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梦”内蕴个体性与人民性的辩证统一关系
如前所述，中国梦是每个中国人的梦，是“具体而微”的个人梦，因此其中蕴含了个体性；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所以其中又蕴含着深刻的人民性。中国梦所内蕴的个体性与人民性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不可分割，是辩证的统一体。
首先，中国梦的人民性以个体性为前提和基础。中国梦的实现，要体现在解决好老百姓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每一个利益问题上。我们承认“中国梦”的个体化，但并不意味着把中国梦“个体化”。一方面，如果仅仅强调中国梦的个体化，那么势必抹杀中国梦的共性和普遍性，其直接后果是中国梦所具有的人民性逐渐消解；另一方面，绝不能把中国梦“概念化”和“抽象化”，也绝不能离开中国人的具体的、特殊的存在，甚至离开中国特色的精神信仰来说中国梦，更不能离开人民的国家梦来谈中国梦，否则必然使中国梦成为空中楼阁，成为脱离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以及脱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实践的主观臆想。事实上，中国梦建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基础之上、体现当代中华儿女共同追求的现实科学之梦。如果没有“创业有门、成功有道、幸福有望”的各个中国人的梦想和追求，以“共创、共发、共富、共享”为核心追求的人民梦就根本不可能形成和存在。况且，人民幸福是中国梦的根本追求。习近平讲中国梦既是国家梦民族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所以，实现中国梦需要把宏大述事与个人生活结合起来，使中国梦植根于国民个人生活之中。中国梦一方面表现为“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宏大述事”，另一方面体现为个人梦，与个人生活相联系，例如“住房梦”、“收入梦”、“健康梦”、“养老梦”、“汽车梦”和“生态梦”等等。中国梦也是“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之梦。[5]中国梦的思想来源和文化基础是多样化的。“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厚实的根基滋养着中国梦。中国拥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和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最早的中国梦是老子的‘无为梦’和孔子的‘大同梦’。它们传达了古代中国人民希望过和平、和睦、和谐美好生活的梦想，但并没有使中国走向现代意义上的富强之路。相反，由于国家积弱贫穷，‘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遭受了灾难深重的百年耻辱。尽管中国梦未泯灭，共同表达着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追求，但包括容闳的‘留洋梦’、康有为借孔子托古改制的‘大同梦’、孙中山的‘共和梦’、梁启超的‘启蒙梦’等却接连破灭。”[6]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毛泽东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邓小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实行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引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上阔步前进。江泽民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继续引领改革开放的航船沿着正确方向破浪前进。胡锦涛着力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践中坚定不移地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几代党的领导人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乃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而进行的孜孜不倦的梦想和奋斗，为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构筑了坚实的思想文化基础。由此，我们对中国梦的个体性不能简单否定，相反，更应鼓励每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构筑自己的创业梦、成功梦和幸福梦，同时应该允许这些梦想存在着差异性和多样性。
其次，努力促进中国梦的个体性和人民性的良性互动。“中国梦立足于现实的发展之中，扎根于中国道路之中，依托于中国制度之上。”[7]这一特点决定了将中国梦的个体性和人民性的良性互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一方面，努力疏通和拓展群众个体与人民群体联系和沟通的各种渠道。时代在发展，群众个体与人民群体之间沟通的渠道和方式也要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和拓展。现有的沟通渠道存在着过于单一、单向运作的弊端。这就需要进一步疏通和拓宽为双方打造的各种沟通平台，从网络技术机制、监管机制和保障机制给予充分的保障，执政党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多种方式，加强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加强双方之间的联系和沟通，使双方充分了解对彼此的利益、愿望、要求，运用群众个体梦想的丰富多样性以充实、提升人民群体梦想的科学内涵。另一方面，努力实现个人梦与人民梦的辩证统一。中国梦的本质是国家富强梦、民族振兴梦和人民幸福梦，它们互相联系，不可分割，是辩证的有机体。“中国梦的这一整体性特征充分揭示了中国梦各内在要素的逻辑联系，体现了现实社会中国家、民族和个人的不可分割性。”[8]从客观上说，人民幸福是建立在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的基础上的。没有国家富强，根本谈不上人民幸福。习近平用“中国梦”这个共同的纽带把国家、民族、个人三个层面有机地结合起来，有利于防止个人梦背离人民梦的基本理念，避免了把中国梦仅仅理解为“国家梦”“民族梦”而忽略“个人梦”的误区，还避免了把中国梦单纯理解为“个人梦”而与“国家梦”“民族梦”对立起来的极端倾向。
当前我国正处于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还不高，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但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我国的发展与广大人民的整体利益是一致的，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是我们发展的终极目标，这个联合体是以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条件的。可以说，中国梦意味着个人命运和国家发展紧密相连，强调个人努力奋斗实现梦想的过程就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过程。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时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一方面，人是构成社会的最基本的分子，没有人就没有社会，没有人的活动就没有人类社会的历史；另一方面，社会是人得以成为人的前提，没有社会，人就不成其为人。人是由劳动而聚起来的集合体，组成这个集合体的是单个的人。伟大的梦想只有落实到每个个体的梦想上，才能永葆活力。
当前，习近平“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提出，贯穿了马克思人民主体思想，彰显了我们党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人民主体思想的理论自觉，闪耀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光辉。“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遵循这一基本原理，我们党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把群众路线作为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四个全面”的提出本身就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而每个“全面”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人民群众。“四个全面”找准了人民群众的“最大公约数”，为实现中国梦的宏伟目标奠定坚实的基础。无疑，马克思人民主体论对于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四个全面”，凝心聚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本章撰稿人潘宁）
[1] 《习近平论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49页。
[2]习近平：《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6页。
[3] 张允熠：《中国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梦》，黄山书社2013年版，第16页。
[4] 高惠珠、张杰：《“中国梦”与群众史观的新拓展》，《攀登》2014年第2期。
[5] 范文：《中国梦与政府治理现代化》，《行政管理改革》2015年第5期。
[6] 侯惠勤：《引导中国梦成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动力》，《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年第6期。
[7] 侯惠勤：《引导中国梦成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动力》，《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年第6期。
[8] 韩振峰：《简论“中国梦”的十个鲜明特征》，《社会主义研究》201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