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中的“中国梦”
中国梦既是中国国家综合实力的反映，更是对未来发展目标的展望。在中国梦中有三个要素是必须重视的：一是5000年的中华文明构成了中国梦的文明之根；二是170年来的马克思主义构成了中国梦的信仰之魂；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70年来世界发展进步的成果构成了中国梦的宝贵经验。[23]这三个要素要求我们把中国梦放到全球化这个宏大历史进程中思考。因为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中国与各国的关系更加紧密，正如有西方学者指出的：“还从没有一个潜在的超级大国像中国这样崛起在一个相互联系异常紧密的世界，全球规则和机构覆盖了国际联系的每个角落。”[24]
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和全球化的视角看，资本全球扩张的逻辑与中国梦的中华文明之根必然发生冲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蓬勃发展，极大地改变了各民族文明发展的条件，“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25]对中国，除了把它变成殖民地半殖民地，还企图和主张在文化上全盘西化。但有5000年文明滋养的中国人有强烈的文化自信。中华文明具有追踪时代精神，包容各种文明，激发中华民族创造活力的能力。正如历史学家陈寅恪指出的：“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两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26]正是在中西方文明冲撞过程中，以完成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中所主张的以“双重任务”回应“双重使命”，实现全球化中的中国梦。
殖民主义的“双重使命”就是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中明确指出的，英国侵略印度的双重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27]马克思这里分析的是英国侵略印度的情况，实际上论述了资本全球化扩张的本质和趋势，因而同样适用于中国。马克思曾希望通过一场伟大的社会革命来应对双重使命，推动社会进步。“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怪那样，只有用被杀害者的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甜蜜的酒浆。”[28]面对殖民主义的“双重使命”，马克思主张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必须以“双重任务”来回应。这“双重任务”就是：一方面，对于殖民者以破坏主权奴役人民的血腥形式所完成“双重使命”，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必须动员起来坚决抵抗，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另一方面，殖民者带来的先进的生产方式，殖民地半殖民地又必须虚心学习其先进文明，包括扬弃了这种先进文明的更先进的社会文明。[29]但是，如果不掌握历史唯物主义，没有世界历史和全球化的视野，要完成“双重任务”是根本不可能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侵略、剥削，极容易引起人们的仇恨。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压抑着的、鸦片战争时燃起的仇英火种，爆发成了任何和平友好的表示都未必能扑灭的愤怒烈火。”[30]当人们带着“愤怒烈火”，肯定不会虚心学习西方先进文明。今天的世界与马克思生活的世界当然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完成“双重任务”仍是我们的责任。坦率地说，两次世界大战之后遍及各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都以不同形式在完成“双重任务”，但至今还不能说彻底完成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实现中国梦，也是为了完成“双重任务”，即既要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又要学习各种先进文明包括扬弃了这种先进文明的更先进的社会文明。
既然实现中国梦就是为了完成“双重任务”，既然完成“双重任务”离不开与学习世界文明的关系，既然世界文明与西方国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实际上就说明了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全球化。而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中国梦，当前必须注意同西方的以下几点关系。
首先是意识形态，比如冷战思维。冷战早已结束了，但在西方某些人头脑中却顽固地存在着冷战思维，他们把社会主义描述成邪恶的，会破坏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他们曾把苏联看成是主要对手，苏联解体后，又把中国看成他们新的对手。对中国的种种发展，习惯用冷战思维进行无端指责，甚至认为中国是个不正常的国家。所以，对于中国梦，他们会产生种种联想。
其次是国家利益。现代国家之间由于利益的不同，关系极其复杂。近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长期是世界经济政治秩序的主导者，但每当有后发国家兴起，他们就会有挑战感。于是西方发达国家就会运用自己的力量，在国际组织运行和国际规则的制定方面，尽量压缩后发国家的发展空间。所以，中国梦的实现过程，西方发达国家与中国之间冲突也就不可避免。
第三是道德观。由于近代以来西方在经济、技术、制度等方面处于领先的地位，这使他们在道德上也产生了优越感，喜欢用自己的标准来衡量他国，自然而然形成了“西方中心论”。把自己放在世界经济政治秩序主导者的地位，用他们那套西方标准作为批评甚至干预他国内政的依据。面对中国梦，他们必然会从他们那套道德观的高度，指手画脚评论一番，对此必须警惕。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6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4页。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38页。
[5] 张宇：《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理论及其从经典到现代的发展》，载俞可平等：《全球化与全球化问题》，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66页。
[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86页。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3页。
[8] 黄皖毅：《〈资本论》中的世界史观探析》，《唐都学刊》2003年第3期。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4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页。
[11] 叶险明：《“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与全球化的本质及其发展趋势》，《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9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0页。
[14] 吕世荣：《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29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6页。
[16] 杨雪冬：《西方全球化理论：概念、热点和使命》，《国外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
[17] M.Featherston，Global Culture：Anintroductions，Theory，Culture and Society，Vol.7， 1990.
[18] 陈立新：《马克思关于全球化存在理由的追问》，《武汉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19] [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3页。
[20] [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56—57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8—89页。
[22] 周敏凯：《马克思“世界历史”观、全球化进程与社会主义运动》，载俞可平等主编：《全球化与全球化问题》，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211—212页。
[23]王铭玉、余江、李强：《大国之梦与生态文明——基于美、欧、中的比较》，《南京社会科学》2013年第9期。
[24][美]尼娜·哈奇吉安等：《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新动向》，《参考资料》2010年1月20日。
[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页。
[26]陆建东：《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57页。
[2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86页。
[2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91页。
[29] 庄树宗、庄锡福：《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3年第7期。
[3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