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选择的可能性空间
当人们对历史选择与自然选择作出明确区分之后，如何选择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因此，由于人类历史的发展总是处于无数的可能性之中，呈现出非线性的发展状态。
这种事物发展的非线性状态，已为当代自然科学的复杂性研究成果所证明。众所周知，20世纪70年代，以直接研究复杂性为对象的科学开始崭露头角。国际上出现了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和超循环论等非线性理论。20世纪的最后20年，又出现了混沌理论、分形理论等。这些非线性理论形成了强烈的冲击波，使经典的“决定”、“被决定”式的线性思维与简单性观念受到挑战。例如，普利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认为，自组织的事物在其进化的过程中时而会处于一些热力学分岔点上。在这些分岔点上，事物的发展面临着多种可能性，而人的行为自由正是对于自身的以及作为实践对象的多种可能的发展前途进行选择。这一理论自然启发了我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可以看到，复杂性科学的描述使我们对于历史规律的表现形式有了新的理解，这种理解优于近代机械决定论的理解。复杂性理论不但增强了解释历史的深度与广度，而且在解释历史规律与人的能动性的关系问题上增加了选择论的理解。但这并不是说历史唯物主义传统决定论理解的消弭，而是决定论理解的深化，“决定”与“被决定”不再是单值对应的线性关系，而是多值对应，即被决定的是一个生产关系的可能性空间。
因此，实现历史选择的关键是科学判断历史选择中的可能性，尤其是要区分抽象可能性与现实可能性。所谓抽象可能性因在目前无法实现，看起来好似不可能，故称之为抽象可能性，而现实可能性则是在现实中有充分的根据，因而在目前就可以实现的可能性。在自然界，由可能向现实的转化是按其固有的客观规律自发完成的，其间没有人的干预也能实现。而在社会中，人们改造自然和社会的运动过程的主体是人，一切由可能向现实的转化，离不开人们以选择为中介的有目的的实践活动。由此，使整个过程呈现非线性的发展状态，使历史选择的主体面对的选择客体呈现一个由多种可能性组成的“可能性空间”。
35年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经验向我们揭示了对生产关系“可能性空间”认识的深度，这决定着我们历史选择的准确度或曰成功度。
第一，组成这一可能性空间的多种可能性之间并非“等量齐观”，而是彼此存在着质与量上的区别。所谓质的区别，主要指抽象可能性与现实性可能性之间的差别，所谓量上的区别，主要指各种可能性转变成现实性的概率的差异。主体只有选择那种体现历史方向，实现概率高的可能性，作为实践的出发点，才能使之较成功地转变为现实性。我国“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败及“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成功，历史已对此作出了回答。“人民公社化运动”把“一大二公”作为判断历史先进的标准，从表象看，它似乎合乎社会最终会向公有制方向发展的历史趋势，但由于它脱离了当时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现实状况，企图把只有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生产关系形式，在生产关系可以脱离生产力发展而不断革命的“左”的错误观念指引下，利用执政党的政治权威，在全国推广，造成对农业生产力的大破坏，这也就说明，这种抽象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的概率很小。而“联产承包责任制”，既符合当时我国半机械的、以家庭为单位的，还基本以耕牛、锄头、铁
加半机械化的生产力的需求，同时也符合经过“十年动乱”之伤，农村“休养生息”的需要，正合农民心意，在那个历史发展阶段上，从“左”的错误的“抽象可能性”变为改革时期的“现实可能性”，合乎民心、顺乎时代，其成功的概率就不言而喻。
由于“可能性空间”中诸多可能性存在着的质量区别将影响选择的成功率，因此，系统意识、目标意识、时效意识、不可逆意识、效果意识、风险意识、权变意识、行动意识成为达到成功的历史选择所需要做的思想准备。
所谓系统意识，是指要自觉认识社会有机体，作为一个大系统，其规模宏大，结构复杂、因素众多、功能综合，与别的自然界的系统不同，因此，在社会过程中作主体选择要运用大系统、大数据理论。选择既要顾及局部，又要服从整体，必须运用系统思维，作系统考虑。这也就是说，在选择决策时，既要有整体观念，又要顾及系统内部的层次与结构，同时，要关注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既要有涉及全局的战略大思维，又要有深入层次的战术巧思维。
所谓目标意识是指历史选择必须有清晰的与实际的目标，选择主体应明了最低目标及争取的理想目标是什么，必须满足目标的边界条件如何，目标应有先进性与相对稳定性。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我们的目标从初步建成小康社会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是目标的逐步递进。
所谓时效意识是指历史选择要不失时机，果断决定，“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以免“坐失良机”。在我国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攻坚战的阶段，十八届三中全会及时提出了“四个全面”的深化改革取向，就反映了一种时效自觉。
所谓不可逆意识是指历史选择既包括历史选择要着眼未来，向前看，又包括历史选择本身也是不断演变与进化的，每一历史选择一旦作出，“开弓就没有回头箭”，其在时间上具有不可逆性。这一不可逆意识与时效意识的组合，成为考验选择者政治智慧的试金石。没有对历史必然性的深入理解以及对我国现实的正确认知，是无法达到两者的完美结合的。邓小平关于“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来搞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张，就体现了这两个意识的结合。
所谓效果意识是指对选择效果要有“灰靶”意识，由于社会发展极为复杂多变，因此，任何历史选择，是难以达到“最佳”、“最最佳”的十全十美程度的，只能把预先设想的效果作为最优点（即效果点），离效果越近，就越好。可把效果点附近的空间作为满意空间，达到满意空间就可视为理想效果。“灰靶”就是这一满意空间的别称，由于历史过程的超复杂，实际上大多数历史选择只能达到“灰靶”的水平。树立正确的效果意识即“灰靶”意识，有利于选择主体保持冷静和韧劲。
所谓风险意识是指选择要有遇到风险的思想准备。现代社会是风险社会，成功与风险是兄弟，有备才能无患，历史选择往往需开拓创新，若丧失风险意识，将对突发状况缺乏预警。成熟的风险意识既包含对自然风险的认知，也包括对社会风险的防范。在社会风险中，又包含对全局性风险的预防与对局部性乃至个体性事件风险的预防。
所谓权变意识是指选择的策略应具灵活性。事物并非一成不变，历史过程更是如此。选择的目标要有一定的弹性和余地，以便掌握反馈调节，在满足边界条件的要求后，可以对所作出的选择进行必要的调整。马克思曾说：“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2]不同的“实现形式”是需要以不同的方法去应对的，由此也说明了树立权变意识的必要性。
所谓行动意识是指历史选择一旦作出，就应立即将决策转化为行动。如果说考虑边界条件是最困难的一步，那么将选择转化为有效行动则是最费力的一步。只有在选择时就考虑到实施的行动步骤，选择才可能成为成功的选择。这正如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提出的那样，“一个实际步骤比一打纲领更重要”。
上述八种意识，是主体在选择过程中应具有或者说须具有的意识，这是基于历史过程的特点向主体提出的要求。
第二，“可能性空间”的有限性。由于可能性与不可能性的同时存在，因此，任何“可能性空间”都是有限的，都存在有边界。马克思说：“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它们也预先规定新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3]由此可见，每一代人都是在从上一代传承下来的既定的生产力与社会条件下开始新的历史创造，而每一代人也只能使这些生活条件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这说明可供他们作历史选择的“可能性空间”是“一定的”、“具有特殊性质的”。在现实生活中，左倾冒险主义者与右倾保守主义者都无视这一边界的存在，他们或者否认可供历史选择的“可能性空间”是有边界的，或者否认存在的边界是可以被新的创造打破的。
第三，“可能性空间”的可变性。“可能性空间”的存在，具有总体性和整体性的特征。在这一由多种可能性组成的“可能性空间”中，如果其中一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那么，作为总体与整体的原有空间将会随之发生变化，内部结构自动调整，从而形成一个新的可能性空间，使历史出现新的变数。正如国内有学者指出的，这在中国近现代革命史中具有极其生动的表现。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前，由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领导中国民主革命达到成功具有很大的可能性，但在十月革命发生、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中国社会所提供的可能性空间就发生了重大变动，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胜利的可能性越来越小，而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则日益走向成熟。正是由于这一“可能性空间”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选择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最终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28—429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0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