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背景
1.变革与融合：信息技术层出不穷推动着泛在学习由理想走向现实
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为代表的颠覆性技术层出不穷，使得经济社会发展迎来新的契机和挑战，引起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2015年3月，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培育新兴产业和新兴业态”，首次将“互联网+”上升为国家战略；同年7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再次提及，“互联网要成为提供公共服务的重要手段”；9月，国务院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指出，“数据已成为国家基础性战略资源，大数据正日益对全球生产、流通、分配、消费活动以及经济运行机制、社会生活方式和国家治理能力产生重要影响”；10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再次强调要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这些政策的密集出台意味着信息化已成为当前阶段我们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
教育信息化作为国家信息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教育的创新与变革、促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撑。2016年6月，教育部颁布《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对教育信息化建设发展提出了具体的目标与要求，强调深化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融合发展，从服务教育教学拓展为服务育人全过程。2017年1月，《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进一步提出积极发展“互联网+教育”，全力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2018年4月，《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强调通过大数据采集与分析，将人工智能切实融入实际教学环境中，实现因材施教、个性化教学。2019年2月，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和《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2018—2020年）》均指出，要大力推进教育信息化，加快信息化时代的教育变革，统筹建设智能化校园，着力构建基于信息技术的新型教育教学模式和教育服务供给方式，逐步实现信息化教与学应用师生全覆盖。由此观之，信息技术已由推动教育转型发展的外生动力转化为内生力量。
随着信息技术对教育现代化进程地不断推进，人们开始重视教育的意义，并对教育提出了多种不同诉求。同时，也越来越重视自身受教育权的保障，学习权作为受教育权内涵的拓展而备受关注。为此，构建网络化、数字化、个性化、终身化的教育体系，建设“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型社会，[5]构建服务全民的终身学习体系，完善弹性学习制度，建立健全国家学分银行制度和学习成果认证制度，使人才成长通道更加开放通畅，[6]已成为新时代人们的学习诉求和愿景。由“泛在计算”衍生而来的“泛在学习”——以学习者为中心，强调任何人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能获取自己所需要的学习信息和学习支持的学习方式，与学习型社会和终身教育的价值理念一致，同时也成为建设学习型社会的目标和手段。过去，困囿于技术、资源、经济等多重因素，社会往往设立各种经济的、知识的或能力的门槛，作为开始学习或进一步学习的前提，学习供给与学习需求之间存在较大差距，学习者的学习权利较难得到有效保障。但当前，互联网络技术已从2G发展到5G，从有线连接发展至无线连接，从二维空间发展到三维空间，加上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穿戴技术、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与整体突破，学习的各种门槛开始弱化，学习的便捷性和灵活性明显增强。一个广泛存在的学习环境、个性化的学习选择、交互的学习方式、虚拟社区化的学习生态逐渐形成，任何学习者随时、随地、随意地进行各项学习活动，并获取各地优质学习资源日益变得可能。这意味着泛在学习正在从理想走向现实。因此，将研究置于泛在学习时代背景下具有可行性和前瞻性。
2.优化与转型：泛在学习时代要求面向社会之需变革高校教学管理
教育源于时代的要求，又反过来为时代服务。作为人类永续的事业，教育的生命力在于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变革。时下，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地不断加速发展，使得社会时空结构正在发生历史性巨变，其中，教育与科技的深度、跨界融合正在彻底地颠覆我们传统的教育教学，教育系统正在面临一场深刻的历史性解构、重构与创新。信息技术重构的新技术生态圈改变着知识的传播形式与教育的交往方式，带来教育教学方式的革新，推动学校从封闭走向开放。[7]正如教育家杜威（Dewey，J.）所言，“我们的社会生活正在经历着一个彻底和根本的变化，如果我们的教育对于生活必须具有任何意义的话，那么，它就必须经历一个相应的完全的变革”。[8]这场变革不再是“对传统教育模式的缝缝补补，而是在信息技术支持下促进教育流程再造”[9]。从规模上看，当前的学习格局变化可以同19世纪出现的从传统的工业革命前教育模式向工厂模式的历史性过渡相提并论。[10]
高等教育位居国民教育体系的最高层次，与社会联系最为直接和密切，在整个教育体系中起着根本引领作用。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标准分类》中，本科层次教育（Undergraduate education）属于现代国家教育树干图谱的第六层次第二阶段（授予大学第一级学位或同等学历证书）。本科层次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骨干层次，其承接与对接着研究生教育与专科教育，是一国高等教育的基础。现阶段，如何推动我国高等教育由单纯扩招的外延式向内涵式发展转型，提升本科教学质量，用亿万人民的“教育梦”“大学梦”共筑“中国梦”，成为实现教育现代化、建成教育强国的重点。教学质量提升的核心和落脚点又在于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诚如胡锦涛同志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所言，“不断提高质量，是高等教育的生命线，必须始终贯穿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各项工作之中”。[11]而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关键在于改革和创新适应新时代社会发展需求和未来教育变革趋势的高校本科教学管理。
泛在学习时代的到来，驱动着高校与网络的深度联合以重塑大学的生存方式和发展空间。高校的课堂教学、科研、学校管理等方面融入越来越多的现代信息技术，并通过打造智慧校园致力于寻求自身发展的转型。线上线下、校园内外的边界日趋模糊，大学逐渐从“有限空间”向“无限空间”转变，新的教学形态亦不断涌现：高校联盟、校企联盟、慕课（MOOC）、微课、SPOC……尤其是2020年初新冠疫情暴发时，教育部提出了“停课不停学”的应急措施，《关于在疫情防控期间做好普通高等学校在线教学组织与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各高校充分利用线上的慕课和省、校两级优质在线课程教学资源，积极开展线上授课和线上学习等在线教学活动。截至2020年5月8日，全国在线开学的普通高校共计1454所，共有103万余名教师开设107万门在线课程，合计1226万门次，涉12个学科门类，共有23亿人次学生参加在线课程学习。前所未有的全区域、全覆盖、全方位在线教学实践，加速推动我国高校全面进入在线教学时代。[12]
基于此，肩负着人才培养重任的高校，必须重新审视教与学的关系，不断变革高校教学管理模式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换言之，在由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加速发展而催生的泛在学习时代，高校教学必须突破时间、空间、内容和师资等限制发生整体性变革，应势寻变，才能满足人民群众对于个性化学习的向往，满足未来社会对劳动力素质结构的需求，从而应对未来更加复杂的社会挑战。
3.追问与反思：高校教学管理变革需要重新审视高校教学管理制度
在2018年5月底举行的“中美在线高等教育论坛”上，时任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高等教育处处长桑标提到，高教改革改到深处是教学、改到难处是课程、改到痛处是教师。回顾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的教学改革，其教学方式从强迫灌输到引导探究，学习方式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学习，教学关系也从以教为中心到以学为中心。[13]但在教学改革实践中也发现诸多现实问题，如：线上线下活动分离、混合模式和实践教学活动不落实；学习内容与工作两张皮，学以致用不落实；信息技术与教学融合不到位，人才培养模式陈旧；教与学信息不对称，教学无效性；等等。这些现实问题的存在限制着高校教学的进一步改革与发展。对此，高校本科教学管理应如何改革？应从哪里突破？如何保障其教育质量？成为当下我们亟须思考的问题。
党的十九大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写入了党章。强调治理的现代化，实际上就是强调治理观念、治理手段的动态发展特征。法治是治理的基础和保障，是治理的一种方式，同时也是一个时期、一个阶段治理观念、治理手段的集中体现。十八届四中全会上，我党历史上第一次以“依法治国”为主题并出台《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党的十九大再次重申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在此背景下，全面推进依法治教，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既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也是教育改革的重要引领和保障。教育法治确立了教育基本制度和教育治理的基本模式，也为处理教育改革发展的矛盾与问题提供了基本规则和路径，对教育事业改革发展发挥着重要的引领、规范、支撑和保障作用。[14]可见，构建科学合理的高校教学管理制度，是推进高校教学管理有序变革的基础和保障，对提高教育质量和教学管理效率，实现人才培养目标具有重要的影响。
然而，学校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每个时代的学校都带有那个时代的特征。传统学校教育教学模式是基于工业化时代技术、条件与需求形成的，现行教学管理制度也是依据传统学校的教育教学、管理所制定的。随着泛在学习时代的到来，高校的教学类型、结构、特征必然会发生改变，现有的教学管理制度是否仍能很好地规范高校教学管理，理应成为理论和实践层面关注的重点内容。因此，探讨高校教学管理制度变革是泛在学习时代的必然要求，也是推进教育现代化的关键。近年来，我国政府在系列政策文件中也屡次提及要推动高校教学管理制度更新。如：2017年1月10日发布的《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专门指出，要“着力推进教育教学改革”，“探索建立适应弹性学习、学分制和主辅修制的教学管理制度，逐步扩大学生自主选择专业、课程和教师的权利”。教育部原部长陈宝生于2016年8月31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讲到，高校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点推进工作之一，是要推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要建成将近4000门国家精品开放课程、中国大学公开课，让学习者人数超过9100万；要把自主建设的爱课程网、东西部高校课程共享联盟网等慕课（MOOC）平台，建设成为具有影响力的课程平台；推动一批高校探索在线学习、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初步建立学分认定和转换等教学管理制度，以此“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国务院办公厅在2015年颁布的《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中表明，“实施弹性学制，应放宽学生学习年限，容许学生调整学业进度、保留学籍休学双创”。《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在人才培养体制改革部分，专门提出要“推进分层教学、走班制、学分制、导师制等教学管理制度改革”。正如劳凯声先生所言，“现行的法律已经不能再稳坐钓鱼台了，它所面对的问题使它再也不能以不变来应万变了，因此我们又不能不把这一问题纳入我们的学术视野”。[15]
纵观既有的理论研究与实践，人们往往更侧重于教学方法、教学观念、教学资源等微观层面的内容，鲜少关注和重视中观层面的教学管理制度。按照制度教育学的观点，透过传统教育学的研究所阐明的都只是一座冰山露出水面的部分，即逻辑世界和理性世界。必须把教育制度作为优先目标，对制度进行现实的变革，以打破它惯有的复制链条，使之真正成为社会中所公开首肯的价值观念的维护者，才能有力探讨由于没有露出水面因而当时还看不见的那一部分对教育过程的作用。[16]换句话说，如果对教学变革、教学管理的探讨仅仅停留在技术层面，而没有制度重构的回应，那么在实践中自然无法有效地规范与保障高校教学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本研究将选题聚焦为泛在学习时代的高校教学管理制度重构，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