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主张的集成
集成环境主张的任务包括问题的最初发现和详细地描述这个最初发现的问题。在这个阶段，有必要进行多项细致的工作：为问题命名，将这个问题与其他相似或者范围更大的问题区分开，确定这个主张的科学、技术、道德或法律基础，判断谁来负责采取改善行动。
表5—1 环境问题建构中的关键任务
环境问题常常发端于科学领域。其中一个原因是普通民众既没有专业技能也没有资源去发现新问题。例如，臭氧层知识与我们的日常生活经历并不是直接相联系，只有通过使用设置在极地上空大气层中的高科技探测器才能获取这方面的知识（耶利，1992：116）。
然而，有些问题与我们的日常生活经历的确联系得更紧密一些。对有毒废弃物的关注经常来自一些当地居民，他们发现渗漏的垃圾处理点与附近居民区可察觉到的逐渐升高的白血病、小产、新生儿残缺及其他健康问题有因果联系。这正是在纽约州尼亚加拉瀑布镇所发生的，吉布斯和她的邻居们是最先将她们的健康问题与30年前掩埋在废弃的爱河（Love Canal）里的化学废物联系在一起的。
那些由于工作和娱乐原因使他们日常与自然紧密接触的人们（农民、垂钓者、野生动植物警察）也可能成为主张提出的最初源头，因为他们能注意到环境的早期警告信号，如家畜的繁殖问题和鱼的基因突变。酸雨最初作为当代环境问题出现，起始于瑞典一个偏远地区的渔业检查员打电话告诉奥登（Svante Oden）研究员他的观察，发现鱼类死亡率的上升与这个地区的湖泊和河流中不断上升的酸性之间有关系。
关于环境的实际经验知识常来源于南方社会里的村民、小农场主和其他人的日常生活体验。霍华德（Albert Howard）爵士，公认的有机农业的创始人，他的很多思想都来自与印度农耕者的交流，他把这些人称为自己的“教授”（霍华德，1953：222），这一策略在英国殖民统治背景下被视为是革命性的。近年来，第三世界国家的草根活动家强调“日常知识”的重要性［林德布洛姆（Lindblom）和科恩（Cohen），1979］，更多依靠的是对日常生活敏锐的观察和常识，而不是专业技术。这样的“日常知识”通过当地草根阶层的呼吸，饮水，耕田，采集林作物，在河、湖、海里捕鱼，而日积月累地形成（布瑞曼，1993：131）。
类似地，北方社会的土著居民积累了非本地观察者无法得到的关于环境的第一手资料。例如，据悉[2]生物学家在评估超大型项目对加拿大北部河流的生态影响时，可能会忽视很多鱼种的存在，就是因为他们不想麻烦地去咨询熟知那片土地的当地居民［理查德森（Richardson）等，1993：87］。
在研究环境主张的起源时，研究者必须关注主张来自何处，由谁操持，主张提出者代表谁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以及主张提出过程中带来了什么样的资源。
在美国早期的自然保护运动中，环境主张有很大一部分可追溯至一名东海岸（East Coast）精英，他利用一个叫“大男孩（Old Boy）”的网络去联系确保资金和政治行动。热情的业余保护者在动物园、自然历史博物馆和其他公共机构的管理委员会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从而能够将自然保护运动引向保护红杉、迁徙鸟、美洲野牛和其他濒危物种和物种栖息地［福克斯（Fox），1981］。类似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拥有精英成员的许多英国自然保护团体得以广而告之英国鸟、野生动植物生活点和其他自然元素所受到的威胁［埃文斯（Evans），1992；施埃尔（Sheail），1976］。
相比较而言，现在的环境主张提出者更倾向于采取专业社会运动的方式，拥有付薪的管理和研究人员，完善的募捐程序，牢固且制度化的与立法者和大众媒体的关系。一些团体甚至雇用逐户劝说的游说者，按小时付给他们工资，或者按比例从所募款中提成。运动都是提前计划好的，通常以仿军事的形式进行。不鼓励“在册会员”之外的草根参与，控制权集中在一支由全职活动成员构成的核心群体手中。
集成一个环境主张的过程通常还包括一个大体的分工体系。除了一些明显的例外，科学研究者们通常受制于他们谨慎的学术态度，过多使用专业术语以及欠缺对付媒体的经验。结果，一项重要的发现可能潜藏几十年，直到被一些具有企业精神的组织（绿色和平组织，地球之友，赛拉俱乐部[3]）或个人［埃利希和里弗金（Jeremy Rifkin）］有预见地转换成一个主张。例如，绿色和平组织提出主张的活动并非基于其建构一个全新环境问题的能力，而是基于它的天才构思去选择、包装和详细解释一些除此以外会被忽视甚至故意掩盖的科学阐释［汉森（Hansen），1993b：171］。事实上，新闻媒体与诸如绿色和平组织这样的环境压力团体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制度化［安德森（Anderson），1993a：55］，如果没有环境压力团体至少象征性的提点，一个新的问题很难深入大众媒体领域。
在集成一个环境问题时，并非所有解释都是同等重要的。有些主张建立在一些难以理解的概念——如“熵”——之上，这些主张的持久性远远不如那些将核心建立于容易理解的概念——如“灭绝”、“人口过剩”——基础上的主张。有时候，一项主张的基本大纲只有在一个政治、经济或者地理“危机”背景中才变得清晰。有个发生在1973年的例子，当时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石油生产商的卡特尔组织，有计划地在西方工业国家诱发了一场能源危机。类似地，美国1988年奇热无比的夏天，使全球变暖问题成为一个看得见、体会得到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