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权——分权：教学组织无界化使学校管理权被分化
从理论上讲，泛在学习时代是由泛在计算推动、形塑的学习型社会，因此，现代信息技术是泛在学习时代高校教学模式构型的基本前提。纵观人类发展历史，技术始终发挥着关键作用，其通过改变生产力和生产方式而助推社会形态的演变。组织理论认为学校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系统，当受到内外环境的影响变化时，学校为了适应客观发展的需要，更好地实现学校组织的目标，促进学校组织发展，会及时改变其组织形态、运行机制等。迈克尔·富兰（Fullan，M.）认为，变革的动力是对变革本质和过程的自觉认识，善于变革的人能捕捉到变革中不可预测的部分和变化无常的特点，以及能明确地寻找想法以应对和影响走向某种理想目标模式过程中的各个方面。[44]从已有研究可知，学校变革的动力十分复杂，不仅有学校内部发动、认同和支持变革并努力实施变革的主体动力，还包括学校组织特有的结构、制度和文化等内蕴的冲突所产生的组织动力，以及社会变革对学校系统提出新需求的环境动力等因素。[45]生产力发展、技术进步、社会需求变迁、学习科学的进展等内容都是学校演化进程中推动学校变革的动力。而纵观教育发展的历史不难发现，教育形态、学校形态的发展变化更是与技术发展紧密相连。文字的出现使得教育内容和教育形式得以拓展；印刷术的出现使得书籍成为知识的主要载体，促进了知识的传播和普及；以互联网为标志的信息技术的出现以惊人的速度改变着人们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工作以及学习方式，使原来受技术、资源等因素限制而形成的各种学习“门槛”逐渐坍塌。实践表明，信息技术对教育的影响首先表现为教育工具与技术或教育手段的变革，体现为多媒体等设备在学校教育中的运用，使单调枯燥的教学环境变得多样化、生动化。随着移动互联等技术的发展，其影响逐步渗透至学与教的变革，出现了自主学习、社会化学习、混合式教学、翻转课堂等新型课堂教学模式。学习突破了时间、空间的壁垒，学习形式变得多元。在科技革命与工业革命加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中，在国家“‘互联网+’行动计划，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等政策驱动下，技术的整体性突破为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教育学习方式带来了巨大变革的可能性。教育领域悄然涌现出一些新型学校，传统学校也纷纷融入信息技术致力于寻求自身发展的转型，旨在建设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泛在学习环境。换言之，在5G、大数据、人工智能、VR/AR等现代信息技术打造的智能物联网环境下，MOOC、SPOC微课等在线教学模式使受技术、资源限制而形成的传统高校教学空间（在固定的场所、规定的时间，按照一定的目的、计划，有组织的接受统一的教育）突破了物理空间限制，呈现出“无边界”特点——高校教学正在跨越（或潜在地跨越）和分解传统教学活动中的地理性、时空性、机构性边界而进行沟通与交流，高校教学组织的泛在化推动教学管理权利结构被分化与重组。
其一，学校管理权从高校场域让渡给多所教育机构共同行使。无论是古代的私塾、书院，还是现代实体学校，都淤泥于学生在固定的场所、规定的时间，按照一定的目的、计划，有组织的接受统一的教育，学生的身份与成绩认定在同一所高校独立完成。随着物联网、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融入，多种先进技术和应用交叉渗透至校园学习、科研、生活、管理的各个方面，学校空间、教室格局表现出灵活性、复合性，学校因应“为集体授课而建”转向“为个性学习而建”。学生只要按照规定的程序，如缴费注册等，就可以自主选择学习的时间、地点，并基于自身学习需求接受被认可的学校中其他教师、其他高校或教育机构甚至其他国家高校或教育机构所提供的教学机会，如高校联盟、慕课（MOOC）中国联盟等。这为学生自主自由学习，以及个性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由此，原本经由学生同意，并经注册程序取得本科生身份后，学校对其成绩认定、学习行为等教学管理活动所具有的单方面决策、执行和监督权利被部分转移或全部转移到其他高校、网络平台等不同教育教学机构。
以学生选择MOOC中国联盟的课程为例：MOOC中国联盟是在国际MOOC浪潮的猛烈冲击下，于2015年发起成立的目前我国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国内高校MOOC组织，其联盟成员包括北京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四川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电子科技大学等数百家高校。若学生所在高校已加入MOOC中国联盟，学生在进行学习活动时，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在图2-2所示的“选择学习方式”环节选择MOOC中国联盟所提供的在线课程取代本校实体课程。当在校学生经过教务处的确认，经平台审核真实姓名、学号、学校名称等身份信息，完成所选课程的学习任务，并通过参加“线上”或“线下”的综合测试后，平台将会把学生所选课程最后的综合成绩反馈回高校的相关部门，学生方可通过在线学习申请学校学分。因此，在教学模式变革的进程中，相较于传统实体高校教学中学生的身份和成绩认定在同一学校、同一课堂由同一教师独立完成的情况而言，泛在学习时代高校教学的流动性和无限性颠覆了这种传统的固定模式，学生身份和学习成绩认定从一所学校、一位教师的认定变为多所学校、多位教师认定。此外，随着学生选择自由权利的扩大，学分互认会随之产生高校课程设置、本校与他校的课程关系等问题。换言之，泛在学习时代的高校教学模式中学校管理权的权利主体也相应地从单一的某所学校走向多元的多所学校，由某一特定教师变为多位教师。
其二，师生参与教学管理决策的权利份额增大。高校开展正常的教学活动，需要将学校职权、岗位、人员等要素按照一定的形式和层次构成一个系统运行的有机整体。纵观我国传统教学管理组织，由于受工业时代技术、条件与需求的影响，其组织结构注重各主体权力在学校组织中的纵向分布和运行，教学管理与信息传递呈现出垂直层级的现状。然而，泛在学习时代的教学模式是以学生需求为中心的开放、民主、弹性的教学模式，强调学习的个性化、定制化。一方面，教学组织可以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的优势突破传统学校垂直式的管理组织结构。在这种基于泛在学习技术而构型的教学模式下，其组织构架将从纵向垂直模式转向多向交叉的互联模式，并利用大数据提供精准化的教育管理服务，建立“用数据决策、管理和创新”的新型管理机制，从而提升学校的现代化治理能力。[46]另一方面，在这种由泛在学习技术构型的教学模式中，技术可能被用来促进行为主体间的合作、加强传播并扩大信息共享，实现学校组织中各部门、机构间横向和纵向的交叉互联、协调衔接，有效避免信息的不对称。由此，管理者、教师、学生等利益相关主体将更多地参与到教学管理活动中，其主体间的关系也将由传统服从与控制关系转变成平等与协作关系，形成主体之间扁平化的无中心网状交往形态以及多对多的交互传播形式。由此，学生、教师群体在参与教学管理决策中其权利所占份额将增大，学校的教学管理权不再集中于学校管理者或某一领导手中，这就会打破原有的权利、权力制衡格局，使高校教学管理权的权利结构面临新的分化与重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