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然礼法性灵独抒

三、超然礼法性灵独抒

明代的东南形胜苏、松、常、嘉四府以苏州为中心形成文化经济圈,均属三国时的东吴地区。商业和经济的繁华孕育出了文学艺术事业的昌盛,成为文学艺术家的摇篮。魏晋以降,几乎每一个朝代都会涌现出一批有成就的文学家。从西晋时期陆机、陆云兄弟,到唐代诗人张籍、陆龟蒙,宋代诗人范仲淹、叶梦得、范成大,明代更是人才迭出,高启、杨基、张羽、徐贲并称“吴中四杰”。

明代中叶和冯梦龙同乡的长洲人沈周、祝允明、文征明、唐寅,他们才华横溢,能诗善画工书,追求个性自由,独抒性灵,超然纲常礼法,以多元文化心态,对人生绚丽多姿文化生活的追求,越明教循自然,风流倜傥,不拘小节。虽有任职官场,不久即退隐乡间,全节不出及至晚明、清初一批江南士子誓师抗清,绝不屈服,如陈子龙、夏允彝、夏完淳、侯峒曾、黄宗羲、顾炎武、瞿式耜、黄毓祺等等均出生于江南水乡,看上去外表柔弱的吴越文人们,内心却是坚强的,尤其是在礼崩乐坏天崩地坼的明末改朝换代的时期,那些风骨凛然的士子,曾经组织人民进行了最顽强的反抗,以至杀身成仁舍身取义。如江阴典吏阎应元,率领民众奋勇抗清,以身殉国;曾任南京兵部主事的进士侯峒曾父子三人,皆为书生,毁家纾难,率领数万嘉兴民众群起抗清,被捕不屈壮烈殉国,乃至造成史书惨绝人寰的江阴、嘉兴大屠杀。复社文人陈子龙、夏允彝、夏完淳等追随南明王朝弘光覆灭后又去福建追随唐王隆武帝最终事败皆以身殉节,这些人至少在南明弘光、隆武朝大小也算是朝廷命官。

退休知县冯梦龙放弃安逸田园生活,却以前朝孤臣名义一直追随鲁王、唐王泥足以耄耋之年奔走呼号于苏浙闽三地之间,又是建言献策,又是图谋反抗,坚持在残明余孽的大旗下,企图圆他那个抗清复明的梦,最终直至王朝美梦的彻底破灭,冯梦龙在忧愤中走进历史,也算是汉民族书生中抵抗异族侵略的最后勇士。以他的名望而遭至清当局嫉恨追杀是不言而喻的,在明王朝余绪唐王隆武帝最终覆灭后,他抗清不屈忧愤而亡,有说他是被清兵杀害,他的家被抢掠烧杀一空,乃至于这位中华通俗文学史上的巨擘大量诗文丧失,湮没在“官本位”和清代统治者多重阴霾的尘埃中,最终在清代统治者的焚书坑儒和严密的书报审查制度中,灰飞烟灭而难觅踪迹。

后代的学者们对他的研究只能穿插于存世的小说、戏曲、民歌和朋友的诗文中以窥一斑而显得支离破碎,他是吴地山水薰莸出的文人,却有着一颗坚定的执着的顽强追逐理想的风骨,然而他的心灵世界却充满着叛逆,崇尚着自由。从他的文学创作而言他显然属于明末大儒“心学”理论肇始者王阳明一脉以承而诞生出李贽所创导的“异端”学派,及至公安三袁的“性灵”学一党,属于反纲常礼教一派非主流成员,他们的狂狷人格导致为以程朱理学为首的主流派士人、官人们所不容。

以冯梦龙从政和最终结局来看,他又是属于传统儒学的忠君报国杀身成仁的忠烈人格铸就的雄魂。两者的混搭形成了他丰富多彩的人生,一个分币的两面彰显了他人生的价值,异端中的忠臣,叛逆中的义士,天崩地坼时的补天派,性格的矛盾决定了他兼具屈原的浪漫和忠烈,导致了他官场中的乖蹇的悲剧性命运,成就了他文学大师的辉煌。因为没有真性情是决然编辑创作不出那些大量的雅俗共赏的通俗文学作品,在他笔下所创造的艺术世界生香活色地灵动着商业文明中市民阶层崛起中的雄魂精魄。

无疑,冯梦龙带有旧信仰广泛崩溃和新思想尚未成熟时期所带来的社会阵痛痕迹。正像恩格斯所说,“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的时代,同时恩格斯论述“巴尔扎克在政治上是一个正统派;他的伟大的作品是对上流社会必然崩溃的一曲无尽的挽歌;他的全部同情都在注定要灭亡的那个阶级方面。但是,尽管如此,当他让他所深切同情的那些贵族男女行动的时候,他的嘲笑是空前尖刻的,他的讽刺是空前辛辣的。”说明了旧营垒中突围而出的文学巨匠们充满着新旧思维的矛盾,时代特征铸就了他们两面人格的复杂心理状态。

冯梦龙是晚明时期,最有影响力的白话通俗小说家。美国学者韩南(P.Hanan)在他的《中国白话小说史(The Chinese Vernacular Story)》中,主要就是以冯为立论基础的。他曾感慨说:“冯梦龙的为人可以说是二重的,或可说是来往于两极端之间的。两极的这一端是一位机智幽默、风流倜傥,嗜酒狎妓的人物……两极另一端的冯梦龙却是个严肃的儒家正统读书人。”“在这两个冯梦龙中,我们感兴趣的是前面那一个。”[1]

在政治上冯梦龙毫无疑问是一个保皇派,但是他的思想和作品以其独立不羁的才识,无不透露出明末新崛起的商业社会思想启蒙的痕迹,被冯梦龙引为知音的李贽“童心”学派和公安三袁“性灵”学创导者打破的是程朱理学对个人性情的羁绊,追求的是个性的张扬和自由,反对伪道学对人性的束缚。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推崇民歌,赞赏通俗文学。他们创导清灵通脱、新颖别致的诗文,感愤家国,关怀民生,率直自然,体现了活脱鲜隽,尊情重趣,求新尚才和趋俗为主要特征的美学意趣。“童心派”和“性灵派”在文学创作上均有俗化倾向,袁宏道主张“信心而出,信口而谈,而“性灵派”诗人则要求以天赋写作,并且所写必须有趣,认为“味欲其鲜,趣欲其真;人必知此,而后可与论诗”。使得文学从高高在上的庙堂走进民间诚如清代诗人袁枚所言,“人闲居时,不可一刻无古人;落笔时,不可一刻有古人。平居有古人,而学力方深;落笔无古人,而精神始出。”并且主张“求诗于书中,得诗于书外”。冯梦龙的“性情说”本质上与上述流派是一脉相通的。冯梦龙在《序山歌》《太霞新奏序》和《步雪新声序》中坦言:

文之善达性情者,无如诗,三百篇之可以兴人者,唯其发于中情,自然而然故也。

学者死于诗而乍活于词,一时诗之肉之,渐熟其抑扬节奏之趣。于是增损而为曲,重叠而为套数,浸淫而为杂居、传奇。固亦性情之所必至也。

民间性情之响,遂不得列之于诗坛,于是别之于山歌。[2]

因而“性灵派”也好,“性情派”也罢,在创作上讲究真率自然,语言使用上不喜用典,强调浅俗明白,使诗歌语言更加生活化、世俗化、娱乐化。这些文学主张完全符合了晚明时期市民社会悄然崛起的现实,其重要特征就是世俗化。

其实,世俗化从神圣化的圣贤帝王崇拜的䉒篱中解放,本身就是创导众生平等,人人都有追求自由幸福的权力。只是明末市民意识风起于青萍之末而已,最终被清朝统治者再次以“程朱理学”钳制而归于一统。因此,清代诗人朱彝尊在《明诗综》中评论冯梦龙诗为“善为启颜之辞,间为打油之调,虽不得为诗,然亦文苑之滑稽也。”其中《新列国志》中诗词大部分为其所作,为此冯梦龙在《凡例》有言对原《列国志》中存在的七大问题包括疏漏、杜撰,人名、地点、事件错讹,叙事颠倒,周代兵器车战等问题一一考证订正,最后他认为书中所列诗词“小说诗词,虽不求工,也嫌过俚。兹编尽出新裁;旧志胡说,一概删尽。”[3]可见《新列国志》无论在篇幅和史实上均注入了新的元素,后来通行的《东周列国志》版本只是蔡元放的评点本,内容甚少改动,诗词几乎全是冯梦龙的重新创作。那是一种类似《三字经》《神童诗》《朱子家训》一类以史学、义理为内容的普及化写作形式,是冯梦龙凭其丰富的春秋经学知识,参考各种国史经典,苦心孤诣耙梳整理,使历史由殿堂走进民间的世俗化尝试。

世俗化其实是反应市民追求社会现代化在文化上的重要标志。从遗存的数量不多的冯梦龙诗词散曲来看,以及他所编撰的白话小说中穿插诗词来看,他的创作确实畅晓通俗,明白如话,融入了诸多的民歌因素。冯梦龙是当时一位独出一格的诗人,曾担任著名诗社韵社的社长,而其社下还有钱谦益、姚希孟等著名诗人,可见诗歌功底非同一般。但保存他诗歌的诗集《郁陶集》《七乐斋稿》等都已亡佚,现仅存四十余首诗。在他担任寿宁知县时编修的《寿宁待志》中留存八首,其他多散见于他本人所编辑的书中,如《古今谭概》《情史类略》,另见清朱彝尊编《明诗综》中,清钱尚濠编《买愁集》中。现留传下来的诗歌按其思想内容分类为爱情诗、咏女诗、讽刺诗、农事诗、情景诗和吊唁诗,按这个分类亦可窥见冯梦龙一生生活轨迹以及其诗歌艺术特色。

冯梦龙的忘年交当年研究春秋学派东林党魁首复社领袖钱谦益在他七十大寿时写的祝寿诗所描述的那样,对其一生的凝练表达颇为传神:

晋人风度汉循良,七十年华齿力强。

七子旧游思应阮,五君心咏削山王。

书生演说鹅笼里,弟子传经雁瑟旁。

纵酒放歌需努力,莺花春日为君长。

由此可见,冯梦龙一生都保持着晋人的风度,既有学问又潇洒旷达具备了士子底线和狂傲潇洒的魏晋风骨,然而最终却又维持了汉代儒生的礼义廉耻遵循着官场的良好儒家理想,直至走向人生的终点。

这是一个官场人格分裂的两面体,内心的丰富,知识的广博,使其内心世界交融着丰富的想象,一方面追求着性灵的舒展,又始终遵循儒家忠君报国的理念,他所忠之君乃是明朝国君,所忠之国就是大明王朝,不是儒家原旨意义上的公天下,而实在就是封建王朝的家天下。

然而,他却是一位一直被浑浊官场边缘化的人物,虽然终其一生是儒家理想人格的追求者。在文学创作上他是一个天性奔放,追求自然性灵派的大将,揭橥市民文学的大旗,为不期而来的商业文明开拓了一条广阔的文学大道,而在政治上他绝对是一个忠实于汉民族无亏大节的忠君保皇派。

这样的人生悲剧,其实是王朝没落时期,理论与实践严重悖离而导致的某种“表面上的仁义道德,骨子里的男盗女娼”整个封建专制体制在君主和官僚体系中王道霸道杂陈,奉行“儒表法里”体制制造的学者文人。尤其是王朝衰落期,而使得公然提倡的神圣理论,在苛政暴政推行中完全失去公信力,使得官员人格的分裂化、虚伪化形成两面人,适应表里不一的皇权官僚政体。

而真正践行光明正大儒家民本理想的下层士人,创导真性情写作的性灵派学者,反而为虚伪化的官场所排斥,只能边缘化地窘迫痛苦存活着,有的甚至直接被忧郁着走向死亡,其弟冯梦熊就是不向丑陋现实妥协,拒绝以文才媚俗媚官,而在饥寒交迫中走向死亡的狂狷派文人,在饥寒交迫中走向死亡的典型。

对于钱谦益此公,在明末清初一直是个有争议的人物,争议在于他无论在明末的党争中先是清流东林党人的魁首;崇祯朝覆灭后,又和魏忠贤余孽马士英、阮大铖等人拥立福王登基,清军攻入南京,作为南明礼部尚书,率百官跪拜迎降,落得千古骂名。清初腼颜事敌后,他又辞官归里和反清复明之士暗通款曲,图谋东山再起,因而首鼠两端,两头不落好,成了投机取巧的两面人。乾隆皇帝非常鄙夷其为人,将其列入《贰臣传》下令焚毁其著作。直到清末,士子们在其诗文的字里行间读出排满思想,开始考订其诗文,勾索其情志,钱谦益重新进入历史研究视野,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陈寅恪在双目失明处境下,开始撰写《柳如是别传》,以晚年“著书唯剩颂红妆”的悲凉心态,保持“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移情相忘现实之痛苦,抒发王朝兴亡之感慨。这和钱谦益远离官场纷争,以诗文自娱而怀念亡明在心灵上似有感应之处。陈寅恪以如椽之笔详尽考证钱柳姻缘,勾钓出钱柳诗文中隐藏着对江南抗清复明运动同情支持的微隐心态,这些自然和他的老朋友冯梦龙是心心相印的。钱、柳之耿怀孤忠的心情也开始昭然若揭。

钱谦益以戏谑的笔法在这首诗中称赞了冯梦龙身体健康强壮,回忆了过去求学时的交游和对学问的探讨以及士子们指点江山的慷慨豪情。同时继续鼓励他利用强壮身体纵酒放歌,努力在流莺花丛中追求青春寿命的延长。但是冯梦龙早就在与青楼名妓侯慧卿分手后“遂绝青楼之好”,这也许只是钱诗人自己的卑微追求附会在了冯老官人身上了,甲申之变后不久南明福王政权覆灭,两人在春秋大义面前是分道扬镳了,尽管在年轻时他们都是韵社的诗友,冯梦龙甚至还是共推的社长。

钱谦益屈节投降清人,保住了自己的荣华富贵高官厚禄,想必冯梦龙在政治上是十分鄙视腼颜事敌开门揖盗的钱谦益。而冯梦龙自从自己的心爱之人侯慧卿离他而去后,就已经发誓绝迹青楼,像钱谦益这种以白发黑面老汉娶黑发白面佳人的风流事情冯梦龙是不齿的。

他忙于著述和仕途,埋下了最终殉难全节的伏笔。追根溯源其实是其思想脉络草蛇灰线绵延千里的必然结果。本质上他与钱谦益的人生追求是南辕北辙的,在生死和节操的选择面前,钱谦益选择了苟活,冯梦龙选择了殉节。对于这样一位著作等身开俗文学一代先河的大师级人物长期以来,却只见他中年生活的片段记载,青少年时期生活却杳然不见踪影,形成巨大的空白,填补这些空白的只是少数历史研究者的丰富想象,其晚年的生活却在地方州府史志中偶有出现,乃至于晚年的慷慨大义又只能在其著作和诗词创作中的蛛丝马迹中仿佛羚羊挂角那般若隐若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