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正义话语

环境正义话语

20世纪80年代，美国出现了一套新的“话语形式”。这套“话语形式”关于环境问题及其轻重缓急的理解与现行的论述形式有很大差异。D.泰勒（2000：508，566）发现，环境正义思想已经崛起为环境话语的主要部分；它在出现后很短的时间内，就“改变了环境话语的性质，且对NEP的霸权地位提出了挑战”。

环境正义话语从受影响人群的“民权”的角度，而不是“自然的权利”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有关毒性污染物的主张（纳什，1989）。恰佩克（1993）指出了环境正义框架的四个主要组成部分：对自身处境知情权、在有关污染问题的主张提出后为该主张举行严肃的听证会的权利、从给居住区造成污染的人那里得到补偿的权利、民主参与涉及被污染社区的决策的权利。这四个部分中的每一个都代表着一种已经从修辞上用“有权利”之类的语言进行了格式化的主张（伊巴拉、科茨尤斯，1993）。

就如在20世纪70年代生态学这个概念被用来联结日益增强的对毒性污染物的关注与对自然的伦理性关切一样，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环境主义又经历了一场以“环境正义”为核心话语的转变。这一转变首先发生在基层，不管在一国之内还是第三世界都是如此。尽管该运动的一些关键人物想彻底甩掉环境的标签[8]，但别人还是把他们对正义和公平的呼吁放在环境运动的背景下来建构。环境正义活动家们从未完全放弃过去20年的遗产，比如说，环境正义关于环境危机根源的替代性解释，在理论上就借鉴了康芒纳的工业—生态学批判。不过，在同时，环境正义运动对资源保护、荒野保存和污染消除等问题不再强调，以便突出资源的不平衡分配、少数族群工人的安全与发展等问题。

《定性社会学》（Qualitative Sociology）杂志曾经发行过一期以社会公平与环境行动主义为题的专号，A.施耐伯格（1993：203）在为这个专号写的序言中因环境社会学没有考虑社会公平问题而遗憾。施耐伯格声称，早在1973年，他就曾发表文章论述在任何环境行动建议中纳入社会正义因素的政治必要性，但没有引起任何反响。这也许部分地反映了这个学术领域本身的弱点（就像施耐伯格所指出的那样），但它也是环境运动本身进程的反映。

不管是在美国还是英国，主流环境运动所关注的问题范围一直比较窄（而且至今仍然如此），比如乡村规划、野生动植物保护，等等。这些问题被认为反映了主要环境组织的成员以白人、中产阶级为主的事实。

在美国，许多与健康有关的环境不平等问题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陆续暴露出来，但很少被纳入大的环境运动的议程。戈特利布（1933）着重指出了当时对三个问题的差别对待：杀虫剂中毒、铅中毒和铀危害。

杀虫剂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滥用给加利福尼亚的（来自墨西哥的）流动农场工人造成了大量与健康有关的问题。在富有魅力的C.察夫斯的领导下，美国农场工人联合会（UFW）在为农场工人争取权利的卓有成效的斗争中，穷追猛打地追究杀虫剂问题——启动法律程序以获取关于杀虫剂化学成分的资料和禁止包括DDT在内的一些杀虫剂，要求把杀虫剂有关的健康和安全条款纳入UFW与农场主的合同。[9]然而，这一斗争行动除了从环境防护基金（Environmental Defense Fund）得到有限的资助外，主流环境运动一般都回避人类受杀虫剂影响的问题，而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杀虫剂对野生动植物的影响这个问题上，就像R.卡森所做的那样。

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一些城内社区，儿童受含铅油漆危害成为一个突出的地方性问题。戈特利布（1993：247）提到，到1970年，为了提出含铅油漆问题，已经出现了数十个以城内社区为基础的社区团体和联盟，这些团体和联盟主要分布在一些东部城市，比如罗彻斯特、华盛顿、纽约和巴尔的摩。在人权医学委员会等受新左派思想影响的团体的资助下，含铅油漆运动在全国和地方都引起极大关注。不过，此时运动的重点已经转移到空气中的铅水平问题上，特别是含铅汽油（汽车尾气）的排放对空气中铅水平的影响上。一些此前回避卷入该问题的主流环境团体，比如自然资源保卫协会和环境防护基金，开始把修改清洁空气法案（Clean Air Act）置于优先地位，导致最终通过了一项禁止含铅汽油销售的法令。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含铅油漆问题才又重新出现。到那时，主要的主张提出者都来自环境正义运动的非正统环境团体。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铀中毒问题开始影响数以万计的开采和碾磨工人、勘探人员和位于铀矿下风口的社区的居民。这样一种“辐射殖民”（丘吉尔、拉杜克，1985）问题主要集中在新墨西哥和亚利桑那两州的印第安美国工人中。比如，1979年，新墨西哥北部Rio Puerto的一次放射性残渣泄漏污染了大片纳瓦霍印第安人的土地。就像戈特利布（1993：251）所观察到的，Rio Puerto泄漏仅仅发生在三哩岛事故数周之后，但得到政策制定者和主流环境主义者的关注却非常有限。事实上，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那些资源保护团体完全忽视了铀问题，因为从这些团体对感知来说，铀问题距离作为田园话语之一部分的景色优美的野外实在太遥远了。在接下来的十年中，尽管反核运动已经开始组织起来，但环境团体对原子能的主要关切仍然是作为替代能源的选择之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一些环境团体才把对印第安人土地的毒性污染威胁放在更优先的位置上。

对上述三个案例中的每一个事件，主流环境团体的关切都是各自独立而又并行不悖的，而且把这些问题定位为一个“环境”问题，而不是一个“社会正义”问题（戈特利布，1993：253）。用建构主义者的话来说，他们所确立的这些问题的“所有权”，基本上是代表中上层阶级和精英的盎格鲁血统的选民。从更一般的层次来说，他们关心的主要是管理或遏制，而不是寻求推翻当前的社会秩序，然后构造一种有利于那些“无产者”选民的社会秩序（霍夫里奇特尔，1993：7）。凯贝蒂（2005：89）曾运用葛兰西（Gramscian）的视角来对比这样两个团体：全国性环境团体，主要兴趣在于完善既有的主导社会次序；草根环境正义组织（GEJOs），更倾向于“提出更加深入的最核心的社会经济制度安排的问题”。

被证明有点不寻常的是自然保护基金（Conservation Foundation），一个主要关注保育的研究和教育的组织。该自然保护基金1972年11月在美国伊利诺伊州伍德斯托克市（Woodstock）召集了一次讨论种族、社会正义和环境质量的会议。在这次会上，著名的社会哲学家H.马库塞的儿子，城市规划师P.马库塞，高瞻远瞩地警告与会者：把平等和社会正义与环境议程分割开来，有可能造成永久的联盟分裂（戈特利布，1993：253）。然而，在过了15年之后，他说的联盟分裂才开始进入公众的视野，环境正义话语才开始引起注意。

凯贝蒂（2005）区分了两种草根环境正义组织：一种成员以有色人种为主，另一种成员基本上是蓝领白人。前者的话语基调基本上来自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后者则吸收了蕴涵于更广阔的美国政治文化体系的一系列价值和假设，特别是“完全正义”观念。

突现与成长

在美国，环境正义运动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才出现。正如布拉德（1990：35）所说的，这个新生的运动“既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不是一夜之间迸出来的”。毋宁说，它是美国城镇地区黑人对下述现象不断增强的不满的结果：有毒物质填埋场、垃圾焚烧炉或类似的废弃物处理场总是选址于少数族群人口占绝大多数的邻里或社区。20世纪70年代，这种不满主要限于地方层次，但在十年之内，它就扩大到更大范围，因为关于环境平等的斗争被表述为反对“环境种族主义”的斗争。[10]

这一时期环境正义运动的产生和发展有几个关键的里程碑。

1987年，美国基督教联合会种族正义委员会发表了一份影响很大的报告，题目是《美国的毒性废弃物与种族》（Toxic Wastes and Race in the United States），记录和量化了环境种族主义的盛行。基督教联合会的报告从多个方面描述了环境种族主义的严重程度，为环境正义的主张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报告揭示，五分之三的美国黑人所居住的社区都有未加控制的毒性废弃物处理点。并且，在那些拥有最多废弃物处理场的大都市地区里居住的黑人人口比例远高出全国黑人人口比例，比如，田纳西的孟菲斯、密苏里的圣路易斯、得克萨斯的休斯敦、俄亥俄的克利夫兰、伊利诺伊的芝加哥，每个城市都有超过100个这样的场所。同样，西班牙裔、亚裔以及印第安美国人在那些高风险社区也同样有着高出寻常的人口比例。这证实了美国审计总署四年前一项研究报告的结论，即南部四分之三的最大的商业填埋场都选址于有色人种社区。[11]

在环境种族主义这个维度的建构过程中，社会学家R.布拉德的研究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布拉德是位于休斯敦的得克萨斯南部大学（一所以黑人为主的大学）的教授。他的妻子，一位律师，在1979年邀请他做一项关于休斯敦城市垃圾填埋场的空间分布的研究，以便为她正在辩护的一个集体诉讼官司提供数据。布拉德的研究证明，不管在休斯敦还是在全美国，黑人和西班牙裔集中的城市社区出现毒性废弃物处理设施的可能性都是最高的。在其从1983年开始发表的一系列期刊论文（许多都与B.赖特合写）及其题为《美国南部各州的废弃物倾倒》（Dumping in Dixie）的专著中，布拉德记录了此类环境不平等和环境公平运动的动员过程。比基督教联合会的报告更有资格的是，正是布拉德的著作为环境正义问题提供了“理由”，因为他论证说，为了替少数族群找回“所有美国人的基本权利——在一个健康环境中生活和工作的权利”（1990：43），与环境公平有关的行动是正当的。从那时起，布拉德就成为一个核心领导人物——1992年，他被克林顿政府作为环境正义运动的代表遴选出来参与总统任期交接，就表明了这一点（米利尔，1993：132）。

1990年1月，B.布莱恩特和P.莫海，密歇根大学自然资源学院的两位教授，组织召开了密歇根种族与环境危害事件研讨会，12位作为环境正义活动家的学者提交了论文。密歇根会议的后续策略之一是在华盛顿召开了一系列有关政府官员，包括环境保护署（EPA）局长W.莱利和众议员J.刘易斯参加的会议（布莱恩特、莫海，1992）。

另外，在种族正义委员会的资助[12]下，第一次全国有色人种环境领导人峰会于1991年10月在华盛顿特区举行。在这次会上，环境公平被划分为三个部分（李，1992）：程序公平（管治规则、规定和评价标准应无差别适用）；地域公平（一些临近地段、社区和地区不成比例地承担了更多有害废弃物）和社会公平（种族、阶级和其他文化因素在环境决策中必须得到承认）。参加峰会的代表都签署了一份文件——“环境正义原则”，为新兴环境正义运动设立了意识形态框架。泰勒（2000：537～542）把这些原则按主题划分为六个方面：生态原则；正义与环境权利；自治或自决；企业与社区的关系；政策、政治与经济过程；社会运动缔造。在坚持环境运动先驱（J.缪尔，G.马什，A.利奥波德）所开创的生态中心原则的同时，这些原则还坚持认为人类有获得洁净空气、土地、水和食物的权利，有在洁净和安全的环境中工作的权利。该文件确认，有色人种有决定自身政治、经济和文化未来的权利。该文件强烈反对对有色人种土地的军事占领和掠夺，要求让有色人种作为平等的伙伴参与决策。为了保证环境正义，该文件呼吁缔造强大的社会运动，无论是全国性的还是国际性的。

戈特利布（1993：269）赞扬说，通过签署一组共同的原则和确认一种新型的包容性的环境政治，这个峰会推动环境正义运动越过了一个“定义上的临界性门槛”。

从组织上说，把环境正义运动拢合到一起的是大量分散而松散地联系在一起的组织联合体、简报和会议（希金斯，1993：292），而不是主流环境运动经常采用的那种自上而下指挥的、专业化的组织形态。这样一种组织方式来源于20世纪80年代初所形成的几个全国性的“反毒性废弃物”团体——公民有害废弃物结算所和全国毒性废弃物运动。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运动的重点在某种程度上从建构全国性草根网络转向建构区域性草根网络，西南地区环境和经济正义网络是这方面的一个缩影。

尽管话语的社会建构和策略性的框架论述对于把环境正义信念传递给支持者来说非常重要，但就像泰勒（2000：563～564）所指出的，要动员起一个强大的支持基础，仅仅依靠这些是不够的。因此，环境正义运动采用了多种关键招募策略。该运动的组织者不是从零开始组建运动网络，而是联通业已存在的社会关系和网络的各条线路，从那些与之有过社会和政治交往的人中吸收支持者。特别是，他们瞄准那些与教会、工会、大学、社区组织、联邦机构、立法机构、课题经费提供者和主流环境运动组织有制度性联系的人。在20世纪90年代的整个十年中联邦政府致力于推动环境公平的机构、项目和动议不断增多。在注意到这一现象后，主流环境运动终于开始与有色人种社区和环境正义组织合作：“它们的工作人员和成员慢慢地多样化，杂志开始报道环境正义问题，启动了一些环境正义项目，并实施许多与环境正义有关的动议”（泰勒，2000：559）。关于环境正义运动与主流环境运动关系的变化，佩罗（Pellow）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芝加哥地区的许多环境主义者都赞成把不断增加的、将废弃物转化为能源的焚化产业作为废物利用的一种方式，但到20世纪90年代，他们推翻了自己对焚化的支持。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在于，他们发现有色人种社区和工人阶级居住区的积极分子正在推动各种形式的斗争，抵制焚化企业把有关设施的选址放在他们住家附近。

已经把环境正义列入重要日程的一个主流环境团体是塞拉俱乐部。1993年，塞拉俱乐部实施了它的第一个环境正义政策，宣称“为了实现我们的使命——保护环境、给地球一个可持续的未来，我们必须在国内和全球实现社会正义和人权”（“为了正义而联合起来”）。从那时起，塞拉俱乐部已经实施了许多动议：为全美超过250处低收入居住区和社群提供组织上的支持；在底特律、华盛顿特区、阿巴拉契亚西南部和中部地区雇用全职环境正义组织者；向地方团体提供资助，帮助它们组织和领导“毒性物质巡视”、创建社区花园、实施针对南部的工厂化农场所导致的环境危害的公众教育项目；帮助阻止或关闭有污染的矿山、焚化炉和污水处理厂；与“大赦国际”合作，保护活动家们不会因倡言环境问题而受到国家的威胁。

20世纪90年代初期，环境正义运动扩大了章程，从而把对第三世界人民的掠夺也包容进来。来自美国的草根积极分子和他们在南半球的同事已经在联合国的框架内（比如里约热内卢峰会及其预备会议）有了很多联系。来自美国的环境正义活动家们参加了1992年在马来西亚召开的一个由第三世界网络（Third World Network）主办的关于毒性废弃物的会议。与第三世界活动家的交游活动已经使环境正义领导人们回到提倡新型生态意识的道路上。V.米利尔，“西哈莱姆（Harlem，纽约市曼哈顿区北部）环境行动”的共同创始人之一，把环境正义运动描述为“一种寻求保存和保护全球生态系统的全球性运动”（1993：134）。

最近，安南（2004：15）把美国环境正义运动与南北半球之间的国际环境政治并列起来看待。特别是，他指出，国际领域中的不平等，不管在程序正义方面还是在分配正义方面都与美国国内的环境政治有相似之处。在美国国内，政府没有处理在受毒性废弃物和其他健康危害物影响方面的显见的不平等，环境正义运动所代表的正是对政府这样一种态度的反弹。与此相类似，在国际环境政治中也有“对许多国际全球协议和努力的强烈反对，因为它们没有充分反映南半球国家的利益”（15页）。生物多样性公约就是这方面的显著例子（见第9章）。并且，全球经济体系内在的权力不平衡还造成这样一种局面：在南半球国家中，低收入居民在环境上受到的影响是有差异的。这不仅意味着他们受工业废水和其他污染物的影响是有差异的，而且意味着他们获得燃料和饮用水等基本自然资源的机会也是不平等的（见第4章）。

正如赫恩德和布朗关于环境话语的修辞模型（1996）所说的，不能把上面所讨论的三种环境话语看成是静态的或互斥的。毋宁说，它们是以一种辩证的方式在相互交叉。比如，在南半球国家，环境活动家已经成功地将生态系统话语和社会正义话语的两种因素糅合到一起。创造“新的愿景”不但有利于活跃地方性斗争，而且通过“帮助下层团体提出一种新的主张，认为他们的需要具有普遍性”，能够吸引更具有多样性的盟友（埃文斯，1992：8～9）。从时间上看，德赖塞克（2005：20）告诉我们，环境话语一直在“发展、定型、分化和消失”。而且，有的时候，它们会以新的面目再现。

因此，田园话语，它在美国最辉煌的时刻已经过去将近一个世纪之后，在最近几十年中又以对亚马孙雨林的浪漫性和精神性赞美的形式重新兴起。所以斯莱特（2002：101）认为，当前关于亚马孙的意象和描述，比如那些用以吸引生态旅游者的东西，具有“双重性质”，即，它们交织着“处女”和“悍妇”两种特征：一方面是传统的描述，亚马孙是一片“青葱的、晦暗的、令人激动的”密林，粗厉而蛮荒；另一方面是当前的描述，亚马孙是一片由微妙的植物群和动物群网络所构成的脆弱的雨林。后面这种意象又与那种把雨林描绘为“既是有价值商品的储藏室，又是全球环境健康的关键”（138页）的生态话语联系在一起。最后一个话语层次用一个强调正义的话语框架，通过宣传割胶者的困境（值得一提的是1989年被谋杀的C.门德斯）、印第安部落（Kayapo，Yanomani，Machiguenga）和其他面临背井离乡以及受牧场主、采矿者和其他开发机构人员屠杀威胁的当地森林居民，给这个奇异的生物天堂披上一层道德紧迫性的外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