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观
当人类进入20世纪，尤其是进入20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生态危机的日趋激化，生态文明也日益引起有识之士的关注。生态文明理论研究成为一个“热点”。
生态文明理论研究最初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西方的生态伦理学研究，并逐渐成为一个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的研究对象。当代生态文明理论主要可分为生态中心论、现代人类中心论和生态社会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等诸种类型，它们围绕着生态文明的理论基础、生态文明的本质和生态治理路径三个核心理论问题展开了激烈的理论争论。这一争论反映了它们理论建构的不同价值立场和理论性质。归纳起来，它们在探讨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和解决途径问题上，主要可划分为“以重建人类生态价值观”和“以制度批判为基础”两种思维路向。
前一种思维路向把“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作为生态文明的理论基础，其核心是要颠覆传统的人际伦理学和主观价值论。这种观点的本质是把现代科技、现代化与生态文明相对立，而把生态文明归结为一种后现代文明或者后工业文明。属于后一种思维路向的生态社会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探讨生态危机解决途径的基本思路是：人和自然关系的性质取决于人和人关系的性质，只有调适好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才能真正调适好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生态社会主义阵营中带有强烈马克思主义倾向的理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从制度维度、哲学价值观维度和政治维度三者内在统一的角度来思考当代的生态问题。一般说来，生态马克思主义者都承认与马克思主义的渊源关系。他们强调，他们的理论不仅没有离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统，而且“补充”、“发展”、“超越”了马克思主义。他们认为，马克思是最早的生态社会主义者，现在需要做的工作就是挖掘、发扬和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理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特别重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尤其是马克思将社会问题和自然问题联系起来考察的方法。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方法的运用。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是对资本主义的“制度批判”。在他们看来，在理论上，不进行对资本主义的“制度批判”，生态文明理论就建立不起来；在实践中，不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根本性变革，生态文明建设就是一句空话。他们的代表性观点主要有：
其一，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经济理性”必然与生态逻辑、生态理性相冲突。
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是法国的安德烈·高兹（Andre Gorz）。在其代表作《作为政治学的生态学》一书中，他用政治生态学观点来分析当今的生态学问题，得出如下结论：资本主义的由利润动机决定的“生产逻辑”必然破坏生态环境，引发靠其自身逻辑无法解决的“生态危机”。他指出：“资本主义的企业管理首先关注的并不是如何通过实现生产与自然相平衡、生产与人的生活相协调，如何确保所生产的产品仅仅服务于公众为其自身所选择的目标，来使劳动变得更加愉快。它所关注的主要是花最少的成本而生产出最大限度的交换价值。”[16]意为把尽最大可能地降低成本以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看得比保护生态更为重要，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在这种“生产逻辑”的支配下，生态环境的被破坏、生态危机的产生完全是必然的。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问题，在1991年发表的另一著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生态学》中，高兹详细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之间的对立。他指出：“生产力的经济规则与资源保护的生态规则截然有别。”“生态理性旨在用这样一种最好的方式来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尽可能提供最低限度的、具有最大使用价值和最耐用的东西，而花费少量的劳动、资本和资源就能生产出这些东西。”与此相反，资本主义经济理性则是“对最大量的经济生产力的追求”，“以获取最丰厚的利润”为目的，其结果是：“在企业层面上最大量的生产力的发展导致了在整个经济领域浪费的日益加剧”。[17]在他看来，经济理性不惜对资源肆意开发，不顾后果地对生态环境进行破坏，以追求最大限度的生产和消费，这正是导致生态危机的根源。高兹强调：要摆脱经济理性，实施生态理性，必须破除资本主义以追求利润为根本目的的“生产逻辑”。这就意味着，要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经济理性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紧密相连，生态理性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紧密相连。生态理性包含着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和对社会主义的开拓。
其二，资本主义制度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内含着自身不可解决的生态矛盾。
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是英国的戴维·佩珀。他在1993年出版的《生态社会主义——从深层生态学到社会主义》一书中强调，人类破坏自然生态平衡的行为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决定的。他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目的是追求利润，资本主义必然实行利润第一，这就决定了它必然不断去掠夺自然，不断吞噬它赖以生存的自然基础。资本主义剥削内含着对自然的剥削，对自然的剥削是资本主义剥削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且，资本主义的本性必然产生“成本外在化”趋向，即资本主义企业在利润原则支配下，不愿把治理环境的费用计入生产成本，却千方百计使之外在化，转嫁给社会。这样，资本主义制度必然导致生态矛盾，并不断扩大化。为了缓和国内的生态矛盾，资本主义国家又往往对发展中国家实施生态掠夺，以致出现“生态帝国主义”。生态矛盾成了一种国际性现象。
佩珀揭示了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将一些高消耗、高污染、劳动密集型的企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甚至把垃圾丢弃在那些国家，掠夺那里的土地、洁净的空气、干净的水源和其他一切自然资源的情景。他说：“环境质量是同物质上的穷或富联系在一起的，而西方资本主义越来越通过对第三世界财富的掠夺来维持和‘改善’自身，使自己成为令世人仰慕的样板。”[18]生态危机的转嫁虽然使资本主义国家的环境得以改善，但从全球范围看，生态矛盾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甚至更为扩大。
其三，当代资本主义面临的资本与人、资本与自然的双重矛盾导致资本主义不可持续发展。
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是美国的詹姆逊·奥康纳。他认为，可持续发展的资本主义要求具备三种生产条件，即人类劳动力、环境和市政基础设施。而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中，那种致力于生态、市政和社会的总体规划的国家机构或社团型的环境规划机制是不存在的。而且资本的扩张逻辑是反生态的、反城市规划和反社会的。因而，三种生产条件之间必然存在矛盾，而解决这三者矛盾的“资本主义解决方案”也是不可能存在的。他还进一步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必然产生生态危机。资本会把更多的成本转移到环境、土地和社会中去，“这是一场发生在资本和环保斗争之间的战争。”[19]这场战争的影响，只能是生态的越来越糟。
其四，既然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的、根本性的危机，这一危机是与这一制度本身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那么就别指望依靠西方资本主义的政要带领全球人民走出这一危机。
一些生态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剖析布什政府对《京都议定书》的态度来说明这个问题。美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指出，虽然《京都议定书》在遏制全球气候变暖方面所跨出的只是很小的一步，而且“这很小的一步”是“十分温和的”、“更多的只具有象征意义”，但就是“这一小步”也无情地遭致了失败。而导致这一失败的正是美国布什政府的反对和阻挠。他指出，布什政府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总代表和总执行者，反对旨在保护生态环境的《京都议定书》是顺理成章的。只要当今的资本主义世界由像布什政府这样的资产阶级政要主宰，那么，即使制定出了类似《京都议定书》一样的条文，也是不可能付诸实施的。这就是为什么布什政府千方百计地阻止《京都议定书》实施的根本理由之所在。福斯特说得好：“华盛顿拒绝批准控制排放影响全球变暖的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的《京都议定书》，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心国家生态帝国主义的标志。”[20]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预言，善良的人们也许会对一次次以环境正义为议题的“地球峰会”寄予厚望，但事实表明，对于这些会议寄予厚望，产生乐观情绪是多么盲目。究其原因，就在于这些环境保护组织“在很大程度上没有认真考虑到与它们相对立的经济力量是多么强大，也没有想到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对环境恶化的加快有多么大的影响”。[21]
综上所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运用马克思观察问题的方法，继承了马克思联系生产方式考察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旗帜鲜明地把生态危机直接归因于资本主义制度，指出生态危机的本质在于资本主义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内在逻辑，是资本主义的根本制度。他们强调应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去寻找生态危机根源，将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纳入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的视野，这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独特、深刻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