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现代化
采用生态现代化的概念，斯帕尔戈林和摩尔指的是工业化进程的生态转换，这种转换的方向兼顾维护现存的生计基础（1992：334）。遵循布伦特兰报告的精神，生态现代化就像可持续发展一样，“指出了克服环境危机而不偏离现代化道路的可能性”。这一模型是基于德国学者哈勃（Huber，1982；1985）的著作，他是把生态现代化作为现代社会的一个历史阶段来分析的。在哈勃的图式中，工业社会的发展存在三个阶段：（1）工业突破阶段；（2）工业社会建设阶段；（3）通过“超工业化”过程而发生的工业系统的生态转换。使得第三阶段成为可能的是新技术：微芯片技术的发明和传播。
生态现代化理论拒绝舒马赫（E.F.Schumacher，1974）所提出的“小的是美好的”观念，而主张通过使用新的、精巧的、干净的技术实现对生产—消费循环进行大规模重构（斯帕尔戈林和摩尔，1992a：340）。与可持续发展理论不同，生态现代化理论并没有试图涉及第三世界欠发达国家的问题。相反，这个理论聚焦于西欧国家的经济，这些国家的经济通过使用微电子技术、基因技术以及其他“清洁”的生产过程，来替代与化学和制造行业相联系的过时的、“末端治理”技术。与施耐伯格的“生产永动机”视角相比，在持续的经济增长过程中按照永动机的方式运行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生态现代化理论中很大程度上被看成无关紧要的（斯帕尔戈林和摩尔，1992：340～341）。
根据德国环境政策分析家西蒙尼斯（U.Simonis，1989）的看法，工业社会的生态现代化包含着三个主要的策略要素：第一是经济体系向与生态原则相协调方向的深远转化；第二是环境政策按照“预防原则”重新定位（也就是在污染发生前就阻止它与污染发生后才开始治理之间寻求更好的平衡）；第三是环境政策朝着保护生态方向的再定位，特别是在针对污染者的法律适用方面以统计概率替代“确定无疑”的因果关系。很不幸的是，生态现代化理论几乎没有说到在试图执行这些策略时很可能要面对的社会与政治障碍，特别是在德国、荷兰之外的其他国家，因为在德国和荷兰，环境具有相当的优先。
由于生态现代化理论家试图在环境主义者与资本的辩护者之间标定一个合理的位置，他们受到了褒扬。环境主义者宣称地球面临“大灾难”，他们鼓吹只有完全的去工业化才有可能拯救地球，使之免于生态大决战。而资本的辩护者则偏好一切生意照常进行的思路（萨顿，2004：146）。可惜，生态现代化理论带有一股挥之不去的技术乐观主义的气息。[3]他们认为，目前所要做的就是从过去的污染性的工业社会快速推进到未来新的超工业化时代。但是，作为这种超工业化之基础的硅片革命，绝不是像生态现代化理论所表明的那样是环境中性的［参见马洪（Mahon），1985］。进一步说，核能当初也被吹捧为“清洁”技术，直到其更为不受欢迎的特征暴露出来，情况才有改变，这个历史是值得铭记的。
作为一种社会学的解释，生态现代化理论不仅是分析性，也是规范性的。例如，斯帕尔戈林和摩尔最初对于环境过程所具有的权力关系特点几乎没有说什么，而只是假定好的判断力自然会以某种方式取得胜利。但是，正如古尔德（1993：231）等人所争辩的，作为生态现代化理论背后的指导性概念，可持续性同样具有政治经济的维度，而不只是具有生态学维度：什么将持续是由各种政治和社会力量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协商定义的。对于这一点的重视在贝克的风险分配社会概念中远比在摩尔和斯帕尔戈林所认为的即将到来的生态现代化中要明显得多。
更近一段时间，摩尔和斯帕尔戈林已经提出了生态现代化理论的一个修正版本。他们谨慎地提出，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最初论争，“应当被理解为针对环境社会学中的支配性思想流派以及20世纪70年代晚期和80年代早期环境论争的一种过度反应”（2000：18～19）。特别是，他们坚持认为生态现代化理论最初是打算挑战诸如巴若（Bahro）和康芒纳（B.Commoner）等新马克思主义者和反生产力思想者所提出的这样一种观念，即认为现代化工程正在垂死挣扎，而那个时代广泛存在的环境和生态衰退乍一看就是这种判断的证明，只有从根本上认识现代社会的核心制度才能抢救现代化。
现在，摩尔和斯帕尔戈林宣称那些最初的论争已经无关紧要了。重要的是，资本主义自身已经按照一种更为绿色的方向进化了。例如，诸如可交易的排污权之类的基于市场的手段，已经替代了早先强调国家严格管制和强制的策略。而且，生态现代化理论家们自身也已经从早期的论争中吸取了批评性的评论，由此改进和提炼了他们对于社会变迁的分析。例如，他们现在宣称提出了对于资本主义的稍微有些差异的立场，把资本主义“既不看作是推动严格的、激进的环境改善的一个本质性的先决条件，也不认为它是推动这种改善的关键障碍”（2000：23）。
尽管生态现代化学者最初的论争主要是向新马克思主义者发动的，但是现在摩尔和斯帕尔戈林吐露他们与新马克思主义者之间正在形成“新的理论联盟”（2000：25），以反对他们共同的敌人——后现代主义者和社会建构主义者。他们争辩道，政治经济学者和生态现代化理论家在认为环境问题“真实”存在方面达成一致并共同批评强大的社会建构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生态现代化都可以看作是现代主义工程的不同流派，他们在反对对环境问题及其解决办法进行后现代分析方面秉持坚定的立场（摩尔和斯帕尔戈林，2002：35）。
摩尔和斯帕尔戈林说，他们对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一些过时的立场和批评按照某种规律性的方式不断重现感到不快。例如，新环境范式的支持者不断地威胁要走极端，“用某种形式的现代生物主义或生态主义”替代以前社会学对于自然的忽视（2002：27）。他们断言，那些后现代主义者甚至是更成问题的，特别是布吕多恩（2000），他把生态危机描绘成不过是又一种需要解构的“宏大叙事”，而生态理性“也不过就是权力、政治和大量金钱”。同样的毒菌在“激烈的”或者“严格的”社会建构主义观点中也很明显。甚至哈杰（M.Hajer）现在也明显受到质疑，尽管哈杰（1995）对酸雨政治中非常明显的生态现代化历史的案例研究受到广泛赞誉，但是“好像最后采取的立场距离后现代性感觉舒服的地方不太远了”。最后，激进生态中心主义者是不被理会的，因为他们批评生态现代化理论倡导一种掺了水的环境主义形式，主张地球危机可以通过修正态度、法律、政府政策、公司行为以及个人生活方式来解决，而不是要求根本性的结构变革。摩尔和斯帕尔戈林警告说，身处激进生态学者的阵营中，“本质上就是个悲观主义者”（2002：33）。
尽管与施耐伯格的政治经济学流派有着明显的亲善，但是摩尔和斯帕尔戈林似乎还是寄希望于“负责任的资本主义”和市场第一原则。例如，在他关于荷兰化学产业——过去明显是声名狼藉的污染者——生产的生态现代化的经验研究中，摩尔（1997）发现的都是好消息。作为对消费者压力的回应，荷兰的化学公司启动了大量的绿色措施，包括从引进新技术（低有机溶剂涂料）到新的公司制度，例如年度环境报告、环境审计和环境认证体系。摩尔说，这些都“代表着某种激进的现代化过程”，这样一种过程彻底削弱了任何被误导的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那样的肢解化学生产甚至转向“软化学”（例如“自然涂料”，这种涂料在欧洲国家的市场所占份额不超过1%）的各种要求。摩尔断定，现代性的各项社会制度绝不会淡出，我们观察不到“化学化”生活方式的大规模改变，那种按照贝克的风险社会命题推断会出现的对化学产业科学基础的信任侵蚀也基本没有见到。
但是，反过来讲，生产永动机视角的支持者们，罕有迷恋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在2002年的一本题为《重压下的环境国家》的论文集中，施耐伯格和他的同事们明确阐述了这一点，他们否认解决环境问题的最佳希望是拥抱新技术。至少在美国，环境决策仍然是在经济框架之内，并且绿色运动没有成为一种主要的政治力量。他们争辩道，这一点在工业逃避和松懈循环使用控制的责任方面都是明显的，而且也体现在克林顿政府时期（1993—1999）被过度吹捧的“可持续发展总统委员会”的失败上面。这种情况从根本上对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核心假定提出了挑战。
为什么永动机的分析者与生态现代化理论家们有着如此广泛的不一致？施耐伯格以外交辞令的方式指出，这与选样方法的差异有关。也就是说，生态现代化理论家们研究“处在前沿”的企业创新或者“最佳实践”产业，并假定这些变化最终将广泛扩散。生产永动机的理论家们对此表示怀疑，他们注意到摩尔及其同事所宣布的生态现代化的成功实践可能仅仅代表把生态因素结合进生产实践程序的一种“表面现象”（施耐伯格等，2002：29）。简而言之，他们认为生态现代化理论家们宣称在荷兰化学行业这类局部领域的更加绿化的生产实践，构成了强有力的“第三种力量”和以可持续性为特征的未来道路的一部分，是天真的。更准确地说，那些作出有利于生态的生产改进的公司，之所以这样做，或者是由于国家管制的直接压力，或者是由于社会运动行动的直接压力。从另外的角度说，这些公司的改进行动并非是真的，仅仅是通过“创造性的计算”或者谎报来实现的（29页）。
公平地讲，生态现代化理论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透镜，通过这种透镜可以看到工业社会中正在变化的经济—生态关系”（德斯福和凯尔，2004：55）。对于已经广泛包含这种关系的决策领域来说，这种评价尤其正确。尽管如此，正如戴维森（Davidson）和弗里克（Frickel）指出的：
现在对应每一项支持生态现代化之有效性的经验研究，会有数个经验分析提出无数的告诫，指出工业行动者具有依据自身利益进行“绿化”过程的倾向，特别是当我们超出西欧发达国家的范围来看时，更是如此。（2004：477）
那么，最终你把环境现代化看作是具有洞察力的还是看作虚幻的，实际取决于你多大程度上信奉渐进主义而反对更为激进的解决办法之必要性。正如埃克斯利（Eckersley，2004：74）已经警告的，生态现代化很有可能可以通过技术创新来促进更加绿化的经济增长，但是最终它要冒着暴露其作为“意识形态自由区”的风险。生态问题越是持续严重，这种情况就越是有可能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