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节的节律
古老的中国节庆是季节性质的和乡村性质的。显然，那些在春天举行的节庆是最重要的，但它们也在秋天举行。它们与太阳的运行之间有什么关系吗？回答是否定的：它们与任何太阳周期之间都没有关联。
当某个固定日期被分配给它们时，它们是以民用历的日期作为标志的，这种历法并不完全遵循太阳的运行周期。在最初的时候，日期仅仅是根据季节的状态来确定的。
它们与植物生长周期之间有无关联？如果有的话，就难以理解，不管它们属于春季还是秋季，它们的内容却相差无几。很有可能，渡河在春天里是相对重要的仪式，而登山则是秋天里相对重要的仪式。但就算有这种专门规定的话，那也是非常含混的，我们觉得这也是难以令人信服的。此外，它可能起因于春季节庆和植物枯萎节庆之间的差别。
它们与农业周期之间有无关联？由它们的一致性可以断定，说某些节庆与播种相关，某些与收获有关，或与耕耘、纺织有关，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只有认为它们依赖于农民生活的节律，才是比较合理的看法。
实际上，我们可以肯定，在这些节庆与婚姻仪式之间存在关联[60]。由学者们的不同见解可以知道，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春秋两季是举行婚礼的适当时期——或者，在春秋两季中间的时间，农民由一种生活方式转向另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一种说法是这样的：“霜降而妇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农桑起，昏礼始杀于此。”[61]这是说，妇女的工作与纺织联系在一起，田间工作结束时，也是纺织结束之时。“霜始降则百工休。”[62]男人们结束了田间的活计，（等大祭结束后）“其皆入室”[63]。在万物休眠的季节里，他们呆在室内做活计，如搓绳子[64]，而妇女们则忙于织麻[65]：当织好麻布并可以出卖时[66]，当春服已经做好可以穿上去参加春天仪礼时[67]，姑娘们就停下手里的纺织工作，跟随邻村的小伙子[68]前去参加节庆。寒冰也在这时候开始融化，农民们开始结束村落生活的时候到了[69]。
当个人变换劳动和居住方式并组成新的群体时，毫无疑问，这是令人感伤的时间，而社会活动必然也带上了新的庄重性质。与这些重大时期相对应的节庆也许就标志着农民生活的节律时间。这种推断究竟有多大的说服力，我们这里正好有一个例子可以证明。
当农民结束田间劳动回到村落时，就要举行节庆，我们已经通过官方形式对它们有所了解，这就是“八蜡”节[70]。
《月令》在“十月”下提到八蜡节，并且把它算在一些最重要的节庆之列[71]。《郊特牲》则把八蜡节置于“十二月”之下，并且只叙述了这个仪式[72]。这两种记载的时间是不一样的。《月令》描述的节庆是在孟冬之月（冬季第一个月），即农事年结束之时；《郊特牲》则是在季冬之月（十二月），即民间历年结束之时。据中国学者的意见，节庆的日期是在秦朝更改的，他们认为《月令》的成书年代是秦朝。这个王朝采用的宇宙观原理导致的结果是，农事年与民间历年开始相互吻合。因此，八蜡节的举行时间提前了，被放在了十月（在新历法中则变成了十二月），八蜡节也始终标志着民间历年的终结。但是，全面报恩节不都是在收获之后举行的吗？实际上——这决定着问题的所在——《诗经》[73]同《月令》一样，也把八蜡节放在十月份。因此，这是一个古老的日期，只不过后来又重新恢复到这个日期罢了。最初，这个节庆标志着实际一年的终结，即生产周期的终结，只是到了后来，它才标志着民间历年的终结。民间历年乃是对天文周期的人为中断[74]。
八蜡祭礼具有狂欢的所有特征[75]。参加者都肆意地大吃大喝。在更古老的时代，性爱仪礼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特征。到了后来的时代，出于有意的误解，原本和其他礼物一起献给君主的鹿和女人都被从礼单中抹去了，这是因为，到了那个时代，这样的礼物已经被认为是与道德不符的了[76]。
在八蜡节期间，“国之人皆若狂”[77]。人们随着音乐节奏跳舞[78]，敲打着土鼓举着武器和旗帜跳舞。人们甚至还仪式性模仿动物的形象，比方说猫和虎[79]；也要举行射箭比赛，靶子上画着动物的形象[80]。优胜是获得封建荣耀的途径。这种包罗万象的、热烈的、戏剧性的节庆最初与收获和狩猎密切相关，它具有两个我要加以着力强调的主要特征。这是一个具有终结意义的节庆，是一个报恩的节庆。
在这个节庆中，人们进行全面性的报恩。《月令》所述仪式包括向天宗祈“年”（即“丰收”），向“公社”献祭各种牺牲，同时还要在村落和城镇的大门处向祖先和五祀奉献“腊”祭（肉）[81]。《郊特牲》[82]列举了八种（“八”）不同的牺牲（“蜡”），这些牺牲奉献给先啬（人还是神农[83]？）、司啬（们？）（后稷？）、百种、农[84]、邮表畷（农官田畯在田间居以督导耕作的房舍）、禽兽（飞鸟和走兽）。这份名单直到在原文中插入注释时才算完成了：“（人们）迎（猫尸、虎尸[85]）而祭之（猫、虎）也”，这是因为猫捕田鼠而虎吃野猪。由人们使用的祷辞可以清楚地知道，仪式还涉及到土、水、昆虫和草木[86]。据《周礼》[87]所记：“凡六乐者，一变而致羽物及川泽之祇，再变而致裸物及山林之祇，三变而致鳞物及丘陵之祇，四变而致毛物及坟衍之祇，五变而致介物及土祇，六变而致象物及天神。[88]”因而，人们是向所有种类的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虚构的和实在的、集体的或单个的存在物报恩。“蜡”（其语源不明）也被赋予“索”的意义，“索鬼神而祭祀”[89]。也有人认为，这是向“百物”即万物奉献牺牲[90]。
人们以万物向万物报恩。“岁十二月，合聚万物而索飨也。”[91]在天子蜡祭上，大罗氏掌管诸侯进贡的鸟兽，也包括田间出产的谷物[92]。
以同样的方式，每个人都要进行献祭，每个人也都参与。整个国家的人民根据出产的多少而进贡[93]；诸侯派遣使者向天子献贡[94]。使臣们都要参加这个节庆；天子设盛大的飨宴招待臣子们，就用献祭牺牲的肉作为食物。“劳民以休息之。[95]”党正召集本乡全体人民[96]。社会秩序的所有基本法则[97]都在庆典期间展示出来了：孝道、长幼、上下、谦让、贤良、恭敬。参加的人分成两组：一组为主，一组为宾[98]。宾位根据方位来定，两组分别代表两种相反的宇宙力量（天与地、日与月、阴与阳）[99]，这两种宇宙力量决定着季节的交替和对立。两组的领袖及其助手都轮流向对方敬酒。两对乐师先是轮流演奏，然后再合奏[100]。这种节庆能够促成全面的和谐状态[101]；这被认为意味着“仁（社会状态中的人德）之至、义（人际关系的准则）之尽”[102]。
由上述报恩节的内容可以明白地知道，节庆促成了万物的和谐统一状态，即物质世界与人类世界的和谐状态；这种和谐意识是从基于对立原则的事物安排方式中产生的。向万物供奉牺牲，也用万物作为牺牲来供奉；所有事物都被献祭，同时，所有事物也都接受献祭。当他们参与献祭时，人类群体的所有成员都被分为两个对立的集团，正如自然界中的万物也被分成两个对立的范畴一样。
从另一个观点来看，八蜡节是一个具有终结意义的节庆。它意味着农事年的结束。唯其如此，人们才会身穿丧服，这就是何以人们要身着素（白色）服、葛带与榛杖的原因[103]。这因而意味着“年”正在终老。
这种“老年”的节庆同时也是“老人”的节庆[104]。老人们应受到尊重：飨宴中最尊贵的席位要留给老人，他们饮用掺入香料的酒，这是祝福他们“以介眉寿”[105]，座中人也都举杯祝愿他们长寿：“万寿无疆！[106]”
正如节庆的目的在于“以息老物”[107]一样，人类也应该为他们的辛苦劳作得到休养的回报。一种祷辞就是这样说的：“土返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这是多么神秘的表达啊，正好在这里找到了合理的解释。
《月令》表明，冬季是怎样转变成一个双重的幽闭过程的：人类幽居在自己的家里，过着隐蔽的生活；生物也退回自己的领地，不再相互来往。在季秋之月，“霜始降，则百工休[108]……寒气总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109]……蛰虫咸俯在内，皆墐其户[110]”。《诗经》[111]也说，在十月之时，“蟋蟀入我床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户。嗟我妇子，曰为改岁，入此室处……嗟我农夫，我稼既同，上入执宫功”。在另一处又说：“（当我在秋天回家时，妻子）洒扫穹窒。”返回《月令》，我们又发现：“（孟冬之月）水始冰，地始冻，雉入大水（淮）为蜃，虹藏不见[112]……天气上腾[113]，地气下降，天地不通，闭塞而成冬……（命百官）谨盖藏……无有不敛。坏城郭，戒门闾，脩键闭，慎管薲，固封疆，备边竟，完要塞，谨关梁，塞徯径[114]……（仲冬之月）冰益壮，地始坼[115]……土事毋作，慎毋发盖，毋发室屋，及起大众，以固而闭。（否则）地气沮泄，是谓发天地之房，诸蛰皆死，民必疾疫[116]……必重闭……农有不收藏积聚者，马牛畜兽有放佚者，取之不诘[117]……涂阙廷门闾……此所以助天地之闭藏也[118]……”
人类休养生息之时，也应当是万物休养生息之时，他们认为自然界的这种休息有如他们自己一样。因为他们在冬天蛰居在家中，幽居在氏族村落里，他们也将这个死寂的季节看作一个全面幽闭的时期，万物都应返归本来的居处，与自己的同类一起隔绝起来，不与外界发生任何交往。任何已经蛰居的物种都必须远离其他物种，避免任何外界的接触，处于完全隔绝的状态之中：人类不能再耕种已经衰竭的土地；人类的独占权也已鞭长莫及；除了彼此相邻的和具有相同本质的物种之外，不存在其他任何纽带。当人类在密切的家族范围内并只与他们自己的族人交往以恢复元气时，当人们正在恢复自己族群的本元时，他们相信，不同种类的生命也正与自己的近亲同居，以与人类相同的方式恢复它们自己的属性，它们重新获得的本元也是在为春季的复归做准备。因此，八蜡节既促成了世界万物的隔离状态，也促成世界万物的复苏。
我们已经从两个主要方面考察了节庆，我们接下来还要理解它的深层含义。作为一种全面报恩的节庆，它表明了世界万物的和谐状态；而作为农事年终结的节庆，它展示了无生命力的季节，在这期间，每个物种都生活在狭小的、同质的圈子里面。作为这种家族隔绝状态的肇端，一个地域中的所有居民都要集合起来，以强化他们休戚相关的意识。
在大飨宴中，社会契约（social covenant）得到了更新，但这也是一个有着明确规则的飨宴，缔约者各自的价值就在其中得到证明。竞争给了他们展示各自能力的机会；他们根据各自的地位排列座次，根据自己的财力多寡来施舍。施舍是地位的尺度；谁若只为私利蓄财，谁就会失去威信。倘若君主想巩固自己的权威[119]，他就不能把什么东西都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这难道不是那个封建时代的法则吗？一个称职的君主不应蓄财；在仪式中，他得到这样的告诫：“好田好女者，亡其国，天子树瓜华，不敛藏之种也。[120]”因此，节庆的教导意义是：切忌专利[121]；“节制”对繁荣状态具有怎样的价值，是非常清楚的。“好乐无荒，良士瞿瞿。”傲慢是祸根。另一方面，对一个人来说，最重要的是要知道如何用自己的财富使他人受益（“导利而布之上下”），以其宽仁的做法“使神人百物无不得其极”。因此，如果用这样的宽仁态度来处理收获物，社会秩序就能得到巩固，从而使宇宙万物获得最大的受益。人们心中由此充满了愉悦和平和之情，从而能够预见自然的安宁，理解自然的秩序。人类节庆的效验也就会立刻远达人类社会的领域之外。
中国人依照他们自身生活的原则来想像自然的法则，在他们看来，只要他们自己服从于人类的法则，自然法则就会以同样的方式正常运行。他们自身生活的节奏决定着季节的交替，他们的休养节庆也允许自然进行休养。他们冬天的幽居保障了物种在该季节中的独立性，而如果他们的习俗没有规律的话，宇宙也会马上陷入紊乱状态。倘若在这个沉寂的季节中他们没有隐居在完全修缮好的房屋里面，就会导致“冬闭不密，地气上泄[122]”的后果。另一方面，倘若他们还继续保持着他们在节庆（这标志着他们从一种生活方式过渡到另一种生活方式）中产生的那种秩序感，他们就会陷入一种新的生存方式；那像他们同样密闭的地气就不会与天气混交，因此也不会有雨水降落。为了促使干季顺利到来，只须严肃地命令水归其壑[123]。中国农民并不是出于什么巫术的目的，或者预期他们的行为能够禁闭不合时令的雨水并阻止它的降落，才在冬季里蛰居家中的，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已经习惯于在这个无雨的季节里幽居家中，他们才由此假定，自然的行为与人类的行为是完全一致的。从这种观点看来，他们的各种习俗是许多行为的原则，它们影响着物质的世界。实际上，他们惯常的生活节律是对事物的惯常活动的精确模仿；但这种自然的规律性却只有通过他们自身生活的统一过程才能为他们所理解，而且正是由于这同一种过程，他们才会用规律性来统领整个宇宙。[124]同样，他们之所以坚信他们的做法是有效的，是因为他们的习俗在他们心中激起了信赖和尊敬之感。因而，我们不应对此感到惊奇：首先标志着共同体生活之情感时刻的季节节庆也会对自然界施加影响，而且，造成影响的手段并不是为了这种目的而刻意设计出来并加以采用的，它不过来自于为了满足人类需要的目的而创设的习俗。
倘若我们把考察八蜡节时得出的一般性结论运用到其他节庆上，应该不会遭到非难。节庆都是在中国农民有节律的生活中的转折时刻举行的，它们与个人和小群体的时间是吻合的，在这些时间里，他们隐居起来等待一年中的其他季节，集合到一起重新构造他们与之休戚相关的共同体。宽泛地说，它们是结合的节庆，在其中，人们清楚地意识到那些将他们维系到一起的黏合剂，意识到他们与自然环境的一体性。不只如此，在确保人与物的繁荣状态的同时，它们也能够保障自然界的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