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创新
如果说，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中国梦的起点，那么，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初的中国文化思潮则标志着中国梦的文化发生学进程，它基于文明形态的改变与文化发展的内在关系，特别是与文化创新的关系，唯有创新文化才能发展，需要对此进行文化学的阐释。
“文化”一词，在中国古代即文治教化之意，与武功相对立，而武功显然是动物性行为（弱肉强食）的历史化形式，因而汉代刘向称：“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1]这就是说，文化是与自然相对立而存在的，因为它是人的创造性行为。
在西方，文化概念可溯源于古希腊罗马。文化（Culture）一词的语言形式是Cultura，来自拉丁语Colere，意思是耕耘、培植。因此，在德语、英语、法语中，“文化”一词都兼有培植、栽种之意。同时，在远古时代，农耕活动受自然的限制大，人们不得不将自然现象予以神化，通过人为的祭祀活动向神表达自己的愿望。因而，“文化”这个词与巫术宗教也密切相关。
词源学是基于人类学的事实的。研究表明，文化的发生本身就具有创造性意义。法国现代学者埃德加·莫兰甚至把某些动物的行为也赋予文化创新的意义，他在《迷失的范式：人性研究》中描述了九州岛上的猕猴行为：
一群生活在森林边缘的猕猴有吃植物块根的习惯。在把块根从地下挖出后，它们用手把它擦拭干净再吃。偶然一次，一个青年猴靠近岸边，不经意间使一个块根落到海里。当它把块根拿起来的时候，发现海水不仅节省了手工清理的劳动，而且还带来了调味方面的好处。于是它养成了用海水洗涤块根的习惯，这个习惯被其他青年猴仿效，老年猴则不予理睬。但这个方法在下一代猕猴中传播开来。猕猴从此扩展了它们的生活空间，将海岸也包括在内；它们还把小的甲壳类动物和贝壳类动物当作自己的食品。
莫兰据此认为，“这个社会的处于萌芽状态的‘文化’，亦即非天赋的实践方式和知识从而变得丰富起来。革新的过程从一个青年猴开始，然后迅速地在青年猴的边缘群体中扩散开来。随着青年猴上升到成年猴阶级，被吸收的革新就转变成了常规，并且随之而引起的一系列细小的革新也演变为常规。”“在上述过程中偶尔发生一些小的创新，可能被整合到社会的行为中。人们可以把这看作是人类社会所特有的文化创新、整合和传播的前史。”[2]
当人类在进化过程中最初使用树叶、兽皮遮盖身体，使用火烤熟食物，修整一个洞穴以遮风避雨时，由于这些行为改变了人的自然状态，也就标志着人类对自然发生了创造性行为——发生了文化行为及其结果。这就是文化创新的意义。
事实上，莫兰在同一著作中也论证了公元前70万到80万年前火的使用所具有的文化创新意义，他概括道：“首先，用火烧煮食物所实行的食物的外部预消化减轻了人体消化器官的工作：食肉动物在吞食猎物之后一般都要进入一个深沉的消化性的睡眠，而掌握了火的原人可以在饭后保持行动自如和头脑清醒。其次，火不仅解放了处于醒着状态的人，而且解放了处于睡眠状态的人。因为火给外出打猎的男人和留在固定住所中的妇女和孩子们带来夜晚的安全感；它创造了家窝，庇护和避难的场所。火使人的睡眠变得深沉，而其他动物在睡眠中要保持着警惕性。火可能还保障了做梦的自由和增进了做梦的频率⋯⋯此外，熟食有利于促进原人进化的新的基因突变，这类突变将使颌骨和牙系缩小，让脑颅摆脱更多的机械束缚以利于脑容量的进一步扩大。因此熟食在种系发育和现象实践两方面都完成和增强了手一工具相互作用的辩证法带来的促进大脑发展的效果。”[3]
关于使用火所带来的文化创新意义，毛泽东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中都保持着敬意。他在一次批示中指出，不能说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历史上真正的文化革命应该是火的使用、蒸汽机的发明、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显然，毛泽东是从文明转型的角度来指认文化创新的。在此意义上，我们便能够理解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著名的论断：“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4]文化哲学家朱谦之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也说过，“文化生活乃在永远创新，永远变化的过程中当中；文化本身就是变和动的表现，而这个变化，就是生活进行，就是进化。”[5]
文化创新对文明的推进作用，非常完整地显示于现代性在欧洲的发生、发展过程中。现代性之前，那就是公元500—1500年欧洲中世纪或中古时代，被认为是“黑暗时代”（The Dark Ages），在描述中世纪时，黑暗、愚昧、落后等成为必不可少之词，而主要的原因就是基督教教会对人的精神生活的压抑，英国学者贝内特在研究中揭示出：“迷信，产生并成长于无知，事实上也得到了农民的导师——教士强有力的支持。教会对于承认人的理性的权利总是表现得颇为迟钝，尽管它已看到了来自各方面的要求承认的压力。医生常常受到怀疑——三个医生，两个无神论者（Ubi tres medici，duo athei）。必须承认，医术与巫术有许多相似之处。教会害怕这些人是有道理的，因为他们‘很少依据《圣经》来研究’，而压制他们又会引起抵制。同时，教会是如此恐惧理性，以至于总是尽其可能地压制自由探索：甚至像罗杰·培根这样富于独创性的伟大思想家，也不得不终生反抗其教会上级对他的压制。绝大多数人，思维不那么健全，也缺乏求索精神，终生过着没有反省的生活，也就几乎意识不到教会信条的窒息性影响。他们利用世上的无知去灌输信徒，意识不到那些会威胁他们自身存在的先进思想与知识的气息。”[6]
中世纪的教育制度与教会在日常生活中的精神统治是完全一致的。当时的教育几乎全部为教会所垄断，异教学校被取缔，世俗文化被否定。基督教教会为培养僧侣及为教会服务的人才，同时向群众宣传宗教，举办了一些教育机构。这些机构的教师全部由僧侣担任，学习内容主要是神学和七艺，教学方式则建立在盲目服从所谓圣书及其讲解人——教师的权威之上，不允许学生有任何的探索和创造，所有的教会学校都奉行禁欲主义，实行严格的管理和残酷的体罚。据此，恩格斯曾经指出，中世纪是从粗野的原始状态发展而来的，它把古代文明、古代哲学、政治和法律一扫而光，一切按照神学中通行的原则来处理。
“一切按照神学中通行的原则来处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则呢？那就是信仰大于理性的原则。美国威廉·巴雷特指出，“基督教首先是建立在信仰的基础上，把人的信仰置于理性之上。在基督教开创时期，圣保罗一再告诉我们，他所宣讲的信仰在希腊人看来是荒谬的，因为他们需求的是‘智慧’——当然，这对希腊人来说指的是理性的哲学，而不是宗教信仰⋯⋯信仰不仅超越理性，而且需要时，还反对理性。圣保罗所阐述的信仰与理性的这种关系既是随后若干世纪基督教哲学家的根本问题，也是后来的基督教文明的根源。”[7]
威廉·巴雷特以罗马帝国基督教神学家德尔图良为典型，说明信仰与理性之间冲突之激烈表现在反对理性主义中，德尔图良在《论基督的肉身》一书中说：“上帝之子被钉在十字架上，对此我问心无愧，因为人们必须为此感到羞愧。而且上帝之子死了；这是务必要相信的，因为它是荒谬的。而且埋葬了又复活了；这一定是事实，因为这是不可能的。”[8]
这种结论在科学理性时代是完全不可接受的，但在中世纪却是不可怀疑的。恐惧理性、压制理性，这就是中世纪的根本文化特征。费尔巴哈揭示出，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为了使上帝富有，人就必须赤贫；为了使上帝成为一切，人就成了无。”[9]
随着时间的推移，教会的神圣性逐渐消退，一方面，教士的昏庸暴露出来；另一方面则是教士们的贪婪，教会对民众在经济上的掠夺。而与教会权威丧失同步发展的是新的社会力量及新的思想观念的出现，那就是城市、市民、商业、商人及他们的思想。到中世纪的后期，教会的统治已陷入合法性危机。文化创新的要求日益迫近。
1517年10月，马丁·路德发表了著名的《九十五条论纲》，尖锐地抨击教皇在德国销售赎罪券的行径，受到了市民与萨克森选侯的支持，激起了全民族的反教廷风潮。在与罗马教廷与部分德国诸侯展开斗争时，路德还以希伯来文和希腊文的版本为依据，将圣经翻译成了人们容易阅读与理解的德语，打破了罗马教廷的话语垄断。
当然，马丁·路德的改革在形式上更多地体现在圣礼的改革上，用G.F.穆尔的话来说，“争论的实质还不是圣经的最后权威，而是解释圣经的权威。罗马教会声称，这是它专有的权利。改革派却认为，这是他们，原则上也是每一个基督徒的权利——实际是指那些与他们作同样解释的人——的权利。”[10]
问题的实质在于，这一思潮不仅以上帝、圣经的权威否定了罗马天主教会的神权及其教阶、礼仪制度存在的合理性，而且用宗教的理论构架和神学话语充分地表达了人文主义的自由、平等与开拓、进取的基本精神，导致了基督教统治的衰落。海涅在1833年写道：“我把思想自由和新教相提并论，但是，我希望人们不要责备我偏袒后者，虽然我在德国是信奉新教的。⋯⋯尽管有人责备新教教会思想狭窄，有些讨厌，可是总不能不承认它有过不朽的荣誉：那就是通过新教，基督教里允许进行自由研究，人们的精神从权威的桎梏下解放了出来，这样，自由研究才能在德国扎下深根，科学才得以独立发展。⋯⋯到现在为止，德国的自由党人，同时也是学院哲学家和神学家，不论他们所处理的是一个纯粹政治的题目，还是哲学的，神学的题目，他们为之奋斗的，始终是同一个自由思想。”[11]
宗教改革把基督教那块遮得严密无比的篷布撕开了一个大大的口子，这样，随着一种精神控制特征文化的衰落，富于创新精神的文化——资产阶级的现代性文化不断成长起来。
用埃德加·莫兰的话来说，“这一在宗教改革运动中诞生的分裂蔓延到德国、英国、荷兰联合省和斯堪的那维亚，而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法国的一部分，以及巴伐利亚和奥地利继续奉行天主教。形形色色的言论、思想、信息，通过谷腾堡发明的印刷术（1440年）四处传播。这也是文艺复兴所体现的信仰和理性、宗教和人文主义之间的分裂。犹太教、基督教、希腊文明、拉丁文明的四合一文化从此失去了统一性。这还是经济的裂变，社会的裂变，文明的裂变。资产阶级的文明发展，挖掉了旧社会以古老传统、旧规陋俗、地方社团为本的根基，从而开创了一个新的社会类型。”[12]
宗教改革以文化创新的形式开启了现代性的文明之路，这在后来发生的工业革命过程中进一步得到证明。我们知道，17世纪是英国科技的大发展时期：牛顿发明了微积分，建立了非线性方程，提出了宇宙经典学说、万有引力与光色散现象；1675年英国格林尼治天文台建立，哈雷发现了月球运动和彗星；胡克发现胡克定律，发明了显微镜；波义耳建立了化学元素说；哈维提出血液循环学说；塞维利发明无活塞式的蒸汽机等等。
罗伯特·金·默顿在《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一书中，分析了科学进展的社会和文化因素，最后结论性地指出：“根据以上的研究，或可不过分地做出结论说，十七世纪英格兰的文化土壤对于科学的成长与传播是特别肥沃的。”所谓“文化土壤”就是指一种适合于创新的文化环境。
在16世纪，英国的印刷出版实行的是皇家特许制度。1528年，英王亨利八世下令限制印刷业的发展，1538年正式建立皇家特许制度，规定所有出版物均须经过特许，否则禁止出版。1557年，玛丽女王还下令成立皇家特许出版公司，规定只有经过女王特许的印刷商才能成为公司的会员，只有公司会员和其他特许者才能从事印刷出版。1570年，伊丽莎白女王将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独立为皇家出版法庭，即所谓“星法院”，以加强封建统治。该法令一直维持到1640年，在54年间成为英国出版自由最大的桎梏。
1640年英国爆发资产阶级革命，桎梏思想的法令被冲破。著名资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诗人弥尔顿于1644年发表了《论出版自由》的演说，批评了出版检查制度的弊端，强调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是与生俱来的权利。唯物主义哲学家洛克则在《政府论》（1685）、《人类理智论》（1690）等著作中提出：从道理上讲，我们不能指望任何人抛弃自己的观点，盲从于不可理解的权威，无论人们的理解怎么错误，理性是其唯一的向导。
这样，从表面看，1640年的革命以及此后的言论自由局面并非科学技术创新事件，但是，文化创新环境的存在与各个领域创新的发展，确实存在着内在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