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者作为发展和进步的“推销员”
有关社会学在环境议题上裹足不前的第二个解释与社会学家们本身的世界观有关。
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卡顿和邓拉普发表了一系列论文，认为绝大多数社会学家都持有这样一个绝对的印象，那就是人类社会是脱离于生态学原理和局限之外的，不像其他物种那样受其统治。社会学家们在倾向于通过社会工程达到平等之目标的同时，都毫无例外地完全接受这样一个可能性，即社会的成长和进步在持续的科技发展推动下是永无止境的，但忽视了可能来自环境现象的限制，比如气候的变化（卡顿和邓拉普，1992/1993：270）。
有一些社会学专业领域走得更远，变成了技术革新和经济发展的积极倡导者，甚至是“推销员”。这样的取向在1955—1975年这20年间深具影响的有关现代化的社会学文献中尤其明显。
两本突出的研究现代化进程的著作包括：英克尔斯（Inkeles）和史密斯（Smith）的《从传统人到现代人》（Becoming Modern）（1974），以及勒纳（Lerner）的《传统社会的消逝》（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1958）。
对英克尔斯和史密斯来说，现代化不仅仅是社会的，也同时是个人的转型。在社会层次上，现代化被概念化为国家和制度的建设过程。在20世纪60年代这个“发展的十年”里，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没能进入现代国家行列，反而滑入了部族主义和族群冲突。这些刚刚从殖民主义中得到解放的国家被看成是一些“空壳，缺乏一个支撑国家成为实质有效的社会政治经济实体所必需的制度框架”（英克尔斯和史密斯，1974：3）。
英克尔斯和史密斯认为，现代化失败的主要问题在于社区的个体成员在心理上还深陷在旧时光里，从而无法超越思维定式去形成现代的个性。现代社会的公民拥有一整套的技能：他们能保持固定的日程安排，遵守抽象的规则，承担多个社会角色同时也能理解其他社会角色。他们乐观，有主见，能接受新事物和各种信息。这些特质都不是天生的，而是通过生活实践后天形成的。
固然一部分现代化的社会化进程可以通过教育系统来完成，但是英克尔斯和史密斯指出，工厂是真正的“现代文明的学校”。工厂在他们看来完美体现了现代文明之制度模式。它是一个强有力的模子，农民在此得以培养成众多品质：讲求成效，迎接革新，接受系统性变化的心态，以及尊重部属和计划与时间的重要性。
在勒纳看来，发展现代社会的关键因素是媒体的作用，以建立起农民对变化在心理上的认可。进一步讲，媒体被看成能扶植一种“感同身受”的心态，这是一种通过想象自己身处于社会中与自身不同的其他人（比如领导人）的位子上来理解变化的换位思考能力。
在一个社会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物理环境的影响则被放在了一边。英克尔斯和史密斯（1974：22）观察认为，要培养现代的对成效的讲求，关键在于养成一种潜在的“主宰”自然的感觉。在一份涉及6个发展中国家1000个男性的调查问卷里，他们问道：
在以下的陈述里，你更同意哪一个？
1.有人说有一天人类能完全明白是什么导致了诸如洪水、旱灾和流行病。
2.其他人说这类事情是人类永远也不可能明白的。
那些致力于实现自身目标而不愿为自然力量所困的人应该会赞同第一个陈述。当然，这种对自然的看法是违背生态学伦理的，即人类没有什么与生俱来的权利来主宰自然，恰恰相反，人类必须和地球上的其他物种并存。
20世纪60年代里少数几个意识到环境的潜在制约的评论家之一是沃顿（Clifford Wharton），一位农业经济学家。他注意到了农业中一些与气候土壤等等相关的特性。“香蕉不能在阿拉斯加生长（或许在温室里可以）”，但是“一个东京的制鞋厂却不必与那个在圣保罗的工厂有所不同”，沃顿（1966）如是说，并下结论认为农业远比其他经济发展模式更受环境因素的制约。
而大多数社会学者正相反，他们沉迷于经济发展的好处及其所带来的个体现代性，要么完全忽视自然的存在，要么把它看成是可以通过勤奋与才智来征服的。
这并不是说根本没有针对发展主义的孤立的批评，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者群体里。但是，就像宗教，他们常把环境看成是对阶级斗争必然性的一种干扰。甚至在他们承认环境破坏的严重性的时候，左翼批评家们仍然倾向于关注危机中的阶级和权力斗争，而不是那些更直接涉及环境本身的因素［参考艾森伯格（Enzenberger），1979］。马克思主义最终在战后欧洲社会理论的数个重要领域里占据主导地位，这导致了环境议题被进一步排除在社会学这一学科以外［科特格洛乌（Cotgrove），1991；玛特尔（Martell），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