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王铭铭

西方的现代人类学诸学派萌芽于19世纪末，到20世纪前期已长成丰满。

所谓“现代人类学”是相对于19世纪后半期的人类学古典学派而言的。古典人类学包含种种“大历史”，它先后以进化论和传播论为叙事框架，视野开阔，想像力丰富，但论述多嫌武断，时不时流露出傲慢的西方中心主义心态。

现代人类学是在反思古典人类学中成长起来的。

处在人类学的“现代时期”的学者，鄙视西方中心主义，注重探究非西方文化的内涵与延伸价值。他们质疑西方传教士、探险家、商人、旅行家的见闻和偏见，反思古典人类学获得知识的方法，以不同方式提出了“译释”不同文化和理解人文世界的新思路。

现代人类学并非铁板一块。在英国、法国和美国，现代人类学家分别提炼出功能、社会、文化等概念，围绕着这些概念，他们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使欧美人类学出现了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

中国的人类学曾经与欧美的现代人类学并肩。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吴文藻、费孝通、林耀华等，间接或直接地受到英国功能学派的影响，凌纯声、杨堃等直接师从法国学派大师莫斯（Marcel Mauss）等，还有许多人类学家，浸染于德国—美国文化人类学/民族学之中。

因为这样，所以西方现代人类学诸学派，早已于60多年前为当时的中国学者所熟知。

不过，20世纪中国的学术史充满着断裂。中国人类学家还来不及以自己的“肠胃”充分“消化”西方思想，学科使被“彻底革命”了。随之，人类学的现代思想，迅即在我们这个国度中让位于政治化的“古典思想”。

中国的人类学，在过去的20多年里实行了自我重建。20年中的前10年，中国的人类学家要面对上个世纪50年代“院系调整”留下的问题，重新划定学科疆界，成为学者处理的主要事务。忙于参与学科的“地缘政治”，学者没有充分的时间去思考学术政治化给我们带来的危机。而紧接着，20年中的后10年，中国人类学家突然遭遇了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后现代主义”。

现在我们一眼看去，在学科废墟上开出的花，有的沉迷于孤芳自赏，有的以鲜艳的色调过早地宣布着“后现代”的胜利和现代人类学的失败……

一个学科，在还没有获得其现代传统的情况下，就赶着回归于政治化的“古典时代”，在还没有反思政治化的古典时代的情况下，就直接进行“后现代解构”。

做学问不是从事灾难故事的反复叙述。现代人类学在中国的命运使我们想到，在我们这个历史悠久却常被遗忘的国度中，坚持一个接近“古老”的理想，兴许恰是学术重建的合适途径。

也许出于偶然的遭际，也许出于必然的思考，21世纪的开初，我与几位朋友和学生寻思着要论证现代人类学派的中国意义，我们商定编出“现代人类学经典译丛”。头一批5本，包含旧译重刊3本，新译2本，体现了英国现代人类学派的面貌，经一些友人的共同努力，它们已于两三年前问世。遗憾的是，世事难料，由于种种原因，“译丛”的出版工作停顿了几年，直到2005年初才重新回到议事日程上来。

欧美现代人类学诸学派有丰富的著述。在编选和翻译的过程中，我们尽力在经典中找经典。马林诺斯基、弗朗兹·波亚士、马塞尔·葛兰言、拉德克利夫一布朗、马塞尔·莫斯、埃文思一普理查德等，成为我们眼中的“经典作家”。我们深深地为他们的叙事所吸引，我们竭尽全力地试图使更多的同人来共享我们的阅读之乐。在此过程中我们也深感力不从心，我们意识到自己所能完成的工作终究有限。

“现代人类学经典译丛”充其量是一种“局部呈现”。而我们却相信，这一“局部呈现”能从一个有趣的角度表明：现代人类学提出过一个富有良知的学术主张——它要求我们从被近代化边缘化的文化中发掘出具有世界意义的哲学。

在我们这个巨变的时代，这一使命依然光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国的人类学若能从它出发去寻找自身的出路，那学科存在的问题或许能得到部分解决。

2005年10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