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的贡献及局限

我们要肯定毛泽东等第一代党中央领导人在全国解放后和经济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时对社会主义国家学说的探索与贡献。

马克思列宁主义到了毛泽东阶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我国第一代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领导人，从中国实际出发，对国家理论的探索与认识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49至1957年。在1949年9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替尚未建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权力）上，通过了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和同盟者的建国理想的伟大文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同纲领》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共同纲领》的约定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愿意联合各民主阶级共同开展治国理政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各民主党派人员有专业的知识背景和广泛的社会联系，他们有能力提出治国理政的有益思想并为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出谋划策。第二阶段是1957年前后时期。在快速完成了中国经济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后，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以下简称《正处》）等著作。《正处》围绕治国理政阐述了12个问题。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但同阶级对抗社会的矛盾根本不同，它是一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不具有对抗性，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在这一理论前提下，毛泽东全面地分析了各种类型的人民内部矛盾，系统地论述了正确处理各种矛盾的方针政策，如要用民主的方法，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作为从政治上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解决经济领域中的矛盾，应依据发展生产，统筹安排，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的原则；科学文化上的问题，应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民族关系中的矛盾，应采取加强民族团结，帮助各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文化的方针；在与民主党派关系上，应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等。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论述，特别是关于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观点，以及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方针和方法，为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增添了新内容，对探索社会主义社会的规律、解决社会主义国家的内部矛盾，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这些思想，实际上就是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马克思主义国家观，体现了把国家的社会管理职能相对独立开来，并对国家管理的基本任务、基本内容与基本方式作了较科学详尽的理论论述。

毛泽东虽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这些新思想新观点，但没能够有效坚持下去。不久之后，毛泽东从反修防修的视角，重拾列宁论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理论，并把列宁说的存在于资本主义国家被推翻到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之前的过渡时期，不恰当地延伸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都是过渡时期，毛泽东说：“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2]并且把阶级斗争上升为统领一切的“纲”，使之扩大化和绝对化。由于这一理论错误，使得世界上不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空前紧张，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也空前紧张，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矛盾也日益加剧。在理论上则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本义也相去甚远，甚至背道而驰了。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新时代开始了。在刚刚开始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期，邓小平于1980年8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提出要根据新的经验研究治国理政问题。他说：“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这需要认真调查研究，比较各国的经验，集思广益，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和措施。”[3]邓小平回顾我们党犯的“文化大革命”错误时说：“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这种比较方法虽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视。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4]到了1986年，邓小平继续就政治体制改革发表意见，他说：“党要善于领导，不能干预太多，应该从中央开始。这样提不会削弱党的领导。干预太多搞不好倒会削弱党的领导，恐怕是这样一个道理。”[5]“党和行政机构以及整个国家体制要增强活力，就是说不要僵化，要用新脑筋来对待新事物。”[6]邓小平关于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提出改进我们治党治国理政的工作，这方面也可以借鉴西方国家的一些做法的思想，为我国理论界和领导层拓展思路提出新的国家治理方略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