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之路
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实质在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及人与社会即人与人的和谐。这种和谐是人、自然和社会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
长期以来，人类行为主体性的两重性导致“人—自然—社会”相互作用的双重结果。建设或创造的主体性产生一个体现人、自然和社会和谐发展的属人世界；而破坏的主体性则导致体现人、自然和社会相冲突的“异态化”现象；两者同属人化世界。
人化世界即被人类改造过或为人类所创造的对象世界，包括不可分离的三大领域——人化自然、人类社会及人自身。人化世界是一个充满矛盾的领域。它既包括有利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部分，又包括不利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部分，即人化世界中的“异态化”现象。前者体现了“人—自然—社会”的和谐发展，是社会文化和文明进步的内在源泉；后者是“人—自然—社会”失衡的结果，是否定、压抑和报复人的本质力量、阻碍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异在物。人化世界的这种矛盾冲突在本质上正是人类活动主体性效应和反主体性效应的冲突。它具体表现为以下三方面：
其一，科学性与非科学性（或反科学性）的冲突。人类活动主体性效应产生的人化世界中的积极、肯定形态，是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的合规律、合理性的协调和融合。肯定形态的人化自然是人所塑造的一个既体现外界对象客观规律，又体现人类主体内在尺度的对象世界，是人对自然的合乎规律的认识结果。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肯定形态也离不开人对社会的合乎规律的认识。如社会结合形态的合理性，经济活动的智能化、科学化，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法制化和精神生活的高尚化等，都反映了人的社会认识的科学性。人自身的进步和素质提高，也同人对自身的认识程度有关。相反，产生人化世界中“异态化”现象的一个主要起因，就在于人的行为的不合规律性所遭到的惩罚。面对自然界，由于未能认识和利用生态规律，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和污染，并对人类的生存构成威胁。如对森林资源、草原资源、土地资源和矿产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利用，导致水土流失、草原荒漠化等严重后果，致使自然灾害日趋严重。
其二，适度与过度的冲突。在人和环境组成的生态系统中，人不断地影响着环境。英国著名学者贝尔纳说过：人类从作为一个猎人或者农夫开始，就“从事着推翻自然界的平衡以利自己”的活动。[1]这就是说，人们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过程及其产物，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破坏人与自然的平衡的“副作用”。只是在人类对自然界的影响、干涉未能超过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时，这种副作用尚不明显，还不足以构成对人类的威胁。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类干涉自然界的规模的扩大，尤其是科技手段的日益先进，这种“副作用”才日益明显，甚至达到破坏环境的作用。相当一部分“异态化”现象来源于对自然界的过度索取，来源于由“只顾眼前，不顾长远”的错误造成的“竭泽而渔”。对自然界的过度干涉，必然会遭大自然的报复。例如，无节制地开发利用资源，必然导致资源枯竭，引发资源危机；无节制地垦荒造田，必然破坏自然植被，引发“黑风暴”等自然灾害；无节制地向大自然排放废物，必然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现在，工业废水、废料的排放，石油的泄漏，天然气的喷射，化学物质残渣和核电站放射性物质废料的抛弃等，已波及地球上每个角落。如今，环境污染又扩展到宇宙空间，许多废弃的飞行器和其他物品散落其间，造成了空间污染。无数事实证明，人类要同大自然和睦相处，必须把对大自然的影响控制在生态系统能自我修复的极限之内。
其三，善与恶的冲突。某些“异态化”现象的产生，导源于人类破坏自身、不合伦理的反主体行为，即各种旨在破坏人类生存、进步和发展的反社会、反进步、反人道的社会活动。如各种专制独裁、恐怖、暴力等活动，反社会的犯罪活动，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军备竞赛，危害人类健康的毒品种植和贩卖，各种腐败现象和特权行为等。此外，各种违背社会发展要求的僵化保守观念、禁锢进步思想的条条框框、违背真理和社会正义的言论、宣传腐朽思想的精神文化作品等，也是产生社会“异态化”现象的重要根源。而人自身的“异态化”现象，更是与某些人的恶念有关。例如，受本已超脱的动物本性的摆布和统治而丧失人的文明性；受不正当物欲（如货币拜物教）的支配而丧失人的理智性，受一己私欲束缚而成为利己主义的奴隶等。社会领域中人类行为主体性和反主体性的冲突，相当一部分表现为善与恶的冲突，其实质为是否合乎伦理的问题。
人类活动的主体性效应与反主体效应冲突，当今集中地通过所谓“全球问题”表现出来。全球问题涉及全人类当前和长远利益，是对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关系重大，并需要在全球范围共同关注、相互合作才能加以解决的问题。它同一些只涉及某些地区、某些国家、某些民族的问题相互缠绕，相互联结，难解难分，共同构成人类的“发展困境”，包括：（1）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相互作用的“困境”。在此，人类行为主体性效应与反主体性效应的冲突主要表现为资源危机、环境恶化等。（2）人与社会之间相互作用的“困境”。在此，人类行为主体性效应与反主体性效应的冲突主要表现为人口危机、道德危机、教育危机等。（3）国际社会（社会共同体）之间的“困境”。在此，冲突则表现为不同社会共同体间的磨擦及带来的问题，如战争与和平问题，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问题等。全球问题所展现的人类“发展困境”既包括自然因素，也包括人与社会因素，是人、自然和社会的严重失衡。
产生人类活动主体性效应与反主体性效应之冲突的主要根源在于人类主体的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局限性。有什么样的主体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就会有什么样相应的实践结果和实践效应。而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人类主体的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总是相对的，人们不可能完全把握自然和社会的客观规律，不可能就眼前的事物现象推出所有长远后果，也不可能对自然作出尽善尽美的认识，因此，人类所创造的人化世界不可能完美无缺、十全十美，“异态化”现象在所难免。加上国际社会间、对抗阶级间的冲突和磨擦，以及人自身的异化，主体性效应与反主体性效应的冲突更是有增无减。但是，人们如果能在从事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实践活动之中，深思熟虑，周密计划，尽可能多地积累客体方面的资料，对可能产生的后果作全面而充分的估计，并采取积极的预防措施的话，是有可能使异态化效应缩小到最低限度，从而减缓人类活动主体性效应与反主体性效应的冲突的。具体说来，如下几方面的根本措施值得注意：
第一，增强人类生态平衡意识和资源保护意识。我们所面临的地球，是一个生物群落和地理环境相互作用的自然环境，称生态系统。只有合理开发、利用生物资源及其他资源，学会与环境和其他生物“和平共处”，保护自然生产力，才能维护生态平衡，并最终维护人类自身。对“生态系统”中无论哪一环的破坏，都会导致整个自然系统的严重失调。为保护生态平衡，一个重要的理论课题是在自然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之间找到一种合理的、恰当的关系：一方面，努力发挥生物与环境的最高生产力，使一定地区的“初始生产力”可以接近或达到理论上的最大值；另一方面，又不能离开社会生产力去寻求最大的自然生产力，即不能退回原始时代，重返赤条条的大自然，而是通过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生产力去达到这一目标。这就需要人们把对经济规律的认识和对生态规律的认识结合起来，把经济科学与生态科学结合起来。
第二，树立正确的生态伦理道德观念，发展生态文化。生态文化是生态文明观的集中表现，它代表了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其基本特征是崇尚自然、保护环境、促进资源的永续利用；其核心基础是和谐理念和环境意识。生态文化是时代的产物，它是在自然资源面临枯竭、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生态危机影响到人类生存发展基础的时代背景下被提出来的，提出生态文化的宗旨就是解决人和自然的失衡，因而其最主要特征就是注重自然因素、自然规律、生态环境对人类社会的价值和影响，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现在，人类越来越认识到，应该把调节人与人关系的伦理原则扩展到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调节，应以“人道主义”的伙伴式态度对待自然，包括动物和植物。一味掠夺自然，并将环境当作垃圾桶，任意排放废物，这种不平等的态度不仅是反自然的，而且是反人类主体自身的。因为破坏环境最终将有害于人类。
第三，发展生态科技。针对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的冲突，需应用科技手段认识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建立人与环境的协调关系，防止环境破坏和污染，拯救人类于发展困境中。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到来，人类社会进入了信息时代、计算机时代、空间时代和原子能时代。我们完全可以应用这些新科技力量，在为人类创造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的同时，提供改善、创造美好环境的武器。此外，还应密切注视并及时总结全球问题所提出的各种理论课题，发展环境经济学、生态经济学、国土经济学等理论科学，以科学原理指导对环境的利用、开发和治理。
第四，建立人与社会协调发展的新秩序，维持社会共同体的合理平衡。人类作为一个共同体，当然有共同的利益、共同的需要、共同的命运和共同的任务；但人类发展至今，一直是一个充满矛盾和冲突的共同体；人类总是以不同类型的社会主体而存在和活动的，不同的主体有不同的特殊利益、需要和目的，这就导致各社会共同体之间某种程度上的排他性和抗拒性，并产生各种法律条文、伦理原则和条约等都无法控制的矛盾和冲突。在阶级社会，各社会共同体受阶级地位和利益的制约，这种矛盾和冲突更是变本加厉，表现为在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宗教、意识形态、社会伦理等各个领域所产生的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军事战争、贫富悬殊等种种恶果。它们不仅加深着人类社会与人自身的“异态化”现象，而且加剧了人化自然的“异态化”现象。如由社会冲突、军备竞赛、战争、核试验等军事活动所造成的资源滥用、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就是一例。因此，克服“异态化”现象，消除人类活动主体性效应和反主体性效应冲突的另外一条途径就是努力建立国际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科技等协调发展的新秩序，维护人与社会的协调发展，维持社会共同体的合理平衡。
第五，致力于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是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和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重大举措，也是实现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的重要任务。应当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一是要确立节约资源的重要战略地位，将节约资源提升到基本国策的高度，并以此为依据建立综合反映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等因素和体现科学发展观的指标体系，彻底改变片面追求GDP增长的行为。二是要尽快扭转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逐步建立资源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要通过技术进步改造传统产业和推动结构升级，尽快淘汰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的落后生产工艺，逐步形成有利于资源持续利用和环境保护的、合理的国际产业分工格局。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和升级。三是要倡导资源节约型的消费方式，以资源节约型的产品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在提高群众物质文化需求的同时，倡导适度、节俭、公平和绿色的可持续消费模式，尽可能减少对资源的依赖和生态的破坏。
环境友好型社会，指以环境承载力为基础，以遵循自然规律为准则，以绿色科技为动力，倡导环境文化和生态文明而构建的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社会体系。主要内容有：有利于环境的生产和消费方式；无污染或低污染的技术、工艺和产品；对环境和人体健康无不利影响的各种开发建设活动；符合生态条件的生产力布局；少污染与低损耗的产业结构；持续发展的绿色产业；人人关爱环境的社会风尚和文化氛围。包括环境友好型产品、环境友好型服务、环境友好型企业、环境友好型产业、环境友好型学校、环境友好型社区等。
国际上提出“环境友好”概念已有十多年历史。1992年联合国环发大会通过的关于全球可持续发展战略的《21世纪议程》中，首次出现“环境友好”的提法。此后，许多国家开始提倡环境友好技术、产品和服务，“环境友好”覆盖的范围不断扩大。21世纪初，学术界和一些发达国家开始探讨和倡导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问题。2002年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的《实施计划》中提到建立和扩大“环境友好产品和服务”的市场。国际上数十个国家建立了环境标志制度，使用环境友好的产品成为一个国家和地区公民环境意识提高的重要标志。环境友好型社会概念的出现，是人类对环境与发展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化的结果，反映了国际环保理念的进步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