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的文化创新意义
由于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了悲剧性结局，在客观上催生出了“中国梦”这样的民族想象，中国的有识之士不得不去探寻一条使中国复兴并崛起的一条道路，即中国道路。
中国道路的实际路径是：最初，从经验层面出发，人们认为中国的失败是器物的失败，于是先有了洋务运动，试图走西方的坚船利炮之路。但是随着人们对西方了解的深入，发现西方的先进不只是在器物方面，制度与文化也自有其特色，于是后来又有了维新变法之举。但是，洋务运动未能挽救中国的颓势，变法也失败了，国家的状况一天天坏下去。
进入20世纪以后，中国人终而找到了问题的症结之所在，即文化精神的落后。从文本说，中国人也并非完全不能认识到文化创新的意义。《周易》中早就有过“与时偕行”的思想，儒家思想中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13]之说，法家代表人物商鞅也提出过圣人“不法其故”“不循其礼”，“三代不同礼”[14]的思想。以文学而论，明人袁宏道说得好，“秦汉而学六经，岂复有秦汉之文？盛唐而学汉魏，岂复有盛唐之诗？唯夫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15]，但是，由于中国文化长期的封闭性，以及封建统治阶级的维持稳定的需要，使得中国文化的创新未能以常态形式而不断飞跃。
斯塔夫里阿诺斯一方面承认中华文化的价值，另一方面则说，中国的传统文化“使它成为保持各方面现状的极好工具。最终，导致了处处顺从、事事以正统观念为依据的气氛，排除了思想继续发展的可能。这一点有助于说明为什么中国尽管最初在发展造纸、印刷、火药和指南针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但后来却在技术上落后于西方。”[16]
1876年2月20日的《纽约时报》发表题为《四书五经维系清国灵魂》的文章称：“我们从清国人那麻木、呆板的面孔上看不到任何的想象力。在人类智力发展的过程中，他们是世界上最教条的人、最刻板的人。个人如此，整个民族更是如此：冷漠、很难脱出既有的条条框框、缺乏进取心、厌恶一切创新和改革。”[17]话说得不无刻毒。但1840年中西方文化碰撞所发生的悲剧性结局，不能不说与中国文化创新不足有关系。
由于认识到唯有文化创新才可以解决中国发展的道路问题，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一最大的文化事件发生了，新文化运动一方面彻底反思中华文化的历史惰性，另一方面睁开眼睛面向世界，向西方寻求现代化这一文明新式样。由于这一创新，持续近两千年的思想专断的局面被打破了，充满创新精神的中国思想与中国话语为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新的精神动力。
历史的实际展开要比人们的想象丰富多了，复杂多了。20世纪初的中国在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时，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戏剧性情节，那就是统一板块结构的西方文化逐渐缩小到马克思主义这一块。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国人从西方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但在此期间的1917年，世界发生了俄国革命，这场革命给中国人送来了一样新的东西，即马克思列宁主义，它取代了其他西方思想。
经过28年的奋斗，1949年——在中国革命胜利的前夜，毛泽东和所有的中国共产党人、中国现代的革命者一道触摸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土地上结出的果实，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文化自豪情怀，他说，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种思想，与西方资产阶级的所谓“高度文化”相比较，不知要高出几多倍。其明效大验，就是和中国旧的封建主义文化相比较可以傲视为“高度文化”的那种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一遇见中国人民学会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文化，就打了败仗，“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18]
如果说，在以西方文化指引中国道路的过程中，很快就暴露出文化移植的复杂性和局限性，于是中国的先进分子弃一般的西方文化而取马克思主义这种文化，但马克思主义只是作为另一种意义上的“西方文化”——本质上也是外来文化，而进入中国的，那么，文化移植的复杂性和局限性在马克思主义身上就完全不存在吗？或者说，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能够完全依靠马克思主义这一外来思想而成功吗？中国共产党人灵活地掌握了辩证法，以不断创新的态势来解决面临的问题，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道路的文化创新意义得到更高的提升。
毛泽东在1920年第一次读了《共产党宣言》之后，知道了人类社会在进化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了阶级和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他回顾自己思想的这段变化过程时说：“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19]实际上，毛泽东在这里已经接触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方法问题，即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只是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不可能提供解决各个国家的具体问题的方案。马克思主义在一个国家的运用，必须结合这个国家的具体国情，不能教条主义地搬用。
1938年1月，学者梁漱溟访问延安，与毛泽东有过深入的交谈。梁氏对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表示怀疑，他认为，中共革命的致命问题是发生于外部，而非内部。他认为中共不了解中国社会有其特殊构造，与欧洲中古、近代社会均非同物，只拿外国办法到中国来用，造成了中共过去十年劳而无功，仅靠军队维持党的生命。
在与梁漱溟的思想交锋中，毛泽东坚持中国问题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普遍性之吻合，算是回答了梁氏对马克思主义的质疑。但是，中国有无自己的特殊性，中国的特殊性是否应该改变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形式，毛泽东对此其实一直在考虑。就在当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20]
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必须中国化？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这不是来自于纯粹理性的胜利，而是全盘西化的教训所致，这就是毛泽东1940年所言，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由于五四运动时过于极端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惯性，[21]引发了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与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冲突，造成了不良后果。
1941年9月，毛泽东在中央党风学习专题会议上作了关于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他指出，立三路线和苏维埃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都是主观主义，现在延安的学风就是主观主义的，党风则是宗派主义的。粉碎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方法，首先要认清其严重性，“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22]
1943年，毛泽东在几篇批判“左倾”路线的笔记中写道，“我们老爷的‘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是不顾时间、地点与条件的”，“其特点是夸夸其谈，从心所欲，无的放矢，不顾实际”。“谁要是在时间、地点与条件上面提出问题，谁就是‘机会主义’”，而他们却“只知牛头不对马嘴地搬运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搬运共产国际，欺负我党与中国人民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水平与对于中国革命实践的认识水平的暂时落后而加以剥削”。毛泽东因此慨叹：“我常觉得，马克思主义这种东西，是少了不行，多了也不行的。中国自从有那么一批专门贩卖马克思的先生们出现以来，把个共产党闹得乌烟瘴气，白区的共产党为之闹光，苏区与红军为之闹掉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吃了马克思主义太多的亏。”[23]
可以说，教条主义之祸害就是共产党内部的全盘西化之后果，而纠正的办法就是运用中国的现实诉求和中国文化精神改变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存在形式。事实上，毛泽东将“造反有理”、“实事求是”等中国话语成功地改造成为马克思主义命题，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话语对接，对中国民众产生了文化的内聚力功能。
邓小平在1980年代中期也曾经说过：“如果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分信仰，或者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自己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中国革命就搞不成功，中国现在还会是四分五裂，没有独立，也没有统一。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24]应当注意到，邓小平在这里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自己的实际相结合”与“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分信仰”相提并论的，这就是说，中国共产党选择马克思主义文化并不是袭用他人的陈套，而是经过了自己的创造性加工，这就是一种文化创新。
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道路也是充分显示着文化创新意义的。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邓小平第三次复出，面对当时禁锢人们思想的“两个凡是”，邓小平在1978年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深刻地阐述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基本观点，批评了个人崇拜，教条主义和唯心论，号召要“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25]后来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更是强调：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改革创新精神表现为一种突破陈规、大胆探索、勇于创造的思想观念，表现为一种不甘落后、奋勇争先、追求进步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表现为一种坚韧不拔、自强不息、锐意进取的精神状态。3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以及其他各方面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全面推进，改革创新成为时代的最强音，成为社会发展的潮流。正是因为改革创新，社会生产力获得了极大解放，中国以世界上少有的速度持续快速发展起来，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辉煌成就，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
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的事实证明，中国道路的成功就在于：文化创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激发了人们的创造力，中国人既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也敢于走他人没有走过的道路，改革创新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精神动力，唯此中国梦才能最终实现。
[1] 《说苑·指武》。
[2] [法]埃德加·莫兰：《迷失的范式：人性研究》，陈一壮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0页。
[3] [法]埃德加·莫兰：《迷失的范式：人性研究》，陈一壮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0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26页。
[5]《文化哲学》，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3页。
[6][英]亨·贝内特：《英国庄园生活：1150—1400年农民生活状况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5页。
[7][美]威廉·巴雷特：《非理性的人：存在主义哲学研究》，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92页。
[8][美]威廉·巴雷特：《非理性的人：存在主义哲学研究》，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94页。
[9][德]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58页。
[10][美]G.F.穆尔：《基督教简史》，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33页。
[11] [德]海涅：《论浪漫派》，载《海涅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9—40页。
[12] [法]埃德加·莫兰：《反思欧洲》，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0页。
[13] 《礼记·大学》。
[14] 《商君书》。
[15] 《叙小修诗》。
[16]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17页。
[17] 郑曦原：《帝国的回忆》，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01页。
[18]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6页。
[19]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1—22页。
[20]《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21]毛泽东在1942年的《反对党八股》中明确指出“五四运动本身也是有缺点的”，党八股是五四运动消极因素的延续。
[22] 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27页。
[23]转引自杨奎松：《革命：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3页。
[2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页。
[25]《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