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贡献
自从毛泽东在1936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第一次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之后，几代党的中央领导集体一直坚持着这个极为重要的指导思想。它根源于中国共产党人在残酷的革命斗争中的经验教训，而且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要求。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用马克思恩格斯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实践的唯物主义”[4]，“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5]。它强调人的正确认识是从能动地改造世界的实践中来的，要在实践中得到验证、修改和发展，并且最终是为着实践的。正是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中，中国共产党不仅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和有中国特色的建设道路，取得了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而且通过中国的实践上升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思想、理论，丰富和发展着马克思主义。这种丰富和发展，在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就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拓展着唯物主义历史观。
前面已经说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为重要的就是把市场经济体制拿来为社会主义所用。中国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就是对于唯物史观的重大发展，是马克思等经典作家所没有设想过的。这是固然因为中国社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是不合格的社会主义；同时，也因为世界形势的变化，为我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而后者则为我们认识时代的变化开启了一个重要的窗口。
虽然从现在来看，时代特征的变化已经比较明显，但是在改革开放之初，世界尚处冷战之时，要看到时代特征的变化并不是很容易的。对此，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有个认识的过程，何况在这个问题上还特别需要巨大的理论勇气和政治勇气。
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将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是有着对于国际形势判断的依托的，那就是如邓小平1983年说的：“以前总是担心打仗，每年总要说一次，现在看，担心得过分了。我看至少十年打不起来。”[6]后来，他根据对世界大势和周围环境的新观察新的分析，得出新的判断：“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并指出：“一九七八年我们制定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方针，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判断上的。”[7]
为了中国现代化建设有个良好的国际环境，邓小平一直十分重视东西南北的关系，“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8]。经过长期对东西南北关系的探索，至1984年底和1985年初，邓小平明确形成了“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9]的思想。其基本点如下：
第一，在讲和平与发展是两大问题时，始终是从对过去在战争和世界格局上的观点进行反省的角度来提出问题的。邓小平在1985年曾指出：“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有变化，对外政策也有变化，这是两个重要的转变。”“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这几年我们仔细地观察了形势，”⋯⋯“我们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10]
第二，他多次把和平与发展作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来看的，并且强调发展问题（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11]
第三，并不是说和平与发展这两个问题已经解决了，相反正是指这两个问题很突出，没有解决，而成为人们议论和行为的中心、焦点。正如邓小平在1990年对国际问题分析时指出的：“现在旧的格局在改变中，但实际上并没有结束，新的格局还没有形成。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12]
在邓小平的判断基础上，此后党的历次代表大会的报告都明确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这些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根据世界形势发生的变化，作出了对于时代问题的新判断，改变了原来长期所说的“战争与革命”的判断。
对于时代特征的变化，我们不仅要回答“是什么？”，还必须回答“为什么？”。20世纪的上半叶，的确如列宁所预见的，是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以及民族民主革命在全球的蔓延、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就是明证。中国共产党现在所作出的新判断与过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时代所作的判断有着很大不同，这就要求我们从唯物史观的高度作出新的解释。经过长期的观察与思考，邓小平又作出了另一个具有突破性意义的判断。1988年9月在接见外宾时，他讲到：“世界在变化，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也要随之而变。”“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13]这句话虽然简单，但是意义重大，它深刻揭示了时代发生重大变化的经济根源——生产力要素结构的变化。也只有从经济根源上把握时代的变化，才能了解这一变化的重大、长远意义。这个由邓小平提出、广大理论工作者进行阐发的判断，实际上从唯物史观高度为时代特征转变作出了理论上的回应。它既是唯物史观的运用，又是对于唯物史观的开拓。
和平和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两大主要问题，这一时代特征的变化，也就要求我们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相应也要有所变化。中国共产党人逐步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改革开放观，即既要搞市场经济体制，又要坚持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价值观；既要坚持独立自主，又要参与到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去，以取得我国发展所需要的物资、资金、科学技术、管理方法等资源；既要加大开放的力度，又要提高警惕防止敌对势力的渗透和颠覆。面对着复杂的世界，“中国将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坚定不移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14]。
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的转变，不仅有外部原因，更有着我们自己国家内部的原因。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非常强调的问题，也是中国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搞清楚的问题。对过去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文革”和文革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惨痛教训，我们有了比较深刻的反思。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反思，而且是全民族的反思，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其中的一股重要力量，如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又如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大讨论，等等。“文革”后，我们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并且经过几十年的实践探索，到本世纪初提出了“以人为本”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些表明，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逐步形成了自己的观点，即在人的问题上抛弃了过去那种“左”的错误观点，在坚持人民群众作为主体的同时，也注意重视和保护每个个人的正当权利；在解决社会矛盾方面，更注重动态平衡的方式、全面协调的方式、民主的方式、和谐的方式，法治则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这些根本的价值取向和基本工作方法上重要理念的形成，表明我们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已经登堂入室，它们是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回答，当然也是对于唯物史观视野的新拓展。
然而，正像近代中国人的认识走过器物、制度、文化的逐步深入过程一样，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也面临着对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的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十分重要，但必须以相当的精神文明为保证，否则依然会新瓶装陈酒。缺乏文化建设的根基，缺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不仅不能搞好制度建设，就是形式上有个制度，骨子里也会被消解掉，就一定会走上歪路、邪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简单地把市场经济搬来和实行对外开放就行了，它特别需要执政党及其广大干部保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定力，并将其创造性地贯彻到制度建设、法制建设中去，贯彻到社会各个方面的创新和建设中去。其中，最为重要的则是执政党自身的建设，即建设好一个坚强的真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建设好一个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社会是人的社会，历史是人创造的历史。人则是智、情、意的统一体。人类社会有着自身的发展规律，不过这不是离开了人的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的规律，而恰恰是包含着人的改造世界活动在内的规律。随着人对于世界的认识逐步深化，人改造世界、改造社会、包括改造人自身的水平也在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一个特别需要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尤其是政党的能动性，而创造的社会，它为我们了解这个难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马克思曾经思考过“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设想，而我们正在做的就是这样一件超越传统观念不通过卡夫丁峡谷的大事。历史提供了这样的机会，我们在这条道路上也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绩，现在的问题在于全面深化改革，扫除一切障碍，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前进，实现中国梦！这应当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中国、对于人类，也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最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