来说，这是没有结果的。有意义的是：争论一直随“新的定义和解决办法”在继续。鲁宾（1994：238～239）完全否定了这种相对主义。他论证到，从公共政策考虑的角度出发，我们必须明确地了解那些来自于全球变暖或臭氧耗竭的风险，是仅仅为迎合教派组织天降浩劫预言的陪衬，还是急需处理的真实的威胁。虽然鲁宾的论点很有道理，但是当代所存在的许多风险是模棱两可的，很难达到他所期望看到的确定性。即使我们拒绝道格拉斯和威尔达夫斯基的绝对的相对主义，他们关于科学发现的主观而不精确的说法已被广为接受，并且挑战了专家意见不会出错的宣称。站在一个社会的角度上，我们仍然要对风险的量级做出社会评价，尽管科学证据可以作为这些判断的一个有益的信息来源。
威尔金森（Wilkinson，2001）指出了M.道格拉斯和U.贝克之间的异同，我们在第2章中分析了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威尔金森评论道：“他们提供了关于一种新的风险文化和风险政治之社会发展的最细致的理论解释”（1页）。两位理论家都选择在社会的层面上讨论风险问题。他们都指出了风险认知的文化相对性，并且使用了社会建构主义的论点。他们都没有对风险的普遍存在和风险认知的性质做实证方面的研究。然而，他们之间的不同点体现在对我们所面对风险之“真实性”的认识上。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贝克接受一个灾难性的未来的观点，除非我们进入一种新的社会协作和学习过程，否则灾难难以避免。明显不同的是，道格拉斯“对这种危言耸听持怀疑态度，而宁愿相信政府专家提供专业意见”（威尔金森，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