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文明观
作为一个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的约翰·贝拉米·福斯特曾提出两个令人瞩目的论断：其一，在当今世界上唯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才能真正成为人类克服生态危机、建设生态文明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为人类解决生态问题提供了大量的思想资源；其二，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观点直接导源于他的唯物主义，特别是他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如果否定或者抹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本质，那么也就会无视马克思的生态理论的实质与意义。[1]福斯特的论断鲜明地指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生态文明理论的一致性。
第一，马克思的生态观点直接建立在他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基础之上，直接体现在他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一系列论述之中。
生态理论首先要回答的是究竟如何看待我们周围的生态环境，即如何看待外部自然界以及如何看待人自身？马克思的生态观点正是基于对周围的生态环境，即外部自然界以及人自身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而提出的。
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书中，马克思就明确指出：“无论在人那里还是在动物那里，类生活从肉体方面来说就在于人（和动物一样）靠无机界生活”，“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是表现为这样的普遍性，它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2]在这段论述中，马克思明确地表达了这样几点：其一，人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其二，人类必须尊重自然界的客观存在；其三，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同自然界相联系，因而不能违背自然规律。按照马克思的论述，不仅人的物质生活离不开自然界，即需要自然界提供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而且人的精神生活也得靠自然界的恩赐，因为“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3]
以上三点正是马克思生态理论的基点。马克思的生态理论把尊重自然的客观存在性与尊重自然的规律性联系在一起，要求人类在面对自然界时必须时时处处遵循它的规律性，强调这是与自然界打交道时的一个基本准则。
诚然，人的生活离不开自然界，但自然界往往并不是现成地赋予人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而需要人发挥主观能动性，通过社会实践活动主动地、创造性地去改造自然。马克思认为，“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4]这里所说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即实践活动，“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5]“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6]现实的自然界就成了经过人改造过的自然界，成了“人化了的自然界”，成了人的劳动的产物和历史的产物。在我们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费尔巴哈不懂得实践的作用时指出：“费尔巴哈从来不谈人的世界，而是每次都求救于外部自然界，而且是那个尚未置于人的统治之下的自然界。但是，每当有了一项新的发明，每当工业前进一步，就有一块新的地盘从这个领域划出去，而能用来说明费尔巴哈这类论点的事例借以产生的基地，也就越来越小了。”[7]在这段话里，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费尔巴哈看不到在人类作用下的自然界已经不是离开人的世界了，自从人类产生尤其是大工业生产发展起来以后，在我们周围，费尔巴哈所说的那种纯粹的自在自然的领地已经越来越小了。
然而，马克思坚持的是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因而在马克思看来，物质条件作为人类活动的前提而存在，必然处处限制着人的活动，在自然界面前，人的自由只能是相对的。当马克思指出人是一种客观存在的自然物之时，实际上也就等于承认人的活动必然受客观规律首先是自然规律的制约。人类倘若无视甚至违背这种客观必然性和有限性，将会碰得头破血流。如恩格斯所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8]恩格斯以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为例，指出，当地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毁灭了森林，但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而成为不毛之地，⋯⋯”[9]
马克思唯物而辩证地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不过，马克思认为，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大致经历了三种历史形态：从古代人类对自然的“敬畏”，到近代人对自然的“征服”，再到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根据马克思的设想，只有到了共产主义阶段，“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10]这就是说，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是自然主义（唯物主义）和人道主义的高度统一。自然主义把自然界视为世界的唯一真正的基础和本体，人也是自然物之一；人道主义则强调人是世界的真正主人，是社会历史上一切创造物的主体本质和基础。二者是完全一致的。充分发展了的完备的以自然界为基础的唯物主义，应该以人为中心；而充分发展了的完备的人道主义，应该把人本身首先视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与唯物主义一致。马克思在此所表达的人和自然的和谐关系正是生态理论所主张的重要观点。从马克思的这段论述中，我们同样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共产主义与生态文明在本质上是一致的。第二，马克思的生态观点的核心是强调不能离开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来观察生态问题。只要资本主义的利润至上原则仍在起着支配作用，就存在着产生生态危机的根源。
由上所述，马克思把人和自然的和谐统一视为一个历史过程。根据马克思的观点，人类在从人和自然的原始和谐达到人和自然辩证和谐的历史阶段之前，经历过一段人和自然相分裂的历史阶段。在这一历史阶段，尤其是随着资本与科学的相结合，一方面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却极大激发了人们征服自然、统治自然的欲望，以至片面地追求经济和财富的增长，无限制地掠夺自然资源，企图使自然界成为服从于人类的奴隶，从而导致生态系统的破坏。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在分析“异化劳动”诸种表现的同时，分析了人和自然关系的异化表现。马克思认为，劳动者通过自己的劳动，把自身的力量对象化到一个外部对象上去形成产品，必须以自然界、外部的感性世界为前提。自然界、外部的感性世界在双重意义上为劳动提供生活资料：一是“劳动的生活资料”即“生产资料”；二是维持劳动者生存所需的生活资料。劳动的目的，正是占有这两种生活资料，占有外部感性世界。然而在异化的雇佣劳动关系下，“工人越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占有外部世界、感性自然界，他就越是在两方面失去生活资料”，“工人在这两方面成为自己的对象的奴隶”。[11]在此，马克思从分析异化劳动的第一个表现：劳动者与他们的劳动产品的异化出发，进而得出劳动者同整个自然界、整个外部世界，同一切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异化关系。马克思的这个分析，内在地包含着这个思想：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关系不仅导致异化劳动的产生，而且导致人（劳动者）与自然界之间关系的异化。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关系是导致人（劳动者）与自然界之间关系的异化的根源。可见，马克思提出劳动的异化时，总是与自然的异化的概念紧密相联。马克思的基本思路是，资本造成了人的严重异化，而与人的异化直接连在一起的不仅是劳动的异化，而且还有自然的异化。这是非常重要的思想，而过去人们却往往忽略了蕴含在马克思著作中的这一生态思想。
马克思通过对“资本”本性的分析论证了以上观点。马克思认为，正是资本的效用原则和增殖原则这两大属性成为产生生态危机的根源。资本的效用原则使自然界丧失了自身的价值而成了一种单纯的工具，而与效用原则连在一起的是资本的增殖原则，又使自然界的这种工具化变得越来越严重。资本追求的是无限的增殖，从而它对自然的利用也是无止境的，甚至是掠夺性的、破坏性的，并发展到不计后果的地步。
马克思所说的资本的“效用原则”在一定意义上也可说成是资本的“金钱原则”，在资本眼中的效用就是能赚钱，资本把世界上的一切都与钱联系在一起，自然界当然也难以逃脱金钱的魔爪。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有这样一段论述清楚地说明了这个问题：“如果说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一方面创造出普遍的产业劳动，即剩余劳动，创造价值的劳动，那么，另一方面也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资本“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一切以前的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真正是人的对象，真正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资本破坏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12]
这就是说，其一，既然资本总是在有用性的意义上看待和理解一切存在物，当然它也要在有用性的意义上看待和理解自然界。如果说在资本来到人间之前，人类对自然界还有崇拜的心理，那么自此以后，自然界也就成了“真正是人的对象”，“真正的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一种“自为的力量”。其二，以资本为中心的生产，即资本主义生产具有无限扩大的趋势。追求最大程度的利润，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动力与目的。它将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的因素，包括来自自然界的因素，以至不顾自然的有限性和规律性而无止境地掠夺、压榨，实现资本的利益最大化。因而生态危机的产生显然与资本的扩张是直接相关的。
第三，马克思把生态问题的解决与生产方式乃至整个社会的变革紧密联系起来，认为解决生态问题的最终出路是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为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在马克思看来，人和自然关系的处置方式是以人和人的关系方式基础的。人和人的关系决定着人和自然界的关系。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相互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13]
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决定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必然按照资本的逻辑，在资本逻辑的统治之下，人和自然之间不可能真正达到和谐统一。从这个意义上说，消除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是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突破资本的逻辑，建立以人的全面发展，以满足人的物质需要、精神需要的生态需要为根本目的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是消除生态危机的最佳选择。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14]这就是说，共产主义不能只看到物而忽视人自身，共产主义不能单纯通过物的扬弃而要通过对异化了的人自身的扬弃而得以实现；共产主义生产的目的也不是单纯占有物，而是实现人的解放，即“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这是马克思共产主义概念的首要意义。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条件下的生产，同私有制条件下的生产的根本区别在于：它是为了人的生产，而不是为了得到资本、财产。人们生产物质对象就是生产人，就是生产自己和别人，人们相互生产着。人与人之间克服了对立状态，达到了和谐统一。在这样的生产关系中，人和自然的矛盾也得到了解决。马克思指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自己的人的存在，并且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15]马克思在此所说的“社会”即指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这段话的意思是：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中，自然界与人才达到和谐统一，自然界才真正成为人存在的基础，具有人的意义；整个外部世界对于人来说，才不是异己的东西。人和自然的矛盾得以真正解决。在此，马克思实际上表达了一个重要思想：真正的生态文明时代就是共产主义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