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生物多样性损失上升为国际问题之迅速是有些令人惊叹的。生物多样性领域的研究虽然广阔，但大多是在未知的领域探索。《生物多样性公约》签订时有140万种已知生物物种［现在已经增加到大约175万种（斯普雷和麦克格罗斯林，2003a：xvi）］，其中只有5%是我们比较了解的，然而这些物种之间的相互关系还是一个谜题（古德尔汉，1994：A-12）。生态系统多样性的理论基本上是建立在小规模池塘生态体系的研究基础上，再把研究结果假设性地套用在更大尺度的自然界生态系统之上。采取大胆的行动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益处无法被精确地记载下来，其经济成本和行动成本都相当昂贵。如果要实行大规模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受影响人口的数字和范围以及改变之巨大都相当可观［鲍尔奇（Balch）和普雷斯（Press），2003：124～125］。不同的主张提出者也在争夺这个问题的所有权。

然而即使有这些障碍，生物多样性还是变成20世纪90年代一个重要环境主题。以下几个原因导致了这种情形：

首先，这不仅是个纯粹的环境问题，而且也是个经济和政治问题。对商业发展来说，生物多样性有潜质成为一种高利润的宝贵资源。对第三世界国家政府来说，它既是外汇的来源，同时也是可以获取第一世界生物科技的窗口。对印度和其他贫困国家的小农来说，它可以成为一种自力更生的手段进而抵抗国际资本无孔不入的力量（希瓦和霍拉·巴尔，1993）。

其次，生物多样性损失成为一个社会建构的环境问题，并把两种颇有根基的组织力量拉到一起：国际发展当局和全球环境保护网络。栖身非政府组织网络（尤其是与联合国有联系的组织）之中，生物多样性具有的组织建构动力远远超过诸如绿色和平、地球之友等单一环境运动组织，它们在这里只扮演一种“外来者”的身份。

再次，生物多样性问题并非一个全新的建构，而是脱胎于长期存在的物种濒临灭绝问题。这两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共生和交互的。生物多样性给物种濒危灭绝提供了一个它以前缺乏的理论基础，而生存受到威胁的物种又给生物多样性一个注意力的焦点和更广义的话题所通常缺乏的情感共鸣。此外生物多样性保护为近几十年来诸如加拿大西部巨鲸河和加拿大北部克蕾可（Clayoquot）森林的艰苦的环境争端提供了行动基础（铃木，1994b）。

最后，生物多样性处于保育生物学学科的中心位置，因而不像很多其他环境议题一样受到“话题注意力循环”的限制［唐斯（Downs），1972］。而且“生物多样性的辩论不像关于酸雨、臭氧层空洞和气候变化等环境问题深陷于各类科学论争”（维利弗罗恩，1999：407）。生物多样性损失问题以保育生物学为重心，它发展变化甚至向外扩展到外交和国际争端中去，然后又因本领域内持续的研究支持而稳固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