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梦”对世界发展走向的文化创新意义
世界的发展亟须文化创新，必须以新的文明理念和文明模式来解决物欲主义所不能解决的问题，而正在实现的中国梦完全具备积极影响世界发展走向的文化创新意义。
为什么可以这么说呢？因为世界发展的问题基于现代性的目标被西方定位为物欲主义，而世界的不同民族、国家处在物质发展的不同阶段，世界的资源无法满足充分的物欲主义，一种占据发展先机的霸权主义总是遏制着其他国家的发展，和平发展受到威胁。在这一背景之下，中国梦的实现带来了世界和平发展的新机遇，因而具有积极影响世界发展走向的文化创新意义。
首先，“中国梦”终结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不平等的民族关系，奠定了世界各个民族、各种文明的平等基础。
人们看到，西方现代性扩张的道义过失带来的悖论是：一方面，现代性扩张的确推动了整个世界由落后的农业文明甚至游牧文明向先进的工业文明的转变，另一方面，它造成了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的结构性存在，这种结构性的存在播种了罪恶与仇恨——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必然受到被压迫民族的报复，冲突与战争阻碍了世界的和平发展。
启蒙主义的伟大哲学家康德在1793年写道：“人性表现得最不值得受尊敬的地方，莫过于在整个民族彼此之间的关系这方面了。任何时刻都没有一个国家在自己的独立或自己的财产方面，是有安全保障的。彼此互相征服的意志或者说侵犯对方的意志，是任何时候都存在的；用于防务的军备——那往往使得和平甚至于比战争还更加压迫人、更能摧残内部的福祉——是永远也不会放松的。”康德不无悲观地表示，“对于这些并不可能有什么别的办法”。[9]
对于康德的悲观，马克思主义的回答是：必须解放一切被压迫的民族，最终也解放压迫民族，使和平成为世界发展的必要条件。用恩格斯的话来说就是，“要保障国际和平，首先就必须消除一切可以避免的民族摩擦，每个民族都必须获得独立，在自己的家里当家做主。这样，随着商业、农业和工业的发展，⋯⋯民族意识也就到处发扬，被分割、被压迫的各民族都要求统一和独立。”[10]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最无侵略性、扩张性的国家，马克思说“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便是对这一事实的确认。当中国处于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中华民族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时，这个世界就无法侈谈正义，也无法确保和平发展。回想20世纪初在中国土地上爆发的日俄战争，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土地上进行战争，何其荒唐！如果中华民族是真正独立自主的，怎么能想象发生如此荒唐的战争呢？
其次，“中国梦”实现的是一个和平民族的复兴之梦，必然给世界带来和平发展的机遇。
美国学者T.哈定等在所著《文化与进化》一书中说，在反抗西方殖民主义的过程中，“许多民族独立运动获得了成功，但他们的成功是依赖于那些国家实际上已经引用了他们一直试图抵制的那些社会的意识形态、政治形式乃至一些工业技术。正是在面对强权控制而保卫其政治领地完整的过程里，他们的文化被改造了，更加接近了占优势的文化类型。”[11]这里的意思是，被西方唤醒的民族在开始自己的现代化时，很可能会吸收西方的扩张主义意识形态，对西方以牙还牙。这也是所谓“文明的冲突”的理论来源。
康德在展望世界的前景时，也担忧扩张主义对民族心理的影响。他说，只要各个国家都把它们全部的力量用在那些残暴的扩张计划上，“从而就在不断地阻挠着它们的公民们培养其内心思想方式的漫长努力，甚至于还要勾销在这方面对于他们的一切支持；那就不可能期待这种做法会有任何结果，因为任何一个共同体为此而塑造它的公民时，都需要有一场漫长的内心改造过程。”[12]他的意思是，国家的扩张性、侵略性会影响国家内人民的善良品性的形成。
但是，中华民族不一样，这个民族具有特殊的文化基因。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4年5月15日在人民大会堂出席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并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霸世界的基因，中国人民不接受“国强必霸”的逻辑。
习近平指出，这些年来，随着中国快速发展，国际上有些人担心中国会走“国强必霸”的路子，一些人提出了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有这样的看法和想法，大多数人是由于认知上的误读，当然也有少数人是出于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
习近平说，中国的先人早就知道“国虽大，好战必亡”。600多年前，中国的郑和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船队7次远航太平洋和西印度洋，到访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没有占领一寸土地，播撒了和平友谊的种子，留下的是同沿途人民友好交往和文明传播的佳话。[13]
中国国学大师钱穆在比较中西文化时说：“西方人重权利，中国人重道义⋯⋯重在己之道义与责任。”[14]“重在己之道义与责任”意味着高度的自律，意味着中国人一贯重视培养内心思想，必定导致和平的对外交往。因此中华民族的复兴并非会沿着以牙还牙的逻辑去展开。
的确，中国本土的传统思想都是崇尚和平与和谐的。孔子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15]以宽厚处世作为理想人格，以此创造和谐的人际环境；主张无为而治的道家，更是强调人与人的自然和谐状态，反对利益冲突对人性的遮蔽，主张“无欲”、“无为”、“无争”，追求社会的安定与太平。
与此相应的是，中国人在处理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的关系上，主流思想是主张“协和”而非“征服”，《尚书·尧典》中就说尧对九州的政策是采用“亲”，对万邦的政策采用“协和”。《周易·乾卦》中也说“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即主张万邦团结，和睦共处。
何况，面对现代性危机，西方学者说到“回归本源和世界之初，要深入存在，再现故旧，循环往复，忘却自我，融入自然，重归神话，在福祉的胎盘中摄取，求得无尽的探索和无言的和平”，明眼人一望而得知，这些思想在东方世界包括在中国有着大量的存在，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撰写的《世界现状（1995）》一书，诸多地方涉及中国，比如称颂“中国文学和中国哲学中就一直存在两个能在当今世界中引起强烈共鸣的主题，这就是与大自然保持和谐和对家人——不仅要对现时尚在的家人，也要对不在人世的先辈和未来的子孙——负有责任。与大多数主要文明相比，中国的传统和哲学要更符合关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16]
习近平在比利时布鲁日欧洲学院的演讲中所概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观念：“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者爱人、与人为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自强不息”等，这正是世界文明所需要的。
当世界文明重新面向东方时，中华文化的再一次文化创新意义也就充分展现了，中国人应该意识到命运之神的召唤。1956年，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说：“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17]21世纪的中国人感到骄傲的是，我们正在兑现毛泽东对世界的承诺。
（本章撰稿人黄力之）
[1][英]汤因比：《历史研究》（下），曹末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71页。
[2] 《20年间地球发生了哪些变化》，《参考消息》2012年6月23日。
[3] 《全球变暖将成人类大杀手》，《参考消息》2012年9月29日。
[4] [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54页。
[5] [美]大卫·施韦卡特：《经济危机视角下的资本主义——对话大卫·施韦卡特》，《国外理论动态》2012年第10期。
[6] [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22页。
[7] [美]理查德·罗宾斯：《资本主义文化与全球问题》，姚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2010年版，第55—56页。
[8] [法]埃德加·莫林、安娜·布里吉特·凯恩：《地球 祖国》，马胜利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96—116页。
[9] 《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208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63—464页。
[11] 《文化与进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1页。
[12] 《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5页。
[13] 《习近平出席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并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5月16日。
[14] 《晚学盲言》（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20页。
[15] 《论语·卫灵公》。
[16] 《世界现状（1995）》，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50页。
[17]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