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的历史地位
在世界文明的不同种类中，无论就其规模还是就其延续性而言，中华文明都是非常重要的一支，具有世界文明的意义。
首先可以从古代史的层面来看中华文明的世界文明意义。
自“人猿相揖别”——约350万年前出现早期猿人以后，再经过长时间的演化，最早大约从公元前4000年开始，人类文明开始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地区逐渐产生形成。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受制约于整个生产力水平特别是交通工具的落后，文明只能在相对封闭的人群中发生，这就形成了人类文明多样化的必然性。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其《历史研究》中概括出21种不同的文明：埃及、苏美尔、米诺斯、古代中国、安第斯、玛雅、赫梯、巴比伦、古代印度、希腊、伊朗、叙利亚、阿拉伯、中国、印度、朝鲜、西方、拜占庭、俄罗斯、墨西哥、育加丹。其中前6个是直接从原始社会产生的第一代文明，后15个是从第一代文明派生出来的亲属文明。另外还有5个中途夭折停滞的文明：波利尼西亚、爱斯基摩、游牧、斯巴达和奥斯曼。
按照汤因比的说法，中华文明就是从原始社会开始并保存至今的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关于中华文明的发达性与悠久性，毛泽东曾经自豪地说过，“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已有了将近四千年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2]
在世界文明史上，一直存在着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和影响。但是，文明板块之不同本身就说明文明是在相对封闭的状态下形成的，其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生产力特别是交通工具的落后，使得人们难以有更大范围的交往。美国学者亨廷顿在阐释所谓“文明的冲突”论时，就认为在人类生存的大部分时期，文明之间的交往是“间断的或根本不存在”的，直到西方文明的崛起才改变这一态势。
就中国而，自秦汉至唐宋的一千多年之间，所谓中西方关系实际上指的是中国与中亚、西亚、南亚诸国的关系。直至13世纪时，蒙古帝国崛起，先后三次发起西征，势力席卷欧洲，并进犯中原，建立元朝，才在客观上造成了中国与真正意义上的西方的大接触。从13世纪中期到14世纪中期的一百年间，很多西方人士来中国游历、经商、传教，将中国的信息带到了西方。可见，正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不同文明之间才逐渐进入交流状态，文明的比较和互鉴才成为经验事实。
据文化交流史的记载，随着关于中国的著述在西方出版，西方对中国的兴趣渐渐增大，终而在18世纪形成了中学西渐的局面。从16—17世纪，西方旅行家和传教士撰写出版的有关中国的读物达四十来种，内容涉及历史、哲学、政治制度、文学、风俗、器物等等。以至于在17世纪时，欧洲人谈世界时只说“从巴黎到秘鲁，从日本到罗马”，18世纪时则说“从中国到秘鲁”。18世纪的第一个元旦日，法国宫廷举行的是中国式的庆祝典礼，成为这个世纪“中国热”的标志，英国诗人威廉·怀特海在《世界报》上撰文称，如今“弄得样样东西都是中国式的，或者是按中国的情趣设计的⋯⋯中国热可谓风靡一时”。[3]
在更深刻的精神生活层次上，法国启蒙主义代表人物伏尔泰称，“欧洲王公及商人们发现东方，追求的只是财富，而哲学家在东方发现了一个新的精神和物质的世界。”他还说：“作为一个哲学家，要知道世界上发生之事，就必须首先注视东方，东方是一切学术的摇篮，西方的一切都是由此而来的。”[4]这里所讲的“东方”，首先是中国，因为伏尔泰明确地对以孔子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学术大加赞赏，认为欧洲“应该效法”，他甚至以“子不语怪力乱神”为依据去批判当时欧洲的宗教统治。1755年，伏尔泰还根据中国元杂剧《赵氏孤儿》改编出《中国孤儿》一剧，伏氏把它的主题变成了中国文明对野蛮的胜利，以此回答了卢梭对西方文明的失望。
另一位法国启蒙主义学者霍尔巴哈受中国的启发，认为不必一般地反对强权，只要这种强权如果掌握在贤明的君主手中，便能够成为消除阴谋的重要武器。在《社会体系》一书中，霍尔巴哈赞美中国的德治主义，主张以中国的道德政治为模范，他认为，中国是世界上仅有的将政治的根本法与道德相结合的国家，中国的统治者接受的观念是：国家的繁荣必须依靠道德。因而，在这个广大的国家中，道德是人们唯一的宗教，只有对道德科学作出深入研究的人，才能够成为好的官员。据此，霍尔巴哈甚至提出：君主的唯一方法便是善良。
总体上说，在18世纪的“中国热”阶段，西方人对中华文明的主流态度是肯定、崇尚的。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在19世纪前期所作的《历史哲学》中，尽管对中华文明有所指责，但还是承认了中国在许多方面对欧洲的优势，他说道，有很多事物——如指南针、火药等发明，当欧洲人还没有发现的时候，中国人早已知道了；中国关于自身的历史记载，实在是任何民族都比不上的；而中国的人口规模及其严密的社会组织方式，也使欧洲人为之咋舌。他还注意到，中华文化的生命力可以超越于军事征服而存在，即在元代和清代，外来的游牧民族取得统治地位，也只能遵守中国的法律，研习中国的学术。
基于这些文明史的事实，美国现代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从14世纪中叶到19世纪欧洲人开始真正侵入中国为止，这整个时代是人类有史以来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的伟大时代之一；传统的制度和习俗、农业经济、‘儒家生活方式、选拔政府官员的考试制度和身居北京的天子的受人尊敬的统治一直在顺利地、令人满意地继续着。”在18世纪，“中国对欧洲的影响比欧洲对中国的影响大得多”，中国“开始被推举为模范文明”。[5]
可见，历史上的中华文明当之无愧地作为世界文明多样化的重要部分而存在，并发挥了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的功能，这已为世界所公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