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阅读古代经典
《诗经》[1]是中国的经书之一，它是中国古代诗歌作品总集，总共由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按国别划分的地方歌谣的汇集[2]，其余三部分大都是具有仪式特点的诗歌。
按传统的说法，这些诗歌都是孔子选编的：从王室乐师保存的所有诗歌中，只有这里的三百多首，孔夫子认为值得收入他的集子。[3]据说，在诸侯国（“国”）中定期收集地方歌谣（《国风》），是因为它们证实了这些侯国的风俗（“风”），而这些风俗是由封建诸侯们创设的。[4]《国风》前两部分（《周南》和《召南》）[5]中的诗歌通常被认为是宫廷之作；此后，当这些歌谣在各封地的村庄中传诵时，它们也就成为道德教化的手段。
如果承认《论语》[6]中的说法可以作为论据的话，孔子曾极力主张人们学习他的诗选，其理由是，人们可以学习德行：道德反省的习惯，对社会责任的注重，以及对邪恶的强烈憎恶——这些都是学习的好处。除了这些道德训诫之外，还能在《诗经》里找到许多实用的知识，比如，“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由于《诗经》有助于君子修身，同时又具有出自大圣人之手的权威，因此成了一本指导性的典籍。
《诗经》最初在那些孔门嫡系弟子的学派中使用[7]：在有见识的人中间探讨[8]政治理论、道德训诫和仪式规则——这就是后来被称作“儒”[9]的那批人。这些未来的政府官员和仪式主持者，将《诗经》作为道德反省的主题，从而终有一天，对该《诗经》文本的传统注释被固定下来。
在这群诸侯国未来的幕僚中间，关于先例的知识被奉若圭臬，而且，根据夫子的教诲，幕僚们的力量就蕴含在这种知识之中。[10]毫无疑问，这就是早期的学者们都渴望能明白《诗经》中的诗歌暗示着历史事件的原因，而且，另一方面，这也是在史籍所记载的言谈和文论中引用这些诗歌的原因。
事实上，《诗经》中几乎所有的诗歌[11]在《左传》中都有翻版，反过来，几乎所有的诗歌都能用《左传》中的事件来解释。[12]目前，对《诗经》的解释和对《左传》的编纂都被认为是孔子学派所为。[13]
就这样，《国风》歌谣本身就与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用来说明道德哲学的准则和政治学的准则。
在中国封建时代，存在诸多学派和学者，而且所有的学派和学者都或多或少是相对独立的，因此，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诗经》的传统注释会发展出那么多流派。还有，当汉代重修遭秦始皇（公元前246—前209年）[14]焚书之祸的诗选时，就出现了四种版本[15]。然而，这些版本只在字词的具体写法上有所不同，因此，人们丝毫没有怀疑原文本身的真实性，但与之一同流传下来的只剩下多种注释体系中的一种，即毛（苌）氏注本。这个注本据说与孔门子夏有关，毛本《序》这个简短注释被认为是子夏之作。他的解释始终具有历史的、道德的和象征的特点。
由其他版本的残篇可以证实，这种注释方法很普遍。如果这些版本都完整地保存下来的话，就有可能作一个详细比较，从而理解各学派的思想状况，准确地了解每个学派的特点。其实即使在原文的当前状况下，这项工作仍然是可以进行的，只要我们能从史籍尤其是《左传》和《列女传》中钩沉出源于《诗经》的所有引文，将之全都利用起来。这种研究可以对检讨中国历史的起源作出杰出贡献，但丝毫也不能深化对诗歌原义的理解。
我们要注意到，在汉代，象征的注释被人们普遍接受，这是最根本的。诗集的教化价值由此进一步得到了强化。习《诗》不仅是为了了解自然的历史或民族的过去，也是为了理解王国的政治史——这种对政治史的理解要胜于从编年史中获得的理解，这是因为，从象征形式中不但可以发现事实，同时也可以发现褒贬观念。
在《诗经》里甚至还能发现阐述道德判断的实用方法。在封建时代，臣子（诸侯）最根本的责任之一就是进谏。这是能证明他的忠诚、表明他与主子共命运的一种方法。如果主子有恶行，臣子就有责任对他予以指摘。事实上，讽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构成了历史的主题。[16]为了不挫伤统治者的尊严，讽谏必须是间接的。因此，恰当地引证和强调《诗经》中的某些诗句[17]乃是上策，在这些场合中，这些诗句也就具有了象征的价值。许多歌谣是约束绝对权力所必需的。在帝国的臣僚中，引述《诗经》的习惯一直延续着。不过，对一位由于将来享有的尊贵地位而受到人们重视的年轻王侯来说，用诗谏来矫正他身上的不良癖好也是一种好方法。公元纪年前一些年，废黜一个昏君已势不可挡。但群臣皆被诛，连他的老师也几乎不免。但他的老师因自己的辩护而免于惩罚，因为他曾谏以“三百五篇”。[18]
这种象征主义的运用能够说明《诗经》的起源，同样也说明了它的际遇。《诗经》成了一本教科书，属于年轻人专用的伦理手册一类。即使那些情歌本身，只要不去掉对它们的讽喻性注释，照样有助于小子立德。由于多个世纪以来，《诗经》一直服从于道德灌输的目的，《诗经》的传统注释（这正是其成为经典的原因）因此也就成为不可动摇的部分。无论是在发表正式言论的时候，还是在需要尊崇正统的时候，这一点是必须坚持的。当然，私下里为了愉悦而阅读的时候，倒可能有不同的解释。[19]
一本如此古老、且与中国历史有如此密切关系的书，当然会以各种方式引起西方学者的兴趣。
最早的传教士们主要感觉到这些仪式诗歌的典雅风格。从某些诗歌中，他们洞悉到一种远古启示的轨迹[20]；在说到这整本书的时候，他们都会对它的命运表现出同情之感。顾赛芬（Couvreur）明确指出了经典注释的不充分性，他认为，老师们从没有把诗选中的所有诗歌都解释给孩子们听，而按官方的说法，诗无“邪”。因此，顾赛芬决定要弄明白学校里是如何教授的。[21]顾赛芬的译文准确地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对《诗经》的解释，就此而言，它也是有价值的。
理雅各（Legge）[22]在着手研究经典时，虽然更愿意从古代中国入手，但我们必须承认，他对这些经典的见解颇失褊狭。他所做的工作似乎只是在整理一份孔子著作的目录并确定他是否是个伟人。一份没有意识到问题的过于简短的述评，一种没有方向的过于刻苦的学识，一种时而想展示传统注释的荒谬性时而又在其翻译中凭一己之见有选择地采用传统注释的欲望，所有这些因素共同减损了其著作的价值，尽管这些工作是在具备了最有利的资料条件下完成的。这里所指出的缺陷在理雅各对《国风》的处理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翟理斯（Giles）[23]和葛鲁博（Grube）[24]在论及中国文学的著作中曾提到，给他们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诗歌的简约之美或诗学魅力，他们还曾试着摘选一些诗歌向大众传达这种感受。在努力使译作更加文学化的时候，他们的翻译并不总能做到精确无误。比如，翟理斯在修订理雅各的译文时，以我个人的观点看，并没有在原来的基础上提高多少，他不过是把那些注释中无用的解释换成了英式的诗歌套语罢了。拉洛（M.Laloy）[25]曾将其中的一些诗歌改成了短章，尽管有时也令人愉悦，但更多包含了西方文学的偏好，汉语原文中的真实情感几乎荡然无存。
那些曾关注过《诗经》的人有时候是在寻求某些实际的寓意，不论是有关历史的还是文学的，当然，在偶然的情况下，他们多少也取得了一些成功。不过，他们既不会给自己施加进行系统研究的压力——而如若没有这种系统研究，这些诗歌的原意就不能被发现——也不会意识到朝这个方向努力有什么必要性。说实话，这不是件容易的事。
《诗经》的语言既古老又晦涩。不论对汉学家还是对受过教育的中国人自己，都没有什么捷径可言。而这本书的第一部分尤为甚之。那么，它们如何才能被人理解呢？你可以找一个有文化的中国人，也可以求助于注疏本。不过，在使用这些注释时，有时甚至是在声明了注释之荒谬的同时，依然很可能被那些象征主义的解释所左右。另一方面，如果是从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人那里寻求帮助的话，那么他很可能会意识到原文的魅力，但是，哪怕他已经摆脱了经典正统的束缚，他也肯定不会在满足其审美品位之外去寻找任何东西。他只会像解释一首优美的诗歌那样来解释《诗经》中的任何一首诗，考究诗人的文学手法，并指出作者的艺术技巧。他绝不会认为这些诗歌可能来自民间大众。
我试图表明，我们可以超越简单的文学解释与象征主义解释，去发现这些诗歌的原初含义。我想举一个无可置疑的例子，来表明这种可能性。
在《周南》中有一首婚嫁歌，要理解它的意思几乎没有任何困难。在这首诗产生的诸侯国里，是王室的美德才导致了婚姻的规范化。这就是对该诗的历史解释，但是，要让那些注释家从其赋予该诗以极深邃象征意义的职责中解脱出来的话，这样做是远远不够的。且让我们依靠这些注释家来翻译一下这首诗。[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