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环境主义者和科学家关于生物多样性损失的修辞样本
我们并不是从我们的父母那里继承了地球，而是从我们的儿孙那里借用了地球。——彼得·雷文的国会证词（见凯勒特，1986）和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世界环境保护战略》（World Conservation Strategy）前言（1980）
我们是在赛跑。或许叫它抗争更合适。——莱斯特·布朗（1986）
我们把世界当成了一个正在对其资产进行清偿的公司。——彼得·雷文，由古德尔汉（Gooderham）引用（1994）
人类文明和1000万种其他与我们共同拥有地球的物种的未来福祉悬而未决。——麦克尼利等（1990b）
在过去的大约25年里，物种和种群的丧失和替代的速率差距十分惊人；在未来的25年里，除非人类有所作为，这种差距对人类来说将意味着灾难的来临。——埃利希夫妇（1981）
很多不起眼小物种的不断灭绝会为人类招致严重的后果，这一过程正如随意敲掉许多把飞机部件联结在一起的不起眼的小铆钉一样。——杰拉尔德·戴蒙德（2005）
“大灾难”修辞通过与恐龙命运的衔接得到进一步加强。[5]1980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两位著名科学家，诺贝尔奖得主，物理学家路易斯·阿尔瓦雷斯（Luis Alvarez）和他的儿子，一位地质学家沃尔特（Walter），提出恐龙灭绝的原因是6500万年前的一颗小行星撞击地球所引发的气候变化。很少有科学理论能够像这个有争议的断言那样，如此迅速地吸引了公众的关注。当然这一点生物多样性保护主义者也注意到了，他们经常用恐龙作为比较（玛祖尔和李，1993：703）。无独有偶，20世纪90年代中期加拿大人道学会资助的电视广告宣告“现在是自恐龙灭绝以来物种消逝速度最快的时代”。
这里一个补充性的用语是“被赋予的权利”。雷文的1981年国会委员会证词和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发布的《世界环境保护战略》前言，两者都重申一个令人难忘的口号，即“我们并不是从我们的父母那里继承了地球，而是从我们的儿孙那里借用了地球”。
除了这种“世界末日”的修辞，另外一种平行的主张，把重点放在保护生物栖息地的经济效应上。在使用的正当化理由里充满金融数字，支持者在此偏好一种“理性的修辞”（贝斯特，1987）。比如说，10年前世界资源研究所副所长沃尔特·里德（Walter Reid）写下“生物多样性的经济事实”：
目前美国25%的医生处方中都包含有植物提取或萃取物的药物。以植物为基本成分的药物，1980年销量达到45亿美元，1990年（当时预计）达到155亿美元……在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此类处方药与柜台药的市场价值估计在1985年达到430亿美元。（1993—1994：49）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辞令借用了边疆开发的语言，例如“生物勘探”（艾斯纳，1989—1990；里德等，1993）或者“生物探索”［艾斯纳和伯林（Beiring），1994］。据说在“生物荒野”深处的某地，科学家将发现类似马达加斯加粉色小长春花一样具有著名抗癌功效的植物（埃尔德雷奇，1992—1993：92）。
这种把热带雨林描绘成明天的药材摇篮的说法，最近也传入了流行文化。在美国电影《巫医》（Medicine Man）里，肖恩·康纳利（Sean Connery）扮演的一位独来独往的科学家，在南美的热带雨林树冠中发现了抗癌特效药，然而他的研究基地却被开路人的推土机夷为平地。《末日审判》（Day of Reckoning）是1994年的一部动作片，有点新世纪电影的味道。影片里一个探险家在缅甸的雨林里探寻一种药效独特的珍稀植物。正如近一个世纪前赫德森（Hudson）的浪漫小说《绿楼》（Green Mansions）描绘的那样，人类对热带雨林生命多样性造成的威胁本身，成为一出动人心魄的戏剧，蕴涵着强烈的道德与精神暗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