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梦”在全球化中的世界意义
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在21世纪进入第二个十年时，曾对当代世界历史的变化有过深刻的总结，他对《新左派评说》的记者说，1991年之后，可以把世界历史的变化概括为五大点，其中主要一点，是世界经济中心的转移，从北大西洋地区慢慢迁移到东亚和南亚地区。这种转移从历史的追溯尽管可以追到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但是真正确立世界经济中心的转移，则是归属于中国1990年代以来的发展。[8]
中国的发展或追求中国梦为什么会成为世界历史的五大变化之一的重要因素，归根到底是中国把自己的发展和全球化很好地融合在一起，创造了一条新路。正如雷默在其代表作《北京共识》中指出的，中国的成功就是总结了如何把自身发展和全球化结合在一起的经验教训。他饶有兴趣地说：“中国现在正在书写着自己的故事。这个故事是关于中国人的思维如何与其他地方的全球化失败教训结合在一起的。”[9]
中国的发展，中国梦，当然有自己的特点，因为它是在中国特有的传统文化和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下产生的。但中国的发展，中国梦也有世界意义，这就是它正确处理了自身发展和全球化的关系。[10]
第一，自主的全球化。由于全球化起源于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始终占有主导权，发展中国家实际是被动地卷入全球化过程中的。所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一开始就处于中心和边缘的两极。尽管就自主性而言，发展中国家通过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纷纷建立了独立的主权国家，政治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自主，但是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的自主性却比不上政治上的自主性。中国曾经也是这种状况，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历史，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的经历，以及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解体和垮台的事实，使中国共产党人时时把保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和自主作为建设国家的重要原则之一。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主动加入全球化过程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人更加注重把主权独立和国家自主的原则与全球化结合在一起。
中国坚持自主的全球化的主要的贡献是：首先，以生存权作为基础性权利，努力在中国实现作为我们的人权理论，并与西方抽象的人权理论相抗衡。坚持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既有我们主权独立的原则，又与全球化相结合。其次，在引入国外投资和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同时，中国坚持经济和金融体系的相对自主性和独立性。在抵御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和2012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经济没有受到重大损失，证明了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中国坚持经济自主性的意义。最后，既重视思想文化的国际交流，又坚持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只有坚持双管齐下，才经得住西方主流文化的挑战。
第二，渐进的全球化。同苏联“休克疗法”的改革不同，中国的改革一贯坚持渐进改革。中国在加入全球化进程中仍然坚持渐进性，从而使中国的全球化过程是稳妥、扎实的。渐进性的全球化表现在三大层面。首先，在时间层面，中国的全球化进程是渐次推进、逐步完成的，大约经历了1978年开始的打开国门阶段、1992年开始的基本实现与全球市场体系相衔接阶段、2001年开始的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阶段以及2008年开始的在各方面与全球化全面接轨阶段。其次，在空间层面，先是点的突破，是少数经济特区开放；接着是线的突破，是沿海、沿江、沿边的开放；最后是面的突破，是内地的全面逐步开放。这样在空间上经历了由点到线再到面的逐步开放。最后，在体制层面，也是经历了先经济领域，然后是社会文化领域，再是政治领域的开放以及与世界相互学习这样的过程。
中国的渐进性的全球化，客观上符合中国地域规模大，发展不平衡，国情复杂等一系列特点，主观上又符合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各方面的冲击最小化的愿望。中国渐进性的全球化产生了三个方面的结果。首先，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加入全球化的可控性，导致政策的连续性和国家战略的稳定性。由于全球化的进程是渐进的，所以中国的政策和战略没有中断。其次，渐进性的全球化造成了中国某些空间和制度与全球化的暂时隔离。从正面意义上讲，这一渐进性为避免负面冲击提供了“隔离带”，比如中国的外汇体制较慢与全球化接轨，为中国避免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创造了条件。最后，由于某些空间和制度与全球化的暂时隔离，从另一意义上讲，使中国改革开放的各层面在国内出现了不平衡。但中国共产党不是简单地以是否与国际接轨作为改革开放是否成功的标准，而是以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有利于国家综合国力提高，有利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改革开放成功的标准。
第三，可管理的全球化。今日的全球化从表面上看是资金、信息、物质、人员在全世界的流动，但本质是追求最大利润的资本在游动。由于各国的资本状况不同，因此对资本的游动采取了不同的管理模式。一般而言，发达国家对追求超额利润的资本采取自由主义的管理方式，任其自由发展；发展中国家因深受跨国资本之苦，便对追求超额利润的资本采取民粹主义的管理方式，持限制的态度；有的国家甚至从反对资本的自由流动发展到反对全球化，以致造成损害国家整体发展的后果。
改革开放以来面对全球化，邓小平专门就社会主义与市场，中国发展与资本引进等关系作了分析和阐述，在意识形态方面为中国加入全球化扫清了障碍。但中国的全球化进程是通过自己的调控，通过自己的管理实现的，它有以下三个特点。首先，将全球化限定在经济全球化，将它与政治全球化、文化全球化区分开来，限制资本特别是国际资本对中国各种决策的干预和干扰。其次，在全球化过程中，努力实现国家在制度、机制、政策、人员、金融、技术等方面的改革，提高在这一系列方面的管理能力。最后，坚持对中国加入经济全球化进行操控，对各种形式的“反全球化运动”进行批判和制约，以保证中国加入经济全球化的有效进行。
第四，均衡的全球化。一个国家进入全球化，对这个国家而言是翻天覆地的大事件，会涉及这个国家方方面面的因素，会涉及这个国家方方面面的矛盾。为什么有些国家在进入全球化的过程中，最终会成为“贫富分化的国家”、“第四世界的国家”、“失败的国家”，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在全球化过程中造成国家内部两极分化。
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通过渐进开放、适度管理和有效调控，避免和防止了国家内部的两极分化，使全球化效应在国内均衡推进，从而形成了以下三个特点。首先，通过不断的农村和农业改革，不仅给农民以实惠，更是提高中国农民和农业抗击全球化冲击的能力。经验证明，在加入全球化的过程中，农民和农业往往是首当其冲的冲击对象。因此，稳定农业发展，提高农民收入，是加入全球化的必要措施和必要条件。其次，通过产业升级达到加快工业化，不仅保证了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保证了国民收入的持续高速增长，也保证了高就业率。最后，通过财政转移用国家财富帮助欠发达地区，用先富帮后富的政策和方法，通过不同地区的经济文化交往，以达到整个国家各地区各部门的均衡发展。
第五，创新的全球化。全球化某种程度就是趋同化，发达国家往往是发展中国家的榜样。从全球化的视角看，趋同有其合理性。但各国都有自己的特殊性，照搬照抄别国经验必然失败。人们批判华盛顿共识，就是因为有人自以为是地搞了一套模式一个样板，违背了社会发展规律。事实表明，各国必须根据本国的国情进行创新，才能进入全球化。
中国在加入全球化进程中，一方面坚持中国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的“底色”始终不变。另一方面始终保持学习的姿态，对发达国家的经验，对国际通行规则，充满着学习的热情。在今天的世界，没有孤立的创新，只有在学习和实践中，在相互交流中才能创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重要制度和政策的创新都是这样完成的。
中国梦必定在全球化过程中实现，其世界意义至少表现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在全球化过程中，随着中国梦的实现，中国脱掉了贫穷落后的帽子，成功解决了人民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从此，中国再也不是世界的包袱，而是世界发展的发动机。按照中国现在的发展速度和经济体量，中国的经济总量将很快成为世界第一，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即使一直对中国政治持不同观点的黎安友，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中国对世界的贡献。[11]中国梦的实现，不仅提高和增加了中国人民的福祉，而且推动了全球经济的发展。
第二，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随着中国梦的实现，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提高，初步实现了世界多极化。世界的多极化为摆脱世界霸权，为全球民主化创造了条件。事实证明，随着中国加入世界市场和加入各类国际组织，都对原有的格局产生了冲击，这种冲击带来了变革的可能和实现。这是有霸权意识的国家所不愿看到的，但霸权国家却又无可奈何。所以，中国的发展为世界的多极化和全球民主化创造了条件。
第三，在全球化过程中，随着中国梦的实现，中国的发展为人类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道路和模式。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本来只有欧美一种模式，一种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中国的成功使世界上出现一种非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这对包括非洲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有极大的意义，正如法国《回声报》指出的：“中国的政治经济模式取得了一些胜利，并成为一种替代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的令人感兴趣的选择。”[12]这也是欧美现代化模式创立者最担忧和害怕的事。但却是中国梦在全球化中的世界意义。
（本章撰稿人吴德勤）
[1] 转引自余南平：《新型大国关系与“修昔底德陷阱”》，《文汇报》2014年4月21日。
[2]《中国梦同各国梦想交织共鸣》，《人民日报》2014年5月5日。
[3] 习近平：《顺应时代前进潮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外交部网站，2013年3月23日。
[4]《习近平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网，2013年3月17日。
[5]《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奥巴马共同会见记者》，新华网，2013年6月8日。
[6] 《习近平接受拉美三国媒体联合书面采访》，《人民日报》2013年6月1日。
[7] 俞正樑：《中国梦的三重国际内涵》，《国际展望》2013年第5期。
[8] Eric Hobshawm，World Distempers，New Loft Review，No.61，January-February 2010.
[9] Joshua Cooper Ramo，The Beijing Consensus，The Foreign Policy Centre，2004.
[10] 杨雪冬：《全球化镜像中的中国的复兴》，《比较政治评论》2013年第1期。
[11] Andrew J.Nathan，When China Is No.1，26 February，2009，Mckinsey Online.
[12] 《“中国模式”年》，星岛环球网，2008年1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