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厄运的文化因素
斯塔夫里阿诺斯在积极评价中国古老文明的，同时认为：“假如在普通的时代，这种秩序和持久性或许可看作是件幸事。”可是在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时代，“稳定成了可诅咒的东西，而非幸事。”[6]
文明的稳定为什么并非幸事呢？这是因为，当中国的文明处在超稳定状态时，西方开始了自文艺复兴以来的现代化进程，19世纪以后，西方在工业革命的带动下发展更为迅速，推动了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的早期阶段，“世界历史”概念形成，即马克思恩格斯所说，“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7]
所谓“世界历史”的本质就是西方文明的扩张，以及非西方文明的衰退。斯塔夫里阿诺斯指出：“这一扩张给整个世界后来的历史以极其重要的影响。它使西欧人控制了外洋航线，能够抵达、征服南北美洲和澳大利西亚的人迹稀少的广阔地区，并移居那里；从而，改变了世界各种族传统的地区分布。最后，通过扩张，西欧财富迅速增加、力量大大加强；到19世纪时，已能渗入并控制位于中东、印度和中国的古老的欧亚文明中心。”“所有这一切确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世界的一个地区成功地控制其余地区，以前从未有过；因之，其影响必然深远。世界达到了新的、独特的统一。”[8]
在此背景下，当历史走到了1840年时，中英鸦片战争在中国的土地上爆发，中国战败，被迫向西方打开了国门。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接受金砖国家媒体联合采访时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夙愿。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蒙受了百年的外族入侵和内部战争，中国人民遭遇了极大的灾难和痛苦，真正是苦难深重、命运多舛。中国人民发自内心地拥护实现中国梦，因为中国梦首先是13亿中国人民的共同梦想。”[9]这就揭示出，中国近代遭受的种种苦难特别是外国的侵略，即中国梦的历史参照系。
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1856年到1860年又爆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这两场战争给中国带来的损失主要有：割让香港岛和九龙司地方一区给英国，割让东北、西北1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给沙俄，开放15处以上通商口岸和内河航运权，对英法赔款各增至800万两白银等等。
1894年，日本在美英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由于清政府腐败，致使清军全面溃败，京津危急，清政府惊恐之下与日本签订了卖国丧权的《马关条约》：割让中国辽东半岛、台湾省、澎湖列岛等地（后辽东半岛由中国以3000万两白银的代价“赎回”），赔款白银2亿两，允许日本资本家在中国通商口岸设立各种工厂，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
美国学者费正清也说，由于失败的客观事实无可回避，“18世纪梦幻般的中国被无情地蒙上了肮脏、落后的阴影，当新教的复兴精神使美国传教士前往非信教地区时，他们宣称，工业、民主和基督教是产生西方强国的三大要素。中国的学者、官员认为他们自己更明事理，但却无从证明这一点。船坚炮利是一件决定性的事实，而且，极具道德原则的传教士也会无孔不入。”[10]
被席卷入“世界历史”的中国，从西方列强那里得到了什么呢？尽管中国并未在完全的意义上成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但中国人已经清楚意识到，“今外人之对我中国，曰势力范围，曰特别利益；为各旨独营之政策；曰国债，曰教务，曰商务，曰开矿筑路，曰内河航行，为各国公司之政策，美其名曰交通利益，输入文明。从表面观之，一似平和无事，依然锦绣之山河，而不知夺我主权，灰我民气之狡谋，其毒不知几千万倍于枪林弹雨也。⋯⋯无形之瓜分更惨于有形之瓜分，而外人遂亡我四万万同胞于此保全领土，开放门户政策之下。”[11]
国家、民族危难至此，每一个中国人都不可能置之度外。戊戌变法之前，湖南浏阳青年谭嗣同望着被蹂躏的中华大地，不经黯然神伤，他为国之未来、民族之未来而哭泣，写下了这样一首诗：“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谭嗣同投身变法，追求民族复兴之梦，终而血洒菜市口，成为戊戌七君子之一。
1924年，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对中国近代的革命作了如此解释：“中国之革命，发轫于甲午以后，盛于庚子，而成于辛亥，卒颠覆君政。夫革命非能突然发生也。自满洲人据中国以来，民族间不平之气，抑郁已久。海禁既开，列强之帝国主义，如怒潮骤至，武力的掠夺与经济的压迫，使中国丧失独立，陷于半殖民地之地位。满洲政府既无力以御外侮，而钳制家奴之政策，且行之益厉，适足以侧媚列强。⋯⋯革命之目的，非仅仅在于颠覆满洲而已，乃在于颠覆满洲以后，得从事于改造中国。依当时之趋向，民族方面，由一民族之专横宰制，过渡于诸民族之平等结合；政治方面，由专制制度过渡于民权制度；经济方面，由手工业的生产过渡于资本制度的生产。循是以进，必能使半殖民地的中国，变而为独立的中国，以屹然于世界。”[12]
孙中山已经大致地勾勒了“中华民族复兴”这个近代史命题——“列强之帝国主义，如怒潮骤至，武力的掠夺与经济的压迫，使中国丧失独立，陷于半殖民地之地位”。
但是，道义不是评价历史的唯一标准。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尽管中国在道义上是无可指责的，但是，文明本身是发展着的而不是停滞的，中国在整个世界文明的格局中确实慢了一步。从“世界历史”的角度说，工业化的现代文明作为先进生产力的表现，其生命力是非常旺盛的，它必然推动传统文明的改变，一切的怀疑和抵制都是无效的，这是唯物史观所认可的铁的规律。因此，在谈到英国与中国的冲突时，马克思就认为，鸦片战争时“英国的大炮破坏了皇帝的权威，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13]
的确，当外面的新鲜空气进来时，当时的中国人对外面的世界知道多少呢？中国传统教育的格局是，儿童5岁或6岁就要“破蒙”读书。从《百家姓》、《三字经》、四书五经一路读下去，最后练写八股文、试帖诗，全是儒家伦理道德方面的知识灌输和思想教育，以致“四书五经读毕，问其如何讲解，茫然不知也。⋯⋯问中外之大势，家国之情形，则懵然不晓也；问以天文地理之事，亚欧非澳之名，漠然不知所对也。如此教法，又何怪民智之不开乎！”[14]汤因比也说，“到19世纪末期，受过传统古典教育的中国学者，也许还以为在中国文明及其远东继承者以外还有什么可以值得重视的其他文明是个新奇的念头；但同时代的任何一个西方人，却不可能有如此闭塞的看法。”[15]
中国传统文化的消极因素一方面使中国人不知道外面的世界状况，另一方面让人处处服从既有的权威——从统治者到家长。这样，当败局到来时，文化怀疑主义不可避免发生，有眼光的中国人开始意识到西方殖民者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西方给中国带来的变化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
1907年，鲁迅写了《文化偏至论》，试图从中西文化异同比较中找出中国落后的原因，发现了文化观念的重大差异。他注意到法国自1789年大革命以来，“平等自由，为凡事首，继而普通教育及国民教育，无不基是以遍施。久浴文化，则渐悟人类之尊严”，因此，对中国来说，“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16]于是，许多怀疑中国文化总体上落后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倾向西方现代先进文化观念，越来越对中国传统思想产生失望。
青年毛泽东亦如此比较中西文化，“顷略阅书报，将中外事态略为比较，觉吾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夫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二者不洁，遍地皆污。盖二者之势力，无在不为所弥漫也。思想道德必真必实。吾国思想与道德，可以伪而不真、虚而不实之两言括之，五千年流传到今，种根甚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17]
可以说，正是鲁迅的这一说法，证实了西方文化的影响是20世纪初中国文化革命的思想根源。研究晚清文化史的汪林茂认为：“庚子后中国人对西学的渴求和欢迎，几乎像救火者求水般的迫切；中国社会对引进西学活动的踊跃和热烈，如同决堤之江河般汹涌澎湃，急速向前，其程度绝不是戊戌时期所能比拟的。可资证明的是，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的‘夷夏’、‘中西’之争，在进入20世纪初年后已基本消失。文化争论的中心已不是西学应不应该进入中国文化体系，而是中国应不应该全盘‘欧化’，‘国粹’应不应该保存的问题。人们所关注的是中国文化往‘西’急走或慢走，以及走多远的问题，是‘中学’（民族文化）今后如何生存下去的问题。”[18]
对中国文化消极面的怀疑和批判，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时达到高潮。1915年，从日本留学归来的先进知识分子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新青年》杂志（最初叫《青年杂志》）。在发刊词《敬告青年》一文中，陈独秀以激烈奔放的感情、新鲜活泼的文字鼓动青年，鼓吹新文化新思想，他向青年提出六大原则：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通篇充满了对中国传统思想观念的反省。
新文化运动引发了中国思想界的骚动，特别是对青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读者纷纷用“一声雷鸣”、“望眼欲穿”来形容自己对《新青年》的感受，而这份杂志的印数也由最初的1000来份增加到16000份，这在当时文盲充斥的中国是很惊人的。在民主科学的启蒙思潮影响之下，成千上万的青年人摆脱了封建桎梏，解放了思想，成为推动中国社会变革，让中国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的中坚力量。毛泽东作为深受影响的人物，后来充满深情地称颂五四运动，说“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19]
1840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说明，如不进入文化交流，就很难说中国的文化已失去生命力。但是，历史在不可阻挡地向“世界历史”转变，中国在自身范围内评价中国文化已成了最后的幻想。在与西方进行文化交流时，中国之所以最终不能与西方保持平衡状态，从根本上说，乃是这两个文化主体不仅各自立足于不同的经济力量——西方以蒸汽机为标志进入了工业时代，而中国仍然停留在牛耕马拉的农业时代。当西方国家的军队已经全部用火器装备起来时，中国还在坚持“枪箭并重，不可偏废”的观念。
在这样一个基础上，两个文化主体的文化态势是完全不一样的。亨廷顿在说到中国18、19世纪的闭关自守政策时，认为“中国的拒绝主义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植根于中国作为中央帝国的自我形象和坚信中国的文化优越于所有其他文化的信念”[20]，这种自信心使得中国认为没有必要去推行其他文化。1793年10月，乾隆皇帝在一封致英国国王的信中，拒绝了英国要派常驻使节来中国的要求，其中一条理由是：倘若“仰慕天朝，欲其观习教化”，则“尔国自有风俗制度，亦断不能效法中国，即学会亦属无用。”[21]可以说，此时中国的文化既无进取之能力，也无进取之动力。
[1] 考虑到历史与现实的复杂变迁，中华之概念要大于中国之概念，因此习惯上所称之中国文化，在本书中尽量称为中华文化或者中华文明。
[2]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2—623页。
[3] 范存忠：《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6、92页。
[4] [德]利奇温：《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朱杰勤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79、81页。
[5]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吴象婴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74—75、233—234页。
[6]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吴象婴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75页。
[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0页。
[8]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吴象婴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10页。
[9]《习近平接受金砖国家媒体联合采访》，《人民日报》2013年3月20日，第1版。
[10]《观察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6页。
[11]《论中国之前途及国民应尽之责任》，载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一），上，三联书店1977年版，第460页。
[12] 单纯主编：《民族复兴之路》，海天出版社2001年版，第227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9页。
[14]《开民智法》，《大公报》1907年7月21日。
[15][英]汤因比：《历史研究》（下），曹末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29页。
[16]《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0、57页。
[17]《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86页。
[18]汪林茂：《晚清文化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21页。
[19]《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0页。
[20][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64页。
[21]见萧致治等编撰：《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纪事》，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