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和政治生态学
话语以及话语冲突在近来称之为新政治生态学的学术领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采用“地区本位的研究形式，探讨人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古德曼和舒尔曼，2000：568）。埃文斯（2002：8）解释道，当代政治生态学“脱胎于对传统生态讨论模式的不满。传统的模式极易导致对那些以持续的自然资源开发为生的人所处困境的忽视”。
那些紧随被重新阐说的政治生态学方法的研究者们将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与“南北”关系相关的环境抗争上（environmental struggles）。在这种情况下，“南方”不仅仅被作为地理学意义上的术语来使用以指涉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而且还用来反映“这些国家饱受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压迫的人民在历史决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所具有的共同经历”（安南，2004：1）。
艾斯科巴（Escobar）（1996）很有说服力地指出今天的资本主义发展常常是被像“可持续发展”、“生物保育”这样表面上看起来有益的话语包裹起来的。这做起来很容易，因为最起码这些话语的意义是模糊不清的。而其潜在的意图则常常是“使自然资本化”。
古德曼和舒尔曼（2000：570）辨识出政治生态学学者成功使用话语分析的两种方式。一是作为一种方法来理解关于自然、环境、环境退化的非主流话语以及它们如何与国家、北方环境运动、跨国非政府组织的强势话语相冲突。二是作为探讨和揭露蕴藏在国家和全球资源保护日程中的权力关系的一种手段。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虽然掌握权力的人在使他们的话语自身走向强势的过程中占尽优势，然而阐述和传播生态话语并不局限于这些人。社会科学中研究自然与环境的来自草根的“非主流”话语的文献持续增长。然而这些话语难得不被反对，因为他们不可避免地挑战了国家以及其他声称拥有地方土地和自然资源的人。
保罗·希坎特尔（Paul Ciccantell）（1999）发表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即认为话语抗争在巴西亚马孙这样处于社会边陲的资源供应地常常是强大的外部力量不顾本地群体的反对而把自己的“定义”强加在他们头上的问题。他用了图库鲁伊（Tucurui）大坝的个案研究加以说明。图库鲁伊大坝位于亚马孙东部的托坎廷斯（Tocantis）河上。它是20世纪80年代巴西政府与日本国际协作局合营的产物。日本国际协作局是一家日本的政府机构，它与30多家日本铝生产、消费、贸易公司所组成的财团共事。图库鲁伊大坝有效地切断了整个河流的运输，致使2万～3万人被迫迁移并且改变了当地的生态系统，从而导致了对人类健康的威胁（如疟疾）、当地气候的变化、新生植物和动物物种的增殖以及现存物种的衰减（希坎特尔，1999：306）。
在这个以及其他相似的案例中，由巴西军事管制政府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提出的三种主要看法相当盛行。第一，区域河流是道路建设、开垦未开发地区的障碍。第二，河流是原料加工业以及增长的区域居民点所需水电力的来源。第三，航道是远航船只低成本出口原料的通路。希坎特尔强调说像美国以及欧洲普遍流行的社会建构的“多元”模型此处并没有正常地运行。其中的多个团体相互竞争以寻求按照他们的利益来定义议题。实际上，话语过程被地区和国家的经济政治精英所掌控。即使面对有组织的公众抗议，精英们也能强制推行他们的理解（296页）。
另一个重要的关于这些话语抗争的描述可见于南茜·贝卢索（N.Peluso）的研究报告。她于20世纪90年代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以及西部内陆的婆罗州做了调研。
在早期的研究中，贝卢索（1992）主要关注有关爪哇柚木森林的抗争。印度尼西亚政府试图通过应用“财产权”与“罪犯”（那些冲撞了财产权的人）这种现代的法律建构来坚持对森林以及当地居民的资源控制。作为回应，森林居民“就什么是对森林公平的、合法的以及合理的应用，发展出一套对抗话语”（古德曼、舒尔曼，2000：569）。
后来在西部卡利马纳塔省所做的研究中，贝卢索（2003）将注意力集中在当地民众反抗官方地图绘制的策略上。这些绘图实践被当成是“区域资源管理”正在进行的部分内容而正当化了。而村民们则积极参与“反向绘图”以作为“对遭遇争夺或划拨的资源进行反向认领或再认领”（232页）。这是一种技术，通过它，传统的土地和资源诉求以当代的形式加以表达。这些传统的诉求中许多可以追溯到印度尼西亚遭受荷兰殖民统治以前的时代。利用当地绘制的能够反映地方习惯和实际的“示意图”，制图人即当地的行动主义者在国际顾问的帮助下，发展出高技术的地图，以向政府和大型国际非政府组织（NGO）发表资源主张。
贝卢索论说道，这实际上也许很合理，但是它导致了一种新的“混合化话语”（hybridized discourse）的出现。在此话语中，“数代人公有的对长生树木的共同权利正逐步被一种新的观念所取代，即土地产权超越或主导了其他所有的树木以及其他领地资源的产权形式”（233页）。在反向绘图实践中，非政府组织等利用“政府工具”时也认同了政府的“领地化”话语。这为一些消极的可能性敞开了大门。一旦对资源的权利被绘制或以文献的形式记录下来，政府对这些资源以及声称拥有这些资源的人们便拥有了一定的权力。国家就成了“被认可的资源使用和拥有权利的公断人和调解人”。此外，这也为社区冲突的增加创造了条件。尤其是在那些未来极可能看到移民和通婚增加的区域，冲突更易发生。
话语抗争会在“南方”国家出现的第二种方式是回应国内或国际非政府组织对当地族群推行其议程和观点所做出的努力。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体现在国际非政府组织有选择地取用本土化的知识碎片并将其转换成“全球性”科学话语的趋势中［杜摩林（Dumoulin），2003：593～594］。“生物多样性缺失”的问题案例恰恰正是如此（详见第9章）。直到最近，来自国外的环境主义者坚持致力于建立生物圈保护区以及其他保护区，然而他们却常常以牺牲当地居民的利益为代价。
以墨西哥为例，杜摩林（2003）阐述了国内和国际环境非政府组织（ENGO）是如何成功地在一个新的、全球导向的自然保护框架内建构对“本土”知识的保护的。尤为特别的是，由具有相似学术背景和共同价值观（为人类的未来提升文化和生物多样性）的民族生物学专家组成的“认识共同体”（epistemic community）（详见第7章）已卓有成效地在国际权力领域施加了影响。他们通过创建认知框架、传播信息以及政治游说的方式来达致这样的效果。此处，关键的团体是与亚马孙联盟、森林居民规划、世界雨林运动与文化遗存等社团的领袖们步调一致的国际民族生物学会（ISE）。在其创办者戴瑞尔·波希（D.Posey）的领导下，ISE已经非常成功地获得了积极的媒体报道，同时确保了那些与生物多样性有关的本土知识议题始终处于国际环境议事日程之上［见杜瓦（Dewar），1995］。
然而环境非政府组织并不是总把西方概念转化为西方话语的最忠实的翻译者。就如劳（Roué，2003）指出的那样，环境非政府组织并不比在它们之前坚持资源开发的组织更了解当地民族的社会经济观。充其量，它们“能够使被剥夺政治权力的边缘人口最低限度地有所斩获同时使其开始与中心及主流社会的交往”（620页）。由于本质上环境非政府组织并不那么关注人，而更关心“人们所栖居的被视为野外的、需要保护的自然环境”（621页）。鉴于这样的事实，问题变得更加复杂。这时常会导致误解甚至冲突。
有一点非同寻常的是当地人的形象被拔高了。作为高贵的“自然卫士”，当地人利用他们祖先的智慧保护了不可再生资源。然而不论是在“北方”还是在“南方”土著民的案例中，这仅仅是某种程度上的真实。一些传统的居民，例如亚马孙的卡亚波人（Kayspo）实际上就相当地企业化。他们非常乐意以合理的价格出售黄金和木材（杜瓦，1995；斯莱特，2002；康克林和格雷厄姆，1995）。正如斯莱特所言，雨林地区的土著民为了一己之利能够非常熟练地借用人权以及环境保护的语汇。加拿大一些地方的部落领袖亦是如此。相应地，一些不再抱有幻想的环保主义者断言可持续发展是不可能的，只有驱除包括居住在那里的当地居民的所有人类，雨林才能得到保护。这促成了自然保育项目的复兴。于是，自然生态系统未遭人类破坏的大片土地被以公众捐款的形式购置，且被隔离成“自然保护区”以便保持其“纯净”。
我想，我们这里的教训并不是要说“南方”雨林的居民或是其他当地人群都必然是“骗子”，也不是要得出这样的结论：矿业、林业、道路建设、集体农业以及城市蔓延所造成的环境威胁将被小觑。相反，它告诉我们对于用简化的术语将情境建构为“保育”与“开发”之间的冲突，以及假设当地居民扮演了“环境卫士”的角色这样的话语，最好谨慎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