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摽有梅》（《召南》九，C-24，L-30）
1.摽有梅， 梅子掉落下来了，
2.其实七兮。 只剩下七个。
3.求我庶士， 年轻的男子，来向我们求婚吧，
4.迨其吉兮。 这正是吉利的时候。
5.摽有梅， 梅子掉落下来了，
6.其实三兮。 只剩下七个。
7.求我庶士， 年轻的男子，来向我们求婚吧，
8.迨其今兮。 现在正是好时候！
9.摽有梅， 梅子掉落下来了，
10.顷筐塈之。 拿筐子来装满吧。
11.求我庶士， 年轻的男子，来向我们求婚吧，
12.迨其谓之。 现在正是开口的时候！
《序》：“《摽有梅》，男女及时（而婚）也，召南之国，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时也。”
这里用的“时”字，既指结婚合适的季节，也指合适的年龄。由于在考据方面对结婚年龄和季节还争论不下，因此，对这首诗的象征解释众说纷纭。大概的意见是：
（a）按《毛传》，男子的适婚年龄是25到30岁，女子是15到20岁。快成熟的梅子（梅子的掉落依照成熟程度）象征着订婚男女的年龄。在第一章，还剩下七个——意思是还剩十分之七，即十分之三的梅子掉下来了。在这一成熟阶段，梅子代表的是男子26或27岁，女子16或17岁。第二章，梅子剩下三个，即十分之三。这是代表男子28或29岁，女子18或19岁。第三章一个不剩了；全都熟透了；男子满30岁，女子满20岁。
（b）女子20岁和男子30岁是必须结婚的年龄：在这个年龄，没有任何象征的应用。
（c）春天是结婚季节。梅子季节过后就已经可以结婚的男女，要等待下一个春天的到来，届时他们不需要任何结婚仪式，就可以主动地婚配，以繁衍国家的人口（《郑笺》引自《周礼·地官·媒氏》）。
（d）结婚的季节是秋天。梅子落光之时，是夏末最后一个月，这是求婚的时候了。
4.吉，善（《毛传》）。迨，及（《郑笺》）。
考异：摽，標；莩，蔈及莩；梅，楳；倾，顷；塈，
。
“楳”与“媒”谐音。波尼法西（Colonel Bonifacy）告诉我说，在蛮子（Man）的诗歌中，梅子树（或者梅子树的花）是童贞的象征。参看附录三。
注意“求”的用法。参见《野有死麕》第4句和《关雎》第8、9句。比较《野有死麕》第4句。在春季里订下婚约；还要有秋季的仪式，特别是请媒人出面。
一首收获的歌谣。
主题：邀请。
显而易见，《诗经》歌谣中常常包含一些从自然界借来的主题，对这些主题的描述不仅生动感人，而且闪烁着火花。对于这些变化甚微的题目，我称之为田园主题。有时，展示在我们面前的是一棵生机盎然的树，当人们赞美它的花、果、枝叶时，似乎在植物的生长与人类心灵的觉醒之间画上了一条平行线。[45]
有时，我们看到，田野间动物呼朋唤友，并聚集在一起，或者，鸟儿比翼双飞或成群翱翔，共同鸣叫或交相应答，聚集在密林深处，或栖息于河心小岛。[46]因此，动物之爱似乎是与人类之爱相对应的。雷、雪、风、露、雨和虹等天候，或者收获，果实和草药的采集都为情感的表露提供了一个框架或契机。
诗人在描写人类情感时，常常借助自然界的景象，这是我们熟悉的做法。当以爱情为主题时，基本上都用风景作背景，而且，传统的做法是，田园诗应该借助乡野景象来精雕细琢。那么，《诗经》的诗人们将这些田园主题包含在诗歌里面，这是否仅仅出于修辞上的考虑？
中国人显然是这么认为的[47]：他们认为，这些主题是“比”或“兴”，也就是说，它们显然都是诗歌表意的文学手法。但如果真这样的话，那这些诗人是多么的缺乏想像力啊！他们的想像力又是多么的单调！如果这些主题只是起修辞作用，那么，仅仅关于田园景象的选择就令人难以理解。例如：树比花要更多入诗；开花极少提及；花通常只是次要的。否则，即使花本身代表什么的话，我们用其他方法也可以发现，这些诗歌与通常的情歌是不一样的。[48]田园景象的选择并不是一个个人鉴赏力的问题，但是，即使我们有必要了解古代诗人喜欢什么样的景象，我们也不能够判断，最好还是不要太苛求我们的观察。尽管这样做也有帮助，但我们必然会问，田园主题除了修辞作用外，就没有其他什么意义了吗？
我们必须注意中国学者所说的“比”和“兴”。这些术语与其说是文学家使用的创作手法，不如说是卫道士运用的一个体系。田园景象的运用并不仅仅是简单地表达观念，或使之更能吸引人们的注意，其自身就具有道德价值。这在某些主题上极为明显。例如，鸟儿比翼双飞的景象，其本身就是对忠诚的告诫。那么，如果借助自然界的比喻（“比”）来表达情感的话，其原因与其说因为人们感知到自然之美，还不如说因为顺应自然是合乎道德的这一事实。在最初我们认为具有艺术内涵的地方，可能都包含着道德的内涵。基于这种新的见地，我们就容易理解，为什么田园主题会是如此的重要，又是如此的单一。
除了一些注释用从主题直接派生出来的教义来解释主题外，还会经常出现其他一些注释，这些注释在该主题中发现了对时间的指代。例如，如果诗句中提到开花的桃树[49]，那就表明诗歌的场景是春天，花也就被赋予“兴”的意义。这两种解释之间的差异并没有想像的那么大。能够顺应自然秩序的人，应该更进一步地效仿自然，在规定时间内行事。鸟儿比翼双飞、躲起来交尾，就是婚姻生活法则的例证；鸟儿交尾的时间也正好是人们结婚的季节。
文学家把田园主题视为历法时谚，对此我们无须感到诧异。这一看法极为支持对诗歌所作的道德诠释。当野间蔓草布满露水的时候，两个恋人还会相会吗？[50]这首诗在事实上证明了，春天已经过去了；结果就是说，结婚的季节已经结束，诗歌最终要说的是，由于男女仍然继续幽会，这表明他们所在国家的国君没有布民以善政。另一方面，如果年轻的女子，无论在清晨还是夜晚，都拒绝踏上布满露水的小径去幽会呢？[51]那就证明了诸侯的道德[52]，因此，其臣民的行为处事都符合自然秩序（“道”）。
当然，我们没有必要处处遵循注释家的解释；但另一方面，如果认为他们所运用的象征主义在其领域内完全没有依据，那也是过于武断了。显然，如果田园主题是从人们对自然的某种朦胧的诗性情感中产生的，象征主义就没有什么根基可言。但如果田园主题是从季节性仪式中产生的，那么，象征主义就有根基了。
事实上，在农业历法中，从相似俚谚中的同样日期中，我们照样可以发现这些田野主题。现存的古历还有好几种。其中有四种是特别值得我们来作一番比较的：《夏小正》[53]，这是最为古老的一种，保存在《大戴礼记》中；《月令》，[54]这是《礼记》中的一卷，出现在其他书中的都大同小异；《管子》卷三中有一部分也是一种历法[55]；最后一种是在《汲冢周书》卷六[56]。通过以上这些历法的研究，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事实。（1）所有历法都是农事历法，以俚谚来划分一年。（2）所有历法都尽力将每句谚语与天文历法上的一个日子配在一起。（3）一年的划分方法有好几种：《管子》把一年分为三十期，每期十二天（春、秋各八期，夏、冬各七期）。《汲冢周书》把一年分为二十四期，每期十五天，且每期又分三小期，每小期五天。每期都用一句农谚来表示。《月令》和《夏小正》都只是把年分成月，但在以一至两段来总括各个月的《月令》中，可以发现《汲冢周书》中用来代表十五天或五天的名称。上述这些名称也大都出现在《夏小正》中，用于每月的主题。（4）在不同的历法中，农谚并不总是指同一天。例如，《夏小正》记“孟春之月，鹰化为鸠”，而《月令》和《汲冢周书》都认为是“仲春之月”。
这几种历法的形成很容易解释：各种理论的思考，对于对称和精确的日益关注，共同激发着分类工作，最终促成了历法的产生。它们是由考据家在研究类似于诗歌中田野主题的对象时创造出来的。但这样会带来一个问题：究竟是诗人在作品中引用了历法的俚谚呢，还是历法是由歌谣的片断组成的？
读《夏小正》，没有人不被它独特的形制所震动。全文语句极短，也不连贯，最长的句子也不过三四个字，文字顺序也非常怪异[57]，注释家不得不加注，大意是说，只有假设这些文字的顺序是按照它们所代表事物对感官刺激的先后顺序来排列的，才能解释得通。换言之，“鸣弋[58]”的排序就是因为先听到鸣叫声，然后才知道是弋[59]。类似的还有其他句子[60]：“有鸣仓庚”。这种表达法在历书中看起来很怪异，事实上，《月令》中说得很简单，“仓庚鸣”。[61]《月令》才是真正的散文文体和句法。而另一方面，《夏小正》的表达法是诗歌性质的。事实上，这让我们想起《诗经》中的一句诗，也正好是这样的形式。[62]
由于在最古老的历法中发现了诗歌用语的例子，我们似乎可以合理地认为，诗歌的田野主题并非是诗歌从农历中借来的谚语，历法反而是借助田园诗写成的。但我们还是不要太草率了。诗歌的主题和历法的谚语还可能拥有共同的源头；诗人们也可能去做稽古工作，就像学者那样，利用许多谚语。在这种情况下，田园主题根本无法证明，那些诗歌的起源与学者无关；它们可能就是精练的文学家因尊重古语而写就的作品。
在孔夫子删定的《诗经》中，有一篇非常特别的诗《七月》[63]，它的地位是无与伦比的，被认为是大圣人周公在上古时所作，他的目的是要证明，统治者的美德（“王化”）足以促成人事和万物之道的和谐秩序。这首长诗是一篇诗体历书，每一行都是一句农谚，标志着一年中的一个时期。这是一种中国“岁时记”。
现在我们应该明白，这些“岁时记”绝不是学者们以诗消遣的产物，也不是学者编纂的民间谚语。这首诗是一个实体；它具有统一性，也具有意义；它具有无可置疑的仪式重要性。在一年农事终结时的收获节上，人们唱着这首歌，而且，在本诗的最后部分，还描述了这一节庆。[64]打谷场打扫得干干净净，酒坛也搬到了那里，用羊羔做牺牲，人们用犀角杯饮酒，相互庆祝，在持续的欢乐氛围中，人们开始歌唱过去一年中的“工作与时日”。毫无疑问，这些诗歌是现存的或多或少更具系统性的历书的源头，这一事实说明了何以会在历书中发现诗歌用语。反过来，如果诗歌中出现了历书的谚语，我们也有可能去推导缘由。难道我们没有被引导着认为，如同《七月》这首歌谣一样，诗歌或多或少是从季节性节庆中直接产生的？
至少我们确定了一个事实：田园主题在《诗经》歌谣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对诗歌的注释者来说（即使诗歌被认为是学者之作，而注释者也在某种程度上犯了错误），标志着季节习俗在中国古代生活和思想中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