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发展路径的不可超越性与可超越性
如果说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直接进入了社会主义是跨越了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话，那么，这种跨越也仅仅只是社会制度的跨越，单就资本主义所达到的生产力水平和商品经济发展程度而言，没有跨越也不可能跨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具有必然性，但是，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必须首先经过初级阶段，去实现别的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还要把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作为一项基本经济制度，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等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形式还将长期存在并发展下去；根据邓小平的“一国两制”统一祖国的构想，港、澳、台地区将保持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中国在初级阶段坚持对外开放，并把它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将使中国的经济最终纳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保留并允许资本主义经济、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表明我国的社会主义还没有实现对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跨越，而只是跨越了资本主义制度。
应该说，生产力发展的连续性和不可选择性较强，但也不是绝对没有选择余地。在这里，不可选择性和可选择性表现在不同的层次上，也就是说，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都不能改变和脱离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变的基本趋势，这种基本历史逻辑和内涵是不可选择、不可跨越的，但由于一个国家的生产力发展阶段与世界先进生产力发展状况的发展位差，使落后国家的工业化发展存在一定的选择空间。这样，根据不同的国情和一国工业化在世界工业化历史进程中的位置，在转变的形式、节奏和具体内涵上是可以有变化和选择的，从而形成不同的发展道路和模式。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前三十年中，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所经历的曲折、磨难和挫败都与缺乏这种清醒认识有关。
毛泽东、陈云等党中央第一代领导人在中国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初期，制定了“有计划，稳步推进”的改造原则。他们根据中国政治经济文化落后的具体国情，认为改造可能要经过较长时间的心理准备，也采取了一些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的合理方式。如毛泽东特别指出：有些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情况的。即使在人民公社化的前期，毛泽东还认为：在社会主义时期，必须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他批驳了陈伯达等要求在现阶段就废除商品生产的观点和做法。可惜的是，这些正确的措施并没有一贯坚持下去。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认识不清，把不经过“卡夫丁峡谷”的社会主义社会混同于直接“脱胎”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希图通过生产关系的急剧变革和生产力的超常规发展的方式，把自然经济模式直接发展到产品经济模式，把不经过“卡夫丁峡谷”的社会主义社会直接提升到“脱胎”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就是这种“提升”理论的产物。
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希图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1957年冬，《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十分指标，十二分措施，二十四分干劲》，从国家意识形态宣传的高度，鼓动全国人民为实现生产力跨越发展，“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当时，全国上下普遍的狂热和浮躁，把热切希望通过生产力的加速发展将不经过“卡夫丁峡谷”的社会主义社会直接提升到“脱胎”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的设想体现得淋漓尽致。
紧接着的人民公社化则是要通过变革生产关系的途径，以极端的方式使不经过“卡夫丁峡谷”的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适应跨越式的生产力的发展，为不经过“卡夫丁峡谷”的社会主义直接提升到“脱胎”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提供生产关系的支持。毛泽东说：“人民公社的特点：一曰大，二日公”，大就是“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公就是“比合作社更要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残余（比如自留地、自养牲口）都可以逐步搞掉”。[16]生产资料的完全公有制的人民公社美好图景的设计与追求，完全把不经过“卡夫丁峡谷”的社会主义社会所有制特点与“脱胎”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特点混淆了。
生产资料所有制方式的混淆直接导致了对两种社会主义社会不同分配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混淆。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阐述了脱胎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分配方式与交换方式：在劳动报酬形式上，劳动者根据个人的“社会劳动时间”直接“从社会领得一张凭证（劳动券）”作为自己的报酬，这样就不存在工资的形式了；在交换机制上，“商品的等价交换”变成了国家的“调节商品交换”，因此，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原则将废除，商品生产也就消失了；在消费资料的分配原则上，“消费资料在各个生产者之间，是一种形式的一定量劳动与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因此，“商品就不表现为价值了”，价值规律也就随之消失了。[17]而不经过“卡夫丁峡谷”的中国社会主义并不具备这三个特点。而毛泽东把这个阶段的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商品货币交换、工资制度与资本主义经济基础联系在一起，把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的诸如小生产等非公有制的生产方式与资产阶级的产生联系起来，提出了一系列令今人看来不切实际的举措，如强烈希望通过“一大二公”式的极端公有制来消除一切孕育资产阶级的条件；如试图经过人民公社这一组织机构和手段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又如不按规律地提高生产力的发展速度，通过“大炼钢铁”、“卫星田”等形式实现生产力的“大跃进”。总之这种把不经过“卡夫丁峡谷”的社会主义社会提升到直接“脱胎”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并迅速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强烈愿望，使“左”的错误思想不断升级。
毛泽东时期的经验与教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反面警示，使得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认真地反思过去在我国当今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方位认识上错误，从而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毛泽东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方位的认识偏差和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左”的错误，是邓小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模式的历史基点。邓小平反思“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并认为：“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认识得不完全清醒。”[18]这个“不完全清醒”，实际就是对不经过“卡夫丁峡谷”的社会主义社会与直接“脱胎”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的关系的误解。他指出：“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19]
邓小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与实践正是从澄清这一问题开始的。邓小平认为，我国不经过“卡夫丁峡谷”的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其基本特征就是“不发达”[20]。所谓“不发达”，依据“三形态说”，是指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低，现阶段仍处于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型时期，即我国的“社会时间”至少落后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近百年。而从“不发达”到“发达”，其转变方式就是从“一大二公”式的计划经济模式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转变。这个转变时期就是要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既然是实现市场经济下的“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那么在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一切反映社会化大生产的人类文明成果和生产方式都可以用来发展社会主义，包括商品价值规律、市场调节手段、资本、劳动力、股份制以及股票等等。
邓小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社会阶段理论。他认为，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的落后，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不但时间段很长，而且中间还要经历很多具体的小阶段或者亚阶段。事实证明，他的论断是正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历和正在经历着“解决温饱”阶段、“全面建设小康”阶段、“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阶段。在这个过程中，只有积极探索和利用一切反映社会化大生产的方式来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才能改变不经过“卡夫丁峡谷”的方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在生产力发展上的落后状况。只有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达，才能最终消除社会分工造成的异化以及异化表现形式的资本、市场、商品、股份等等，从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和谐社会。
所以，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从一开始就没有接受现代经济学正统理论开出的“药方”，在路径选择上也没有听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机构的“休克疗法”，而选择了一条中国特色的“摸着石头过河”渐进式改革之路，而且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功。中国体制改革和转型走出的这条道路，正在实践新的转型目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试图走出一条在市场经济基础上通过社会主义道路实现现代化的新路，也就是既符合现代型经济、现代社会的基本要求，又具有社会主义属性的现代化形态。这种新型现代化是与资本主义现代化处于同一历史时段的现代化。
中国选择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制度创新。这就是要实现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其核心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从而形成我国新型现代化过程的制度构架。这样，一方面充分发挥市场经济激发微观经济主体活力，同时以社会主义制度保障实现以人为本和成果分享，在计划经济时期奠定的经济基础上，继续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通过赶超式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之梦。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78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75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1页。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7页。
[5] [美]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上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74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5页。
[7]《马克思历史学笔记》第4册，红旗出版社1992年版，第200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4—125页。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1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16—717页。
[11] “卡夫丁峡谷”是个典故：公元前321年，第二次萨姆尼特战争时期，萨姆尼特人在古罗马卡夫丁城（今意大利蒙泰萨尔基奥）附近的卡夫丁峡谷包围并击败了罗马军队。按照当时意大利双方交战惯例，罗马战俘必须从峡谷中用长矛架起的形似城门的“牛轭”下通过。这被认为是对战败军的最大羞辱。此后，“卡夫丁峡谷”成为“耻辱之谷”的代名词，用来比喻灾难性的历史经历或遇到的极大的困难和挑战。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35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1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3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49页。
[16]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741—742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4页。
[18]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页。
[19]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页。
[20]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