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不仅具有非常深刻的思想内容，而且包含极其广泛的研究领域。为了真正把握唯物史观，今天特别有必要加以强调的两个方面是：第一，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史观，事实上有很高的学术要求；第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要求，归根到底以把握社会现实为主旨。我们原来对“现实”这个概念理解得太过一般，好像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或者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有一些是专门关注现实的，有一些是专门研究理论的。研究现实的人可以不去关注学术，而研究学术的人则鄙薄与现实打交道。但是如果我们深入地去阐述唯物史观的“现实”立场，就会发现事实上要达到并把握“现实”，是不容易的——它需要很高的学术要求和理论要求。

从哲学史上来说，马克思的“现实”立场可以追溯到黑格尔，黑格尔第一次以一种新的方式完整地阐述了“现实”这个术语的哲学含义。大体上包括两方面：第一，他认为“现实”是实存和本质的统一，就是说它不仅仅是实存，而且还是本质，现实不是二者之一，而是实存和本质的统一；第二，黑格尔把现实性理解为在展开过程中的必然性，也就是说，现实是在历史中生成的必然的东西。由此我们知道，要深入到现实中去，要真正把握现实，这是很高的要求。现实并不是通常在感觉或知觉中就能直接给予我们的东西。在感觉或知觉中就能直接给予我们的东西顶多是实存，即一般的事实。但是，“现实”肯定不止于一般的事实或事实的集合，因为“现实”是实存和本质的统一以及在展开过程中的必然性。所以，为了深入把握唯物史观，一方面我们要突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向度和学术要求，另一方面，要明确这种学术之最根本的任务和最基本的使命，就是去揭示和把握“现实”。这两方面的结合是唯物史观的题中应有之义，因而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来说至关重要。

为了把握现实，就必须面对重大的现实问题；为了切中当今中国的社会现实，就必须深入到当今中国的历史性实践及其面临的问题中去。关于中国问题的探讨现在有很多提法，我认为“道路”的提法非常好，因为它所提示的是一个历史进程。立足于唯物史观的研究就是从社会现实方面来理解和把握这个历史进程或历史“道路”。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马克思的“现实”立场和黑格尔的“现实”概念都反对主观思想及其外部反思，这一点是非常突出的，因为他们的“现实”概念都包含严格的具体化纲领。在这里，首先需要思考的就是中国道路和马克思一般历史道路理论之间的关系。我们知道，按马克思的理论，历史道路一般来讲有三阶段论和五阶段论，特别是五阶段论影响非常大。但是马克思讲到的所谓若干阶段的历史道路理论，其真正性质究竟是怎样的？很清楚，它们不是用来裁剪现实的公式或教条，就像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它们充其量不过是一些“科学的抽象”，这些抽象只是为整理历史材料提供某种方便。如果不是使之作为“指南”来具体地研究某个现实对象的话，它们将什么意义都没有。

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创立唯物史观的时候就讲得非常清楚，所以在这里，仅举几例就非常能说明问题。第一，马克思在研究德国历史和现状的时候，从来没有认为德国人会亦步亦趋地走英法的道路，尽管英国人和法国人在当时是走在前面的。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对黑格尔的思辨辩证法批判最激烈的时候，他甚至说由于社会现实的巨大差别，德国道路的可能性乃是从它走英法道路的不可能性当中产生出来的。第二，马克思后来在给《祖国纪事》的信和《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中明确指出，他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起源时，将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仅限于西欧。甚至还说，即使在西欧，相同的前提出现的时候，也不一定有同样的结果。例如古代罗马就既有无产者，又有占有全部财富的人；但和罗马无产者同时发展起来的生产方式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奴隶制的。我们由此可以看到，对于唯物史观的历史道路理论来讲，我们在抽象粗疏地运用时究竟遗忘了哪些最根本的东西。

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主观思想及其外部反思。我们似乎很容易想象中国道路应该是西方人已经走过的那条道路。但是黑格尔在《历史哲学》和《法哲学》中曾多次谈论过一件事：拿破仑想要把法国的自由制度先验地强加给西班牙人，结果他把事情弄得一塌糊涂，结果他是不能不失败的。我们必须就此深入思考的是：法国和西班牙的社会历史差别是怎样的？而中国和西方社会历史差别又是怎样的？在此，我不想马上得出简单的结论，我是想说在这里肯定有非常重要的问题被我们大大地忽略了。我们在这类问题上往往一般采用外部反思的方式。所谓“外部反思”，哲学上讲就是只知道一般的原理，并且只知道把一般的原理抽象地运用到任何内容之上，但却从来没有深入到具体对象的实体性内容本身中去。外部反思因而属于典型的主观思想。有一件事例，我们大家都知道，而且知道它的后果很严重。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些留苏归国掌控党的领导权的知识分子，有一口流利的俄语；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经典倒背如流；对俄国的经验崇拜到五体投地。因而他们认为中国革命的道路就是“中心城市武装起义”，但结果却是一次次的失败。在这里，你不能说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是错的，也不能说俄国的经验是错的，但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进行暴力革命，根据俄国的经验进行中心城市武装起义，为什么事情却一次又一次失败，而且这失败的代价是如此巨大。最后中国共产党人终于发现，对于中国革命来说，真正的中国道路不是中心城市武装起义，而是“农村包围城市”。只有在这时，才算摆脱了主观思想的外部反思，才实际上深入到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中去，才依循这一现实的内容而形成了把握中国革命道路的具体化。由此可以看到，唯物史观关于历史道路理论的要义本质上包含着各个层面的具体化，离开了这样的具体化，正如恩格斯所说，唯物史观就立即转变为它的对立物。外部反思是一种很糟糕的情况，它只知道把抽象原则先验地强加到一切内容之上，所以黑格尔很正确地把它称之为“现代诡辩论”，认为它不过是浪漫主义虚弱本质的表现。

在今天中国的知识界，外部反思依然盛行，只是先前的教条主要来自苏联，今天的教条大多来自西方。为了纠正这种从属于主观思想的外部反思，就必须从社会现实出发去理解和把握中国道路。这意味着我们要全面地掌握唯物史观的原理及其整个具体化纲领，并使之在研究中加以贯彻。这并不是说我们不要对外学习，恰恰相反，我们要学习，而且必须学习。但为了使学来的东西成为能思的和批判的，就必须深入到中国的社会现实中，必须知道我们社会生活的实体性内容是怎样的。如果遗忘了这样的内容及其具体化，那就同样是在犯主观思想的错误，就仍然只是在采取外部反思的方式。马克思在写《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时那么专注认真，一再改动，还曾专门去搞民族学和历史学研究，这是大有深意的。这牵涉到我们对中国道路理解的一般原理及其具体化，因此从具体“现实”的角度对中国道路进行分析，必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任务和思想任务。

举例来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如何必然地取得社会主义的定向，这是需要从中国的社会现实方面好好下功夫去加以研究的。现在出现了许多假设历史的主观想法，似乎历史本来应当迎合这种主观想法的，并且迎合了这种主观想法的历史道路将是“更好的”。例如有人说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失败仅仅是军事失败。什么叫军事失败？意思是说，它既不是政治失败，也不是社会失败，而只是极其偶然的军事失败。但我想只要深入到当时的社会现实中，我们马上就会发现这个话说得实在太庸浅、太浮薄了。那么，我们应当怎样来理解下述问题：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为什么必须由一场社会革命来奠基，而这场革命为什么最终采取了新民主主义一社会主义的定向？为了真正回答这样的问题，只有从社会现实的立场出发去思考才是可能的。我认为费正清在写《伟大的中国革命》的时候，是体会到某些特别属于中国道路的东西。他说杜威当年来访问中国的时候跟他的学生胡适说，中国的情况很糟糕，军阀和现代教育不可能并行不悖，这当然是对的。但费正清补充说，他研究中国革命得出的结论是：美国的自由主义和中国革命不可能并行不悖——对于中国革命来说，他们所需要的不是杜威的教义，而是某些别的东西。那么，这些别的东西是什么？这些别的东西为什么对中国革命的进程特别是其社会主义定向起了决定性作用？这正是我们要从社会现实来把握中国道路的问题。主观思想和外部反思根本无从把握这样的问题，甚至连这样的问题都提不出来。

这就显现出唯物史观的必要性和重大意义。我希望我们能够用唯物史观的“现实”立场来对中国道路进行一些更加深入的研究，而且我认为在这个领域中，会有非常丰富的内容和主题，会有无限广阔的空间和前景。因此，上海市哲学学会的一些资深学者以唯物史观的视域来开展对“中国梦”的研究，可以说是一个值得高度赞许的探索，它不仅具有理论学术的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梦”确实是一种理想，一种目标，一种愿景，但这样的理想、目标和愿景又是和中国自近代以来的历史道路本质相关的，是根植于这一历史道路由以展开的社会现实之中的。如果说“中国梦”的实现唯在于它立足于中国道路的现实性，那么，通过唯物史观来理解和把握这样的现实性，就会是非常必要的了。这部著作关于唯物史观和中国梦的讨论，应当成为一个积极的开端，由此使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对中国社会现实的研究充分地结合起来。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