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的认知理性和“中国梦”的选择
主体的认知理性对选择的发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第一，首先要说明的是，不同的认知结构和认知状态对选择的机会有不同的反映。如对效用的认识。选择者对于利益和损失的独特的兴趣、感觉或反应叫作效用。效用实质上代表决策人对于风险的度量。对效用的认识不同，自然对选择的机会有不同的反映。如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选择，选择之初，许多人是不理解的，甚至认为是“资本主义复辟”，但当我国不断取得新的经济成就后，他们才认识到这一体制的大效用。
第二，不同的认知结构和认知状态，对同一机会所做的选择往往会不同。在现实世界，单线因果关系只是因果关系的一种特例，而多因多果的现象则是大量存在的，所以，选择往往是在一定的可能性空间中作出的，在同一个空间中，哪一种可能性被转化为现实性，就完全取决于主体的认知水平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究竟是“克隆”苏联模式，还是“创建”中国模式，还是选择其他模式，当时的确存在多种可能性。如果我们追溯这一历史过程，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算起，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选择了改革开放的道路，总共经历了三十年的漫长认知过程。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照抄、照搬”苏联模式，到决心探索中国人自己的路。由于认知结构没有更新，结果原以为“大跃进”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产物，却实际上不自觉走上了原苏联走过的“工业化”赶超西方的老路。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之路都没有摆脱斯大林模式与体制窠臼。只是到了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才峰回路转，找到了中国特色现代化建设的正确之路。由此可见，认知结构与认知状态对历史选择的重要作用。
第三，同时，不同的认知结构和认知状态，使同一机会选择的成功率呈现不同水平。认知主体的认知机构和认知状态所具有的局限性，又可以使主体不能“同时”认知整个社会系统的自然状态而产生片面性。认知主体的阶级偏见和派别偏见都会造成认识畸变与模糊。
正确的历史选择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主体的认知理性在历史选择中的能动作用的发挥，主要体现在对目的的科学认知与实现目的的行动路线的正确选择。
关于目的，恩格斯曾指出：“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1]人的一切历史活动都是人的主体活动，无论人作为认识主体，还是实践主体，都离不开人的目的。动物乃至高等灵长类动物为了生存下来，它们也许有意识（动物意识），但并无目的。“意识”和目的有根本的区别。人的社会历史活动的最重要特征，就是人们在社会中是有意识有目的地进行活动的。因此，在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目的范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提出目的和实现目的是历史活动主体的本质特征。目的的产生自然是与需要联系在一起的。需要与利益从古代起就被公认为人类活动的基本动力。显然，在古代，对需要的理解带有唯心主义与神秘的色彩。需要早在动物阶段就产生了，它成为一般动物行为的决定因素。按照恩格斯的说法：独立的反应能力正是在这里形成的。
需要发展中的根本飞跃是同需要的崭新体现者——人的产生分不开的。自人类社会产生之后，需要才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即社会存在需要的出现。如果说，在肉体存在的需要方面，人与动物没有什么大的区别的话，那么社会存在的需要则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社会存在的需要如道德需要、审美需要等等，随着人类的发展需要而渐次产生，这类需要在人的生命活动中具有日益重要的意义。社会存在的需要或者说需要的这种社会性质，动物是没有的，而行动的动机正是由需要引起的，人的行动和动物的行动之间的区别，在于除了以物体的自然特性为目标，还存在着以物体的社会作用为目标，因此，提出目标和实现目标是历史活动中的主体的本质特性。
所以说，人对自身需要的自觉认知，表现为主体的向往与追求，是人作出这样那样历史选择的内在动因。由此，选择总是指向一定的对象，其中包含着人对这一特定对象的关系的认知，显示人期望实现有效占有对象的向往。因此，目的是一个以主观性与客观性、超越性与现实性、发展性与实然性为基本矛盾的范畴。“中国梦”的提出，也就是一个发展目的的提出。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上述三对矛盾的合理解决。所以说，主体的认知理性的发展程度，直接关联着“中国梦”的实现程度。从历史选择而言，一个政党或领导集团合理目的的确立有赖于对所处环境的正确认知。环境，既包括对自身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的认知，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水平、文化传统、社会心理、民众组织程度及认同程度等，也有赖于对选择者自身条件状况的认知，即自身人员的数量、质量及实践能力与影响力的实际状况的认知；最后是对操作方法和手段的正确认知，正如过河需要桥或其他摆渡工具，否则，再合理的目的也是无法实现的。
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自鸦片战争以来孜孜不倦追求的目标，在中共十八大闭幕的当月，习近平总书记用“中国梦”将之作了集中概括，得到全党全国广泛认同与响应，自此，为“中国梦”的实现而奋斗，成为我们新的奋斗目标。
对“中国梦”实现之路的选择，就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选择。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日益深化与具体化的结果。新中国65年的奋斗历程，65年的艰辛跋涉，新中国走过的正是一条为实现梦想而不断调整航向的探索之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说：“这条道路既不是‘传统的’，也不是‘外来的’，更不是‘西化的’，而是我们‘独创的’，是一条人间正道。”
回溯历史，建国65年来的几次重大历史选择，均是我党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20世纪历史课题的认知不断调整、明确方向的结果。
第一次重大选择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当时的苏联模式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苏维埃政权的强大而对我国发生深刻的影响，“苏联老大哥”成为那时普通百姓的口头禅。以“老大哥”为榜样，在用了3年时间恢复国民经济之后，1952年，党中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与总任务，即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以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其实质是通过农村的合作化和城市工矿企业的公私合营，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当1956年胜利完成了总任务后，在“苏联模式”所宣扬的公有化程度越高就越是社会主义的观念影响下，大力提高公有化程度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不二选择。由此，1958年的农村“人民共社化”运动以及1966年随着给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定息”付清，公私合营全部转变为全民所有的国营工商业。此时，看似成功的道路，隐含着“左”的片面性的危险。这一“左”的错误思想，在当时国内外形势的裹挟下，以“斗私批修”为口号，“以阶级斗争为纲”，居然发展为1966年到1976年的“十年动乱”，国民经济一度到了崩溃的边缘，中国的社会主义面临着生死存亡的抉择。
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65年来的第二次重大历史选择。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反思在社会主义问题上认知理性的迷失，得出一个重要结论：我们的最大教训是没有完全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随之，提出一系列重要论断：如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历史定位的问题，认为我国不是如马克思设想的在后资本主义社会即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而是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设社会主义，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认知理性对我国社会的历史时空区位的正确判定；又如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能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此基础上，还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这是认知理性对现代经济发展规律的正确判定。正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拨乱反正，选择了改革开放，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使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是一组令人惊叹的数字——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规模翻了四番；国内生产总值由不足万亿元到40多万亿元；城镇化率达53.7％；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20％。自1981年以来，中国贫困人口减少6.6亿，占世界脱贫人口的70％以上，被世界银行赞为‘史无前例’。”[2]有学者集中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经济方面具有的显著而重要的特点：“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新型市场经济体制；渐进式的改革方式或过渡方式；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相结合的对外开放模式；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相互协调、良性互动、深度融合的经济发展道路。”[3]
但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我国社会原有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区域间、社会各阶层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也日益浮出水面，按西方标准计算的基尼系数，超出了公认的危险节点，新形势、新问题摆在了新领导面前。改革进入深水区，肉都吃光了，现在剩下了骨头。这是65年来，党面临的又一次重大选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又一次在中国社会发展的紧要关头，作出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是6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所作的第三次历史选择。全面深化改革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成为中国共产党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觉认知的最新理论成果。这成为“第五个现代化”的主要内容，也是全面深化的总目标之一，成为统领全面深化改革，指导攻坚克难的行动指南。由此可见，实现“中国梦”——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离不开认知理性的成长与发展的。正是这一认知理性的成长与发展使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纷繁复杂、日新月异的国内外形势中，选择了一条既符合世界发展大潮又符合中国具体国情的道路，使“中国梦”得以逐步梦想成真。就以十八大后全党提出的国家治理现代化而言，以前提出的“四化”即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这里也包含着机械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的内容），主要是从生产力和物质基础层面探索现代化的，而第五个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主要从上层建筑和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的层面探索现代化的要求。这说明，中国共产党对于现代化的整体把握更加深刻，达到了新的境界。这是认知理性在当代发展的重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