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的发展亟须文化创新
近代文明史的一个基本事实是，自工业革命以来，世界的西化态势是显而易见的。马克思恩格斯在1845年至1848年的著作中揭示，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现代性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扩展到世界各地，甚至在精神生活领域里也逐渐消灭了民族文化的差别，出现了一种同质化的“世界文学”。
对此，汤因比的说法是，“西方社会的扩张和西方文化的辐射已经把其他一切现存文明和一切现存原始社会卷进了一个囊括世界的西方化范围之中。”但是，生活在20世纪的汤因比同时认为，这是“人类史上空前第一次，整个人类在一个珍贵而难保的篓子中受着累卵之危。”[1]
所谓“累卵之危”就是指世界文明完全西化之不可行，或者说存在一种危险性。因为，当今世界处于发展主义引领的激烈竞争之中，然而，就在全球经济加速发展的凯歌声中，文明之不可持续性前景也在凸显，可分为常态性表现与戏剧性表现。
常态性表现亦可称持续进行性表现，即经济增长伴随人口暴涨及资源匮乏、环境污染之不断进行。世界并非没有意识到危险的存在，1992年召开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2002年召开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2012年6月再度召开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用意就在于消除危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0年间全世界的努力换来了什么结果呢？智利的一家报纸专门发表了一组数据，回答了这一问题，主要如下：
1.人口增长。与1992年相比，地球总人口增长了将近27％（15亿人）。西亚、非洲和南美洲是人口增长最多的地区。
2.地球温度上升。据估计，地球温度上升了4摄氏度。北极和俄罗斯一些地区的温度上升得尤为明显。历史上地球温度最高的10年出现在1998年以后。
3.塑料消费增长。预计2012年全球的塑料产量可达2.65亿吨，1992年为1.49亿吨。塑料是污染最大的材料之一。
4.二氧化碳排放增加。1992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达220亿吨，而到2012年这一数字已经超过300亿吨。
5.森林和热带雨林面积减少。1992年以来全球森林及热带雨林的面积已经减少了约3亿公顷，相当于阿根廷的国土面积。
6.飞机乘客。1992年至今，选择飞机出行的人数已增加了一倍，这大大推高了飞机燃料的使用量。[2]
这些数据说明，至少在最近的20年里，世界发展的危机不仅没有得到缓解，而且还在加剧，其后果是人的灾难。单气候变化一项，权威研究显示，气候变化和化石燃料的使用已经导致每年近450万人死亡，到2030年可能导致每年600万人死亡，这意味着，2030年之前全球将有超过1亿人口死于气候变暖，而拯救的“机会将稍纵即逝”。[3]
戏剧性表现即全球经济危机的突然爆发，由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开始，继发为欧洲债务危机，世界经济前景不明。这场持续至今的危机并不是偶然的经济挫折，而是现代性文明危机的加速，危机的核心问题是消费主义或物欲主义（Consumerism）对人类的控制。近10年来，美国与意大利、希腊等欧洲国家，一直采用房地产、城市繁荣、旅游业和内需为主要原料的“地中海食谱”，这份食谱分量极小、外观诱人、价格高昂，金融资本与房地产资本试图利用人的贪欲为自己做一笔无本万利的生意，但资金供应链发生断裂，泡沫破裂，经济的空中楼阁轰然倒塌，整个游戏崩溃，蔓延至其他相关国家。
冷战结束以后的世界，发展主义成为最大的共识，也一度给不少国家带来了甜头，为什么会突然遭遇危机呢？其实，一切都是必然的。因为所谓“发展”不过是现代性扩展的另一个说法，而现代性又不过是以资本逻辑为内涵的。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认为现代性的制度性维度有四个方面：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监督、军事力量，他说，“在把现代社会生活从传统世界的制度方面分离开来的过程中，资本主义的企业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由于竞争性的经济企业与商品化的普遍过程之间所建立的联系，资本主义具有着内在的强劲的动力。”[4]
问题是，资本主义的现代性之强劲动力能够走多远呢？美国著名学者大卫·施韦卡特（David Schweickart）教授在一次访谈中引用了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Kenneth E.Boulding）的话：“在一个有限的世界中，只有疯子或经济学家才会相信指数级增长可以永久保持。”施韦卡特自己认为，“资源是有限的，持续的消费并没有让人类更加快乐。如果不调整经济结构，人类将不得不在经济衰退和生态灾难中进行抉择。”[5]
其实，吉登斯也早就预感到，现代性是一头“猛兽”（juggernaut）：“我认为应该驾驭那头猛兽：一个马力巨大又失控的引擎，作为人类集体我们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驾驭它，虽然它咆哮着试图摆脱我们的控制，而且能够把自己也撕得粉碎。这头猛兽压碎那些敢于抵抗它的人，⋯⋯我们也不可能完全感到安全，因为它所穿越的这些领域都充满了具有严重后果的风险。本体性安全和存在性焦虑这双重感情将彼此爱恨交加地共存下来。”[6]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教授理查德·罗宾斯（Richard Robbins）认为，迄今为止的文化逻辑就是这样：“美国在软实力竞争中取得的胜利，创造了世界民众‘成为美国人，同时希望拥有美国人的价值观、财富与安全保障’的需求。然而，对于美国来说，它不可能让那些国内国外做着美国梦的人都实现其美梦。资本主义文化创造出了这种需求——无论是对某种产品的需求还是对某种文明的需求——却又不能满足之，这是很危险的，可能引起不可避免的不满和抗议风潮，而且这些抗议和不满将使人们产生回归自己以前的历史的愿望。”[7]
当21世纪又过去了十多年时，全世界的人们都会看到，一方面是现代性向世界普遍扩张，另一方面是少数发达的西方国家用尽一切办法来维持他们的优势地位，发达与不发达的总布局从未发生根本性改变。特别是当相当规模的国家在向强大国家迈进时，西方国家会集体阻止对格局的可能破坏，会使用各种手段来延缓这些国家的崛起。这样，在某种意义上，西方国家的所谓全球化就是用西化来唤醒发展中国家，但又不容许后来者加入发达俱乐部。1992年初，世界社会主义大国苏联抛弃社会主义制度与理想，整个国家努力向资本主义转型，西化思潮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但是，二十多年过去了，西方依然把这个国家视为冷战对手，不愿意纳其入内，稍有不满意就以种种手段打压之。这深刻暴露出西化悖论的存在，这一态势对中国这样的国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警示，也无情地浇灭了中国国内西化派人士的单方面热情。
冷战刚结束不久，西化大潮席卷全球，法国学者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和安娜·布里吉特·凯恩（Anne B.Kern）在其合著的一本书中，对以西方发展观为基础的现代文明进行了深刻的反省。他们认为在当今世界，“科学、技术、工业三驾马车载着人类的命运狂奔。经济增产失去控制，它的发展把人们引向深渊。”“发展主义是以西方为中心的理性化造成的结果”，今天“应突破和超越为发展制定方向和标准的西方的经济、文明和文化模式”，“发展一词具有展开、放开、铺展之意，应该看到它和包裹（envelopement）、退缩（involution）等词的辩证关系。后者启示我们要回归本源和世界之初，要深入存在，再现故旧，循环往复，忘却自我，融入自然，重归神话，在福祉的胎盘中摄取，求得无尽的探索和无言的和平。”[8]
所谓“突破和超越为发展制定方向和标准的西方的经济、文明和文化模式”，即是承认西方文化一方面促进了社会的空前发展，但另一方面又使人类陷入了整体性的“生存还是毁灭”的选择困境，人类必须重新思考可持续发展的文明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