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中国梦”的实践基础
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梦，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亿万人民长期探索的结果，有着深厚的实践基础。它不仅可以追溯到改革开放之初，而且可以追溯到建国之初乃至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是党和人民九十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2]。
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的开幕词中，邓小平首先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3]，他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硬是闯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因而被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贡献，世人皆知，功莫大焉！
与此同时，我们还应当看到邓小平的贡献是依托着一个为着中国人民而努力奋斗的党，依托着党领导的亿万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中国共产党对于市场的探索并非在改革开放以后。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根据地的实践和新中国成立以后实行新民主主义政策，本身都包含着对于市场机制的运用。在向苏联学习的热潮中，陈云在党的八大上就根据中国国情和根据地的经验提出了不同于苏联单一计划经济模式的“三个主体和三个补充”的重要思想，自由市场已经作为重要的补充纳入了我国的经济体制中，这个重要观点当时得到了全党的认可，写入了八大决议之中。在“左”的错误思潮泛起的时候，国家曾经把市场等当作资本主义尾巴，要割除，但是受到了群众不同程度的抵制。邓小平的“猫论”就是在那个时候提出来的，它反映了群众的呼声。
特别还要指出的是，前30年我们党工作的失误乃至严重错误，对于中国共产党人，包括邓小平本人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也正是由于这些错误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极大的损失，从而使广大干部群众幡然醒悟，这才能够比较顺利地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正如恩格斯所说的“要获取明确的理论认识，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学习，‘吃一堑，长一智’”[4]。即使对于一个比较成熟的中国共产党来说，由于面临的是在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大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样一个新课题，我们还是会走弯路，而且是个不小的弯路。这本身也有着事物发展和人的认识发展的规律性问题。马克思曾精辟地指出：“所说的历史发展总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的：最后的形式总是把过去的形式看成是向着自己发展的各个阶段，并且因为它很少而且只是在特定条件下才能够进行自我批判，——这里当然不是指作为崩溃时期出现的那样的历史时期，——所以总是对过去的形式作片面的理解”[5]。毛泽东也曾指出：“从事变革现实的人们，常常受着许多限制，不但常常受着科学条件和技术条件的限制，而且也受着客观过程的发展及其表现程度的限制（客观过程的方面及其本质尚未充分暴露）”[6]。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矛盾运动，诸多矛盾不是一下子就暴露出来，更不是一下子可以看清楚的；随着事物运动进展，其内部的矛盾有个逐渐地暴露的过程，也只有当事物内部诸多矛盾得到比较充分暴露的时候，我们才能比较深刻地认识它们，从而到达马克思所说的自我批判阶段。
回顾60多年建设历程，我们明显地走过两个大圆圈。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十分谨慎，建立了一整套与我国当时国情相匹配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这些制度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也是指向着社会主义社会的，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同时，又比较顺利地恢复了国民经济，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以党的八大为标志，中国全面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八大前，毛泽东所作的《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开了个好头。报告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处理十个重大关系的新思路，强调了对于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搬，机械搬用”[7]，对于人家走过的弯路，特别是苏联暴露出来的一些缺点错误，要引以为戒，更重要的是提出了“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8]。八大会提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9]，并且提出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方针、政策。
十分可惜的是，1957年前后，国内外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波匈事件、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国内也出现了少数工人学生罢工罢课等事件，特别是整风中出现的一些否定共产党领导的言论），使中央领导特别是毛泽东的思想有了改变，造成了对党的八大关于主要矛盾观点的否定，此后更出现了一波又一波地向“左”转，越来越严重地偏离了八大正确路线：1957年的反右扩大化、1958年的“大跃进”、1959年的“反右倾”、19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提出阶级斗争年年抓月月抓天天抓⋯⋯直至1966—1976年的十年“文革”。这种偏离固然有着许多偶然的因素，但是还必须看到有其历史原因。中国这样一个由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业大国，要建设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不可避免地会受着固有的历史遗产的羁绊，曲折是不可避免的。而这种曲折发生在取得伟大胜利之后，以“左”的形式表现出来，也有着其必然性。胜利可能导致骄傲，个人崇拜又有着个人崇拜的土壤。毛泽东是以反“左”而起来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晚年却在个人崇拜的狂潮中，留下了“文化大革命”这样一场历史悲剧。其实，毛泽东的初衷是要探索一条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但是阶级斗争的思维定势，以及当时国际上的冷战局势和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使之形成了一条所谓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抓革命、促生产”，乃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路线，以致使“文革”给国家、党和人民带来了一场严重灾难。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改革开放，是我们党总结20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教训，而重新选择的一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的道路。这是在新的层次上向党的八大正确路线的回归，并且开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的探索。然而究竟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并不很清楚，还必须摸着石头过河，进一步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探索。
尽管邓小平早在1979年11月26日对吉布尼的谈话中就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0]，但是由于社会实践尚不足，人们认识还受着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较大束缚，这一提法在很长时间里得不到全党的认同。此重要谈话甚至没有收进1983年出版的《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一九八二年）》中。之后，邓小平思考了十二年并且不断讲到要搞市场经济。直至在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中，他第十二次讲到“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1]才真正引起了全党的高度重视，在当年党的第十四大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2]。
十四大以后，我们加速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又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这样，不仅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从而使非公经济迅速发展起来；而且包括金融、资本、劳动力、房地产等在内的各个生产要素，都逐步市场化。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最为重要的贡献就是率领全党全国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进行了探索，并且面对经济全球化高潮的新局面，抓住机遇，加入了世贸组织，这些经济体制上的重大变革，大大解放了社会生产力，赢得了中国经济的又一轮大发展。
然而，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结合并非易事。首先，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性，有一个在利益博弈中从比较紊乱到比较有序的过程。它不仅需要法律规范和制度的建设，而且还要相应的社会道德文化基础的形成。其次，社会主义国家要用经济的办法对市场进行宏观调控，必须以一定的经济实力作为前提，这也需要相当时间的发展和积累。第三，中国是个封建社会很长的国家，封建主义残余还较严重，尤其是权力本位与市场经济环境下泛起的金钱本位的结合，对于干部有很大腐蚀作用。它会严重地消解我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衷，而防范腐败现象泛滥的制度建设和思想教育更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第四，也是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对于市场经济的认识，特别是其负面作用的认识，以及如何克服其负面效应的具体道路和方法的认识，也即对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有个过程。尽管我们一直坚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在客观进程中，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相应的其他各方面的制度尚未建立和完善的历史阶段，社会迅速变化发展所积累的诸多矛盾也就比较突出地表现了出来：贫富两极分化、环境破坏与污染、恶性生产事故高发、假冒伪劣严重、国有资产大量流失、权钱勾结贪污腐化等腐败现象屡禁不止⋯⋯这些矛盾的高发是坏事，但是在解决这些矛盾过程中，又促使我们认识的深化和提高。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面对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暴露出来的诸多问题，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强调“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13]。其中尤其是“以人为本”这个核心观念的提出和全面协调可持续的要求、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以及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提法，都表明了我们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问题的认识又有了飞跃。这些是根本的价值理念和方法理念上的飞跃，标志着我们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开始登堂入室，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走向成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开始进入批判总结的阶段。
党的十八大的召开则是又一个转折的节点。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一上任就发出了实现中国梦的号召。之后，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4]。十八届四中全会又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15]，实际上就是要求在全面依法治国中全面深化改革。这样，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不仅抓住了当前工作的关键，而且形成了一套治国理政的科学方法。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诸多矛盾和问题，党中央把已经得到的认识转化为对改革的顶层设计，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下，既大刀阔斧又扎扎实实推进着各方面的工作，很快地赢得了党心民心⋯⋯而习近平对于两个三十年关系的论述，对于毛泽东和邓小平的评价，包括最近强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成果决不能丢失，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决不能否定，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决不能动摇。这是党和人民在当今世界安身立命、风雨前行的资格”[16]，都充分体现了全面综合、批判继承的辩证思维。这种辩证思维和脚踏实地、雷厉风行的实干精神，也表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理论上而且实践上进入了自我批判的总结性阶段。
总之，近六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历了螺旋式上升的两个圆圈，一个是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错误的克服，一个是形成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路径和实践过程中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的各种矛盾的暴露和努力解决（后一个圆圈的路程，我们还在走，其取得的成就是令世界瞩目的，这里不再展开；而存在的诸多矛盾和问题也正在克服之中）。这两个圆圈的经历为我们加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及其建设规律的认识，全方位地提供了实践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