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通过本章讨论，应该明了的是环境新闻报道在相当程度上是社会建构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新闻实践本身所固有的韵律和限制条件。除此之外，它也反映了多元化的竞争主张。而新闻工作者必须每天在整合故事的过程中搞清楚这些主张。斯多金和伦纳德用这样的方式总结了新闻报道中的核心困境：

环境故事是我们的时代最复杂和迫切的故事之一。它牵涉抽象和概率科学、迷宫似的法律、哗众取宠的政客、投机的经济以及个体与社会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大多数人认为它所关注的正是我们所知道的地球文明的未来。也许与绝大多数故事相比，它现在更需要细心的、比豆腐块长的报道和分析。（1990：42）

这样的报道深度实际上是否可能，是一个开放的问题，它取决于几个因素。

首先，那些实实在在设置每日阵容和任务的编辑与制片人、新闻工作者（与掌门人）必须不能将环境主义仅仅看作是这样一种短期的现象，一旦停止在公众民意调查和政府议事日程中出现，就会失去其光泽。这在国家的某些地区不太可能发生，因为这些地区是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经济，环境冲突往往是普遍性的。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环境报道已经制度化的那部分，被媒体设置在金融版面中，在此“绿色商业”被认为是越来越有利可图。

其次，环境议题必须占据独特的故事生态位，而不是简单地与大量的现存主题领域——政治、商业、农业、科学和技术有交叉。没有一个独特的形象，环境报道注定常常是事件驱动者和冲突导向者。与此同时，环境问题本质上是与政治经济结构以及政策密不可分的。这使得要将其分别思考十分困难，有时甚至是不明智的。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故事恰恰是这种情况。因此在追求一个明显的环境定向专线报道与追求新闻工作其他专业领域的深度报道之间寻求平衡是很困难的。

最后，必须找到某种方式，将“丑闻揭发”或“曝光新闻”与环境教育和政策改革的长期目标结合起来。无论是报刊中的，还是像“60分钟”、“前线”以及“第五阶层”电视节目中的调查性报道，都可能暂时使观众受到震撼，但是它们不必然导致事件的深度理解或有效的管制行动。实际上，有时会有一种迥异于活跃的主张提出者所希望的反应。弗莱彻和斯特尔布兰德（1992：195）引用了20世纪早期发生的事情。当时，阿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在他的被广泛关注的书《丛林》（The Jungle）中，对芝加哥肉类加工厂移民工人的被剥削情况给予了曝光（1905）。弗莱彻和斯特尔布兰德写道：

人跌进了机器，和肉一起被剁碎。阿普顿·辛克莱这个引人注目的例子并没有导致对工人更好的保护，但却催生了肉品检验法，带来了肉品加工者想要的，可以帮助他们参与欧洲出口市场竞争的变革。

类似地，在“60分钟”节目中关于一名社区活动分子抗议焚化炉释放有毒污染物的一个片段，却实际上导致了美国其他地区的市政府向经营该设备的废物管理公司的大量积极的商业垂询。所以，必须要有这样一种故事元素的汇合：一方面能在公共领域内成功提升警惕，另一方面能将这种关注置于一套明确界定的环境改革目标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