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

马克思

在三支主要的社会学传统中,马克思这支在现时的环境解读中触发了最为广泛的呼应。马克思和他的早期合作者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对环境退化本身只有略微的关注,但是他们对社会结构和变化的分析却构成了当代几个影响巨大的环境理论的起点。

马克思和恩格斯相信,社会中两大阶级的斗争,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工人),不仅仅是把普通人与他们的工作异化了,也使他们对自然变得陌生了。这在“资本主义农业”里表现尤其明显,在这里从土地里快速榨取利润胜过照顾人类和土地两者的福祉。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工业革命进程里,农民被迫离开农田,进入拥挤而被污染的城市,而农田本身则被轧干了所有活力(帕森斯,1977:19)。总的来讲,一个单一因素——资本主义——被认为造成了广泛的社会病:人口过剩,资源枯竭,以及人类从曾经与之融为一体的自然界中被异化出来。马克思和恩格斯看到的解决方案就是颠覆这个占主导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取而代之建立一个理性、人性、环境上非异化的社会秩序[李(Lee),1980:11]。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有必要建立一种新的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但是究竟这个新关系要以什么方式出现不是非常清楚。在后期更加成熟的马克思的著述里,他好像是主张一个明白无误的人类中心主义方向,人类将完全征服自然,而且很大程度上这将是由于技术的革新和自动化。这被叫做是对自然的普罗米修斯(Promethean)式的态度(推崇技术而反生态论)[福斯特,1999:372;吉登斯(Giddens),1981:60]。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马克思在其早期著作里提出的“自然的人化”概念。这一概念建议人类将形成一个新的对自然的理解和认同。这里一个关键问题是,这一新概念将只被用于人类解放呢,还是它会采取一个更加“自然中心主义”的形式,由此非人类物种的权利和能力可以得到加强吗?如果是前者,那么自然的人化可能会演变成清除对人类健康有威胁的物种和生物体(狄更斯,1992:86)。正如玛特尔(1994:152)指出的,马克思的早期著述非常复杂,并且与生态上的关注有矛盾,所以不可能成为一个彻底的环境保护理论的基础,因此依据其他来源或框架对这一课题进行研究可能会更有成果。

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仅强调形成生态破坏中资本主义的角色,也关注国家政府的角色。当选的政客们和官僚行政人员两者都被认为是完全以投资资本家和雇佣者的利益为中心的。在这里除一部分物质上的诱因(比如大公司的选举捐款,将来的职位许诺)外,政务官、政客和资本家们被看成是共同怀有一种“道德观”,其中心是强调资本积累和经济成长是推动进步的两个发动机。他们认为这一观念适用于任何政治层面,从全球系统到本地社区。

福斯特的一篇关于马克思“代谢断裂”理论的开创性论文曾引起了广泛的注意。根据福斯特的看法,人们指责马克思,说他未能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生态危机”提供任何见解是错误的。确实,如果仅仅看到充斥于马克思晚期著述中的普罗米修斯式的观点,他甚至可能阻碍了我们对环境问题的理解。但是福斯特却认为正相反。他写道:

马克思对他当时的主要生态危机——资本主义农业里的土壤肥力问题——作出了强有力的分析。他也对其他那时重要的生态危机(森林流失、城市污染以及人口过剩这一马尔萨斯幽灵)有所表述。在这当中,他提出了有关城乡对立和生态可持续性等他叫做人类与自然之间的“代谢”关系的根本性议题。(1999:373)

对这第二个议题,福斯特在论文里花费了大量的笔墨。借用19世纪中叶的化学词汇,马克思运用了新陈代谢这一概念来表述社会与自然间的复杂互动。他观察到,新陈代谢“构成了生命得以持续,生长繁殖变为可能的根本基础”(福斯特,1999:383)。到19世纪60年代,这样的有机关系被资本主义农业严重地破坏了。最值得注意的是地主们被指责拒绝回收利用(秸秆等农作物剩余)从而毫不吝惜地掠夺了土壤的关键营养素。当然,这正是目前还一直在发生的,特别是在单一种植(为获得商业利润而种植单一农作物)盛行的地方。马克思把这一现象称为“代谢断裂”——人类被从土壤的自然世界剥离了。这一现象与工人被从他们的劳动中剥离并行,而且都指向同一个根源——资本主义。

相比所谓化学农业的吆喝者,马克思(与恩格斯)其实更像有机农场的一个早期倡导人。比如,他曾长篇大论在农田里布洒粪肥的好处,甚至建议城市的人类排泄物应该回收用作农肥而不是排入江河湖海造成污染。令人诧异的是,他的这一看法似乎源自德国农业化学家李比格(Justus von Liebig),闻名于世的合成化肥的发明者。到19世纪50年代晚期,李比格很显然得出了结论,土壤流失正在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特别是在美国,广阔耕地的唯一用途就是种植并向大城市输出谷物。李比格后来甚至向伦敦市推荐有机地回收其城市污水而不是将之排入泰晤士河。

对福斯特而言,马克思代谢断裂理论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因此可以把马克思还原为有机农业的倡导者,同时也在于马克思成功地把社会学思维运用在生态范畴里。福斯特(1999:400)称之为“古典社会学分析中的一个伟大的胜利”,同时证明了“缺少社会学见解的生态学分析面对当代地球上的生态危机是无能为力的”。此外,这一理论为当代环境分析者们提供了一个更好地理解人类与自然间代谢关系的门户。

近来沿着这条逻辑线,约克(York)等人(2003:36~38)讨论了代谢断裂将会如何导致温室气体排放的增加。有三种方式:城市化必然带来的自然资源运输的增加;化肥取代了有机物;以及会释放甲烷的有机废料没能返回土壤却被填入了垃圾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