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
从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共产党已把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十分重视并注意妥善解决人口、资源、环境问题，实现经济社会相互协调发展；并提出了“保持社会稳定，推进社会进步，积极促进社会公正、安全、文明、健康发展”的社会发展总要求；要求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这是实现当代中国社会持续发展的指导原则。
中国共产党新世纪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把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以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基本要求，指出，要及时研究和解决改革发展稳定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正确把握和处理好各种关系，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
与发达国家相比较，中国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有其特有的艰巨性。依据可持续发展的思想，闯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社会可持续发展道路，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艰巨任务。
首先，中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口包袱大，耕地、水和矿产等重要资源的人均占有量都比较低。今后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经济的发展，对资源的总量需求更多，环境保护的难度更大，对“人口、资源、环境”三者关系的妥善处理具有更大的迫切性。加上人们生态保护理念的欠缺以及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逻辑的作用，“人口、资源、环境”三者关系的扭曲往往对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更大的威胁。
中国林业科学院副院长在《理论动态》第1747期上撰文说，我国的水土流失总面积已达356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1/3。每年流失的土壤达50多亿吨，相当于1000万亩土地被剥走了1厘米厚的表土。而据科学研究，自然力的作用下，形成1厘米厚土壤需要100—400年。每年流失的土壤养分相当于4000万吨标准化肥，几乎等于全国一年花费的总量。过去50年，因水土流失而损毁的耕地达4050万亩，对耕地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有人把我国严重的水土流失比喻成“中华躯体的大流血”绝非危言耸听。另外，我国有沙漠化土地面积39.54亿亩，有严重沙漠化土地趋势的土地4.8亿亩，两者加起来占国土总面积的30.58％，高于世界平均沙漠化水平5个百分点。沙尘暴发生的频率越来越大，80年代年均2—3次，90年代年均4—5次，而2006年就发生了十多次。全球受到沙漠化影响的人口超过10亿，我国就有近4亿。严重的土地沙漠化缩小了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空间，正如美国著名学者莱斯特·R.布朗所说的那样：“中国正处在‘战争’状态，掠夺其领土的不是外国军队，而是不断扩大的沙漠面积。”[2]生态文明建设对当代中国的迫切性可见一斑。
展望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第一个挑战是环境。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我们前一个时期的高速度经济发展超过了自然环境的承载力而欠下的环境“债务”。据计算，2010年的环境成本占GDP的12.5％左右，虽然较前几年有所降低，但还是高于当年GDP的增长。[3]环境成本高于GDP的增长，这实际上就是对环境的负债。环境负债虽然是隐性的，但其危害尤其是对我们后代的危害，却是明显的、不可回避的。近年来在全国多个城市中出现的持续雾霾天气就是大自然对我们的一次次严重“警告”。
其次，从发达国家走过的现代化道路看，生态文明建设往往是在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才提到议事日程上，而工业化、城市化已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相当的经验和便利条件（包括物质条件和观念准备）。而我国现代化进程滞后于发达国家，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工业化、城市化未达到一定程度时，生态文明建设的条件往往不成熟，生态文明建设的任务往往更为艰巨。
在人类发展史上，从忽略环境保护受到自然界的无情惩罚，到开始探索新的发展途径，最终理智地选择了可持续发展，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人类往往是在付出相当程度的代价以后才作出保护生态的理性选择。从发达国家大多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的弯路就可证实这一点。
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最初是人对自然的片面依赖和受自然的片面制约；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空前提高，出现人企图片面支配自然，把自然界当作满足社会多种需要的源泉而无所顾忌的阶段；只有当人与自然的关系充分展开后，人类才开始以“人道主义”的态度对待自然，试图建立与自然的伦理的和谐的关系。就人与社会的关系而言，则只有经历了“天然族群式的和谐”和“个体充分发展”两个阶段以后，才有可能跨入高一层次的寻求个人与社会的新的和谐的阶段。
目前，经过第二阶段的充分发展，西方发达国家已开始进入新的阶段，而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还刚步入第二阶段。一来我国现代化起步晚，生产力相对落后，片面依赖自然的状况还未根本改观；二来自然经济与宗法一体的封建政治文化传统还根深蒂固。新中国建立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这一状况并无根本改观。直至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我国的政治经济以及人们的思想观念才有了一个大的飞跃。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正在完成西方发达国家早在进入工业化社会时期已完成的任务。
当今我们面临的课题是：应选择怎样的发展目标和道路，才能既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积极成果，又避免西方工业化进程中付出的代价。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当我们正迈入人与自然及人与社会关系演进的第二阶段时，西方发达社会为这一阶段的社会发展所付出的代价已清楚地显露出来。我们既迫切需要加速现代化进程，又不能无视西方发达国家为社会发展付出的代价，沿袭他们走过的老路。我们应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既吸取发达国家的经验，又注意宏观调控，及时调整社会发展的方向和重点，把代价压到最低限度。这就是可持续发展道路的“中国特色”。
中共中央把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确定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的一项战略任务，明确提出要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这是紧密结合中国国情，借鉴国际先进发展理念，着力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矛盾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根据我国情况，为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应着重解决如下几个关键问题：一是调整和改造一些不利于环境保护的思想观念和价值标准，大力倡导环境友好的伦理观念和文化。二是建立健全有利于环境保护的决策体系，将环境质量变化和环境保护工作进展作为对党政领导干部政绩考核的内容之一，激励各级领导干部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树立可持续发展的观念。三是建立和完善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制度，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矛盾。四是建立以循环经济为重要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五是大力倡导适度消费、公平消费和绿色消费，反对和限制浪费性和不利于环境保护的消费。六是大力发展和应用环境友好的科学技术。
第三，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因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本身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题中之义。而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为限制资本逻辑、为民造福提供了根本保证，从而也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根本保证。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
首先，生态文明与社会主义在社会发展目标上有着内在的一致性。生态文明作为人类文明史上的新文明形态，追求经济效率、社会公正、生态和谐的统一。而这个目标正是社会主义社会所追求的。社会主义的出发点是以人为本，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全体人民的生态、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这是作为生态经济有机整体的社会主义经济运动发展的客观规律。社会主义文明是以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需要、精神需要和生态需要为目的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的有机统一。生态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文明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因而，从本质上说，社会主义制度必然是实现生态文明的根本保证。要根本解决当今全球的生态问题，保证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改变全世界范围基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资本逻辑，实现对物质生产的有计划的自觉控制，也就是说建立从全人类的需要和自然界的承受能力出发合理利用资源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制度无疑是一个必然选择。
其次，当今中国已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国家现代化治理体系。中国共产党将“生态文明”写进党的政治报告，把生态文明建设上升为国家意志，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组成部分。“美丽中国”成为“中国梦”的一个重要内容。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建设新格局。”[4]《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还提出了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改革生态环境管理制度等具体措施。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各地各部门全力破解日益突出的资源环境问题，生态体制改革蓬勃展开，并进入顶层设计。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土壤污染防治法等已列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环境保护部将定期在官方网站公布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环境污染问题的督办查处结果，以强化人民群众的监督；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的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司法解释正式实施，对于触犯多个罪名的环境污染犯罪行为，司法审判依法“从一重罪处断”。国家有关部门还将制定涵盖生态空间、生态经济、生态环境、生态生活、生态制度和生态文化等内容在内的实施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体系；深化生态文明建设一系列具体制度和体制的改革；着力推进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完善排污许可制度和企事业单位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加快出台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工作指导意见。
生态文明与社会主义的内在统一性决定了推动人类走向生态文明的重任历史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肩上。西方的一些有识之士已经看到了这一点。世界著名后现代思想家、生态经济学家、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理论领军人物柯布博士明确指出：中国政府率各国政府之先，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这是中国对世界范围的后现代运动的独特贡献”。“使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在保护生态平衡上将会大有作为，因为中国政府可以说是当今世界最关注社会正义与生态正义问题的政府。生态文明概念的提出，昭示着中国作为举足轻重的政治经济大国已经在扛起这份生态责任。而美国则由于资本主义制度作祟，财富过度集中在超级富豪手中。区区几千人基本控制着国家的财富，实际上也就是控制着世界的财富。指望他们实现为了共同福祉的生态文明，无异于与虎谋皮”。柯布博士深信“中国是当今世界最有可能实现生态文明的地方”。[5]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必将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促进全世界可持续发展的新潮流；推动人类从工业文明迈向生态文明，进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类社会的和谐。
（本章撰稿人贺善侃）
[1] [英]J.D.贝尔纳：《历史上的科学》，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535页。
[2] 《报刊文摘》2007年7月18日。
[3] 成思危：《中国经济未来十年的挑战与希望》，《文汇报》，2014年3月24日。
[4]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页。
[5] 柯布、刘昀献：《中国是当今世界最有可能实现生态文明的地方——著名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柯布教授访谈录》，《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第5—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