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中国梦”的理论基础
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来说，理论十分重要，因为理论的成熟就意味着对于对象的规律性的把握。我们经历了非常曲折的实践和认识的道路，到现在，已经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已经形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经历一个长达几十年的过程。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党，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包括中国社会经济文化落后、革命的任务又十分急迫，以及中国特殊的革命道路带来不少干部文化水平较低等），对革命的理论准备不足，正如刘少奇说的“中国党有一极大的弱点，这个弱点，就是党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是比较幼稚的”[17]；在社会主义建设上也同样存在着理论准备不足的问题，因此，也犯过如“大跃进”、“文革”等许多错误。正因为看到了自己的弱点，改革开放以来，党就十分重视理论工作，特别是重视总结实践探索中的经验教训，并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在被称为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宣言书，即作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1978年12月13日）中，邓小平就号召全党“善于重新学习”，强调“根本的是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则同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18]。1979年3月中央专门召开了理论工作务虚会，会上邓小平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重要讲话。1981年前后中央又花了一年多时间组织全党四千多干部学习讨论，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文革”的严重错误，从理论上进行了反省和总结，并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统一了全党的思想。1982年，在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发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号召，我国进入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1987年中共十三大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十二大以来改革开放的经验，提出了十二个观点，指出它们“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初步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任务、动力、条件、布局和国际环境等基本问题，规划了我们前进的科学轨道”[19]。之后，每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都从理论上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十四大提出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并概括了它的九条主要内容。十五大则进一步把这个理论命名为邓小平理论，指出“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20]，并对此进行了论证。之后，在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开拓进取的同时，根据新的实践探索，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且在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80周年的讲话和十六大报告中先后进行了论述。而到了2003年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针对实践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的问题，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和谐社会建设”的要求，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又对科学发展观进行了全面阐述，并把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一起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党的十八大报告进一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八项基本要求。十八大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作出了顶层设计，并且探索和落实“四个全面”的各项举措⋯⋯
如果说在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还不清楚的话，到邓小平南方谈话时已可以说作出了初步回答，“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1]。而现在我们可以说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更为清楚了。其主要的根据是形成了几个核心理念。
第一，“以人为本”——价值观上的核心理念。
中国共产党一直把“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宗旨，这是对于无产阶级阶级性的丰富和超越，也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但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里却把党性、阶级性和人性，把为人民服务和人的问题对立起来了，甚至把人性、人道主义简单地等同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在“左”的错误思潮泛起的时候，往往以革命的口号、以为人民的口号，压抑了人的个性的发展，甚至迫害了许多有着不同意见乃至是正确意见的干部和群众。“文化大革命”就给我们留下了极其沉痛的教训。从世界上看，许多称为社会主义的国家，特别是斯大林的肃反扩大化，也在这方面留下了沉痛的教训。其实这些做法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也背离了马克思的初衷。
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他的其他许多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是把自己的学说和人类的解放、人的自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而且是作为他的学说的根本宗旨和最高目标。马克思不仅在这个手稿中明确指出：“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22]；而且在他和恩格斯的最重要的著作《共产党宣言》中特别强调“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3]。
“文革”后，虽然我们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并且进行了大规模的拨乱反正和平反冤假错案，但是真正对于人的问题的认识又延迟了许多年，直至从社会上出现“以钱为本”、“以物为本”、“以权为本”的教训中得到反思，我们才在2003年科学发展观中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这种延迟一方面与过去革命战争年代的思维定势有关，另一方面与我们党的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不足有关。而提出“以人为本”这一核心理念表明我们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价值目标问题得到了解决，即我们的事业是为人的事业，我们的根本立足点是无产阶级的解放，也是人类的解放；我们的奋斗是为人民的，也是包括着广大人民群众的每一分子的；我们的最终目标既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同时也是每个个体的自由发展。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我们特别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根本价值理念，否则也就有可能走到邪路上去。
第二，“和谐发展”——方法论上的核心理念。
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早已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两类社会矛盾的学说，并且认为人民内部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是民主的方法，“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这些已经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可惜，毛泽东没有沿着这个方向深入探索下去；在反右开始后，却夸大了阶级斗争，逐步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观点，不仅强调“阶级斗争，一抓就灵”[24]，而且强调“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25]，提出了所谓“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26]的错误论断。尽管拨乱反正之后，我们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工作重心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工作方法上承继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并且走上了民主与法治的轨道，但是一段时间里对于“和”、“和谐”还心存芥蒂，除了国际问题上一直强调和平之外，在党的重要文件中不出现这样的字眼。2002年10月，江泽民访美时首提“和而不同”，同年11月，十六大报告开始提及“和谐”，即在谈到建设小康社会六条要求时提出“社会更加和谐”。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特别是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则表明我们对于社会主义社会解决各类矛盾主要方式终于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在长期从事和平建设的历史时期不能一味强调斗争，而要努力争取和谐发展，即主要要运用动态平衡的解决矛盾的方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讲对立统一是宇宙间的根本规律，它不仅要讲斗争性，还要讲同一性，而且特别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不同历史时期，面对不同的任务，我们解决矛盾的方法也应有所改变。如果说革命时期主要是要推翻旧社会建立新的国家，那么强调斗争是必须的、必然的；在共产党长期执政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主要的任务是社会的稳定发展，那么，我们的方法论理念也应当有所变化，更何况从20世纪后二三十年，由于新科技革命带来的影响，和平发展成为时代的主要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思想必须进一步解放，形成动态平衡解决矛盾的方法论理念。这也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说的：“我们看到，商品的交换过程包含着矛盾的和互相排斥的关系。商品的发展并没有扬弃这些矛盾，而是创造这些矛盾能在其中运动的形式。一般说来，这就是解决实际矛盾的方法。例如，一个物体不断落向另一个物体而又不断离开这一物体，这是一个矛盾，椭圆便是这个矛盾借以实现和解决的运动形式之一。”[27]
这里特别要注意的是：（1）和谐发展绝不是否认矛盾，而是事物矛盾运动的一种形式，应当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来看待这种方法，正视矛盾，并以妥善的方法处理矛盾，不应以其他什么学说来歪曲这一方法论要求；（2）重要的是创造矛盾能在其中运动的形式，对于今天我们处理社会矛盾来说，最为主要的形式就是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即建立健全一整套体制、机制和法律规章等制度，从而使我们的治理有理有据，稳定而长远；（3）在处理矛盾时，要坚持“以人为本”，以绝大多数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本，实行兼顾和协调的原则，也只有这样，并且形成了良好的反馈机制，随着事物的运动变化，及时进行调整，才能够保持动态平衡，获得和谐发展。
和谐发展的提出，表明我们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解决诸多矛盾的方法论理念上的成熟。它是从当今中国和世界的实际出发，形成了长期和平建设环境下保持稳定、解决矛盾、发展中国的新理念。在这一理念指引下已经并将进一步带来一系列思想方法、工作方法的变更。
第三，求真务实——认识和实践作风的核心理念。
众所周知，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邓小平正是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出发，拨乱反正，开辟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面临问题的变化，这一理念也在深化。在开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阶段，要求我们的思想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强调了“与时俱进”。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基本探明，问题的关键在于贯彻落实的时候，2004年1月胡锦涛专门发表了长篇报告《在全党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针对现实中出现的问题，强调提出了“求真务实”的理念，指出它“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以贯之的科学精神，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也是党的优良传统和共产党人应该具备的政治品格”[28]。这表明我们对于作风问题，特别是务实，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征途上，我们达到理性的认识经历了许多曲折和困难。然而，要真正把所得到的理性认识化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意志行动，并成为美好的现实，更是十分艰巨的过程，尤其是因为它要冲破各种固化了的利益藩篱。在这个转化过程中，不仅要坚持求真，而且还要务实，认识和实践的作风如何直接关系着事业的成败。中国革命的成功是靠广大党员干部树立了优良的作风，扎扎实实地干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中国梦的实现，决不是吹牛皮开大炮就能解决的，也必须靠广大党员干部带领亿万人民树立求真务实的优良作风，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要求扎扎实实地干出来。胡锦涛强调的“求真务实”，以及习近平近来一直强调的“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就是看到了当前许多工作中的突出问题而提出的。我们十分欣喜地看到，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大之后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实干精神，正在有力地推进落实着党的作风建设，无论是反腐倡廉，抓全面深化改革，还是在对外交往和努力建设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上，都体现出了求真务实的核心理念。这是中国梦能够实现的实践力量所在，也是广大群众对于实现中国梦的信心所在。
以上核心理念的形成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开始进入了成熟期，即基本把握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公开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已经形成，之所以能够开展顶层设计积极而又谨慎地进行“四个全面”的建设，根本上是因为我们的认识已经趋于成熟。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够对于自己的事业有了那么强的自信，也是根源于我们丰富的实践经验教训，特别是根源于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和规律的理性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