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梦”的实现将为人类社会创造现代化的新模式
资本主义的确是世界现代化历史实践最先采取的现代化历史路径，但是这不等于说资本主义是世界现代化的唯一实现途径，更不等于说现代化就等同于资本主义实践方式或社会形态。所以，关键问题不是应该不应该和能不能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诉求，而在于科学合理地界定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内容，使社会主义与现代化有机合理地结合起来，避免或减轻因为误解资本主义现代化而产生无谓的痛苦和失落感觉。
我们今天说的现代化，实际上分为资本主义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现代化追求。资本主义现代化是在既存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或资本主义体系下，追求现代化发展的最大目标，并且认为，资本主义是社会发展的终极，现代化最大目标的实现，就可以避免社会主义革命的到来。
社会主义现代化是通过革命，取得国家政权或者国家的独立，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形成代表人民大众利益的强有力的领导集团，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所允许的范围内，大量吸收、借鉴资本主义在人类历史上发展起来的较为先进的生产力和科技能力，极大地激发人民群众的创造性，高速度地发展生产力，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大众日益增长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需要，在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产值上赶上或超过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过程。
从发展趋势来说，社会主义现代化所创造的社会物质和精神财富，应当高于资本主义现代化所创造的社会物质和精神财富。社会主义现代化不以所创造的社会物质和精神财富为满足，不以社会主义为社会发展的终极，它还要创造更高的社会物质和精神财富，把社会发展推向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在今天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在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大环境下，我们发展自己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便于我们利用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成熟经验和市场网络，也面临着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极大挑战和困扰。如何保护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常开展，又避免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大范围冲击，无论在理论上或者实际工作上，都是对我们的严峻考验。
事实上，中国过去30年的高速发展，已经形成完全不同于世界上已有的现代化模式的几个特色：第一，中国的经济增长来自对先进技术和基础设施等前瞻性投资，而不是军事冒险（如美国）、社会福利（如欧洲）等后向性开支。中国的工业化主要满足人民的需要，而非用于军备竞赛的黑洞。第二，国外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是中国工业化的催化剂而非主导力，中国的发展战略和科研基础的独立性远高于美国核保护伞下的德国、日本。第三，中国的资本积累不是来自西方式的殖民扩张，不是来自拉美式的大量外债，更不是来自对农业的剥夺。中国的高投资率来源于中国式的政策创新，包括中国政府吸引外国与民间投资的能力和信誉，企业的利润留成作为长期投资的重要来源，等等。第四，混合型经济是维持中国高增长和稳定局面的基础。在过去三十多年中，中国推行了大刀阔斧的结构改革，约5000万国企职工失去了“铁饭碗”，约1.5亿农民工进城，没有引发大规模的社会动乱，这得益于中国的混合经济。第五，中国文明的特征是务实。许多源自西方的新技术，首先在中国得到实验和应用。中国的整体思维也使中国在发展技术整合和工业生态系统上具有优势，极大加强了中国的全球竞争能力。第六，中国在富裕和贫困地区间的中央和地方的干部轮换制度，有效防止利益集团绑架政治，这是西方民主的致命病根。当代中国现代化之所以会呈现上述几个特色，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新型现代化之路。
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视野里，人们长期以来习惯于以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分野来划分社会主义模式。如果囿于这一框架，在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思考路径只能在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两端摇摆。事实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已远远超出了传统科学社会主义，但它显然也不属于民主社会主义的发展谱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包括传统科学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以及其他各种“主义”之科学成果的吸收、借鉴与扬弃，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种全新现代化之路。
新型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新”在哪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它是一种利用资本主义一切可以利用的东西、逐步取得对于资本主义的相对优势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它又是一种在自己的实践中不断探索社会正义、不断追求社会和谐、不断进行制度创新，并致力于逐步把公平正义贯彻到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各个方面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中国社会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和特点，因而形成独特的“中国经验”、“中国道路”。这种经验和道路，既不同于众多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和经验，但是利用了它们一切先进的东西；也不同于过去那些失败的社会主义模式，但是汲取了它们的经验教训。因此，它是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也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
在中国，现代化与社会主义是双向选择、相联并进、互为内涵的。这种双向选择、相互交融和促进，既是历史事实，也是现实进程。在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双向互动的过程中，我们对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理解也曾有过偏差和失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在曲折中发展。随着我国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关系逐步明确起来。现代化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题，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由于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拓展和深化而越发显示出中国特色。
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相联并进，互为内涵，但是，两者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地位是有主次之分的，功能上也是有差异的。过去长时间，我们曾离开现代化的内涵和要求，抽象地谈论社会主义，侧重于从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理解社会主义，而把市场化、社会化、城市化等现代化的基本特征看成资本主义的专利，从而把社会主义和现代化对立起来，造成了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的分离与脱节；或者弱化了社会主义所应包含的现代化内涵，只是把“现代化”简单地附于“社会主义”之后；或者将“现代化”只是当作实现或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种方式或手段，或者把“社会主义”只是当作中国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进行“现代化”的一种形式或手段。这些模糊认识都有失偏颇。
应当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为理论依据，明确两者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主次地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历史阶段。因此，在初级阶段建设社会主义，根本上就是实现现代化。邓小平在新时期反复强调这一点。他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解决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的最主要的条件”、“我们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总任务，或者叫总路线”、“政治路线”、“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决定祖国命运的千秋大业”、“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整个工作的重点”、“基本路线”，“努力把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可见，邓小平是十分突出强调“现代化”的，他强调“社会主义”也是强调在现代化建设中不能偏离社会主义方向。只有把“现代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始阶段的主题、主体，才能使中国社会主义从“不够格”到“够格”。
中国发展的道路让许多发展中国家思考，如何在社会公正、可持续性发展以及自由市场竞争效率之间取得平衡。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可能在欧美式资本主义政治模式与西欧式民主社会主义（福利国家）体制之外，开创了另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政治模式。这种新型的社会主义政治模式在引导社会追求最佳公共选择上有其明显的功效，能够平衡程序、能力与结果三个环节。中国经验在西方代议民主体制的经验之外，开创了另外一种取得“政治正当性”的可能选择。
中国复兴以及中国发展奇迹的出现，对于世界而言是一场石破天惊的历史巨变。在过去三百年的人类历史中，只有四个历史事件的重要性可与中国崛起相比拟：一是18世纪的英国工业革命；二是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三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四是20世纪上半叶美国崛起。这四个事件改变了19与20世纪的世界格局，中国复兴将带动21世纪全球秩序重组。
中国复兴带动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它让过去“南北经济不对等交换关系”出现根本性的变化，也带给发展中国家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加速了生产活动重心向非西方世界转移，加速了全球财富与权力的重新分配。由此全面提升了非西方世界国家在全球协调与治理体制内的发言权，西方国家独占人类历史舞台的时代即将结束。
（本章撰稿人黄斐华）
[1]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7年10月版，第4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