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鼠两端的内阁大学士
明代末期，科举制度的沦落，导致一批奔着终南捷径奔去的士大夫演变成了口是心非的伪君子、两面人。读圣贤之书，最终在十年寒窗苦，爬上人上人之后，一门心思直奔着升官发财的道路走去。这些人个人品质恶劣，言行举止完全相悖离，成为失去信仰的官僚政客，就如同行尸走肉混迹于官场。关键时刻只能出卖主子而追逐个人的利益，根本就谈不上什么士大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大丈夫品质，所谓节操、气节完全为贪生怕死的个人政治投机所取代。
当然，他们的卑劣本质不仅为崇祯皇帝唾弃，也完全被农民军领袖李自成所不齿，一个政治上毫无诚信，朝三暮四的小人，完全可以为了个人的利益对于投靠的新朝再进行叛卖。因此本朝末期的两位首辅陈演和魏藻德虽然贵为崇祯皇帝的师爷，在叛变后下场都十分悲惨。
王朝没落时期官场就成了一个最大的利益交易场所，言行不一，信仰完全脱节于实际，最终就是整个王朝精神支柱的坍塌。崇祯朝最后出任内阁首辅的陈演、魏藻德就是这样的小人得道之徒。可见崇祯皇帝任用人才的举措完全是失败的，在识人、用人方面完全不得要领，故而，在自尽煤山时才有了“臣皆误国之臣”的感叹。
再加上帝国专制体制的僵化，国家命运寄托于君主一人，官僚体制的整体腐败，国防、外交、内政限于全面危机，财政经济体制入不敷出，庞大的军费开支使得帝国不堪重负，偌大帝国竟然要想戚贵大臣募捐维持，可见王朝已经完全走到了末路，这是帝国上下尤其是坐困危城的帝国君臣和老百姓都是心知肚明的事情。据《明季北略》记载[13]：
崇祯末年，在京者有“只图今日，不过明朝”之意，贫富贵贱，各自为心，每云：“鞑子、流贼到门，我即开城请进。”不独私有其意，而且公有其言，已成崩解之势也。午末间，清兵入，京都戒严，上发帑钱数万，命诸营千总每人领钱数千，分授守城兵，每兵二十钱。兵领出，以指弹钱曰：“皇帝要性命，令我辈守城，此钱可买五六烧饼而已”既而内不发钱，使京中富家出钱养兵，如百金之家，出银五钱，即妓家也出银五钱，上云：“一家岂无二三妓，其家可出五钱。”以故人心益离，而事日坏，谓“皇帝欲守天下，征及妓银”时事可知也！后李自成破京十七库而去。
当皇帝自己不能以天下为己任，固守自己的财富，“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却去民间巧取豪夺，敲骨吸髓直至富豪、百官甚至延及到娼家和贩夫走卒。这个王朝还有希望吗？万里长堤早已溃以蚁穴，去修修补补已经完全无济于事，坐拥火山企图继续延长“家天下”的命脉。统治集团的其他成员均在推诿敷衍，它的灭亡也就成了历史的归宿，表面的苟延残喘离寿终正寝只是时间问题。
而在这段帝国弥留时期的君臣遇合难道不是双向互动的过程吗？君主表面的勤勉肃惕，不能掩盖骨子里的平庸和短视；相反臣子表面的顺从迎合，不能掩盖骨子里的功利欲望，这种欲望的满足有时是不择手段的，因此欺上瞒下成为这些政客常用的手段。君臣就在这种自欺欺人中麻醉着、堕落着，最终这种帝国危亡之际的选材、辩才、识才、用才进入盲区，导致恶性循环，成为帝国政治致命的硬伤，病入膏肓之后，就是不治之症。
因此“君非亡国之君”实在是自己无奈的自辩之词，为亡国找的借口而已，脱不了刚愎自用的秉性所导致。当然帝国拔擢人才、输送人才的机制体制已经完全被锈蚀，不能正常地履行职能，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才使得这么多官场混子，混迹于帝国中枢，去决定帝国的命运，政权只能是一路走低，最终走向崩溃。
帝国的大学者，也是帝国的忠诚维护者张岱对这种人才逆淘汰制度，缺少法度，朝令夕改，走马灯似的更换内阁成员和主政人才有着深刻的剖析，他在《石匮书后集卷一·烈皇帝本纪》中说：
先帝焦于求治，刻于理财；渴于用人，骤于行法：以致十七年之天下，三翻四覆，夕改朝更。耳目之前，觉有一番变革；向后思之，讫无一用：不亦枉却此十七年之精励哉！即如用人一节，黑白屡变，捷如弈棋：求之老成而不得，则用新进；求之科目而不得，则用荐举；求之词林而不得，则用外任；求之朝宁而不得，则用山林；求之荐绅而不得，则用妇寺；求之民俊而不得，则用宗室；求之资格而不得，则用特用；求之文科而不得，则用武举：愈出愈奇，愈趋愈下。荐举，盛典也；倪文正，贤者也。其所举用者，当不啻如何郑重；乃登之荐剡者，则一顽钝不灵之内弟。其他不肖之人，更可知已。以先帝一片苦心，仅足为在廷诸臣行私示恩之地，真可为痛哭流涕长太息者矣！及至流贼临城，先帝日日召对，诸臣林立。言某事当做，则群应之；以某事当不做，毫无筹划，但有伊阿！先帝见之，每日必哭泣而起，掩袂进宫。有君如此，乃忍负之；在廷诸臣，亦可谓忍心害理之极矣！揆厥所繇，只因先帝用人太骤、杀人太骤：一言合，则欲加诸膝；一言不合，则欲堕诸渊。以故侍从之臣，止有唯唯否否，如鹦鹉学语，随声附和已耳。则是先帝立贤无方，天下之人无所不用；及至危急存亡之秋，并无一人为之分疑宣力。从来孤立无助之主，又莫我先帝若矣！“诸臣误朕”一语，伤心之言。后人闻之，真如望帝化鹃，鲜血在口；千秋万世，决不能干也！呜呼痛哉！呜呼痛哉！[14]
下面让我们来看看崇祯帝最后所用两位内阁首辅陈演和魏藻德的所作所为。
《明史·本传》[15]记载，陈演，四川井研人，也算是官三代、烈士子弟。万历朝曾两次派兵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去抗日援朝。第一次是万历二十年（1592年），日本丰臣秀吉控制日本军政大权悍然发动侵朝战争，那时的朝鲜是明帝国的附属国，向帝国政府火速请求援助。万历调集四万大军救援，一战收复平壤，再战驱敌釜山。万历二十五年，日军再次进行反扑，万历调动四路大军反击，明军水师邓子龙部三艘大海船封锁露梁海峡，牢牢盯住日军大小五百艘军舰，明军主力和朝鲜李舜臣部两面夹击彻底切断从日本到朝鲜的补给，击沉和缴获日军大小战船四百五十艘。七年抗战以明帝国完胜告终，日军从此三百年不敢觊觎中原。据《万历邸钞》记载，陈演的祖父陈效出使朝鲜当是第二次抗日援朝战争，他是从辽东巡按（正七品）任上以御史监军身份专驻朝鲜纪察功罪。“万历二十五年八月以御史陈效监朝鲜军。”其后，“万历二十五年十二月，据监军御史陈效题：效渡朝鲜，抵平壤，适督臣差人报捷定计专攻蔚山。”明兵部职方司主事茅瑞征《万历三大征考》“倭下”记载：“万历二十五年十一月，经略渡鸭绿，二十九日抵王京，共议进剿，乃分三协，特命监军为御史陈效。”明会稽学者诸葛元声的万历三十四年序刻本《两朝平攘录》“日本下”记载：“皇上敕谕一道，速遣才望御史一员，星夜驰往朝鲜，如宁夏监军故事，纪录将士功次以明赏罚之典，更悬不次之赏鼓舞将士。”这里已点明监军为御史，当指陈效。“十一月二十九日计议已定，上述奏报，乃将各处兵马四万余人，分为三协左协、中协、右协以上俱听临期调遣，东西策应，其监军道监察御史陈效也。”《万历邸钞》“万历二十七（1599年）年三月”记载：“陈效卒于朝鲜。”
由此可见，陈演的祖父对于取得援朝第二次战役的胜利是立下战功的，而且在援朝的一年多时间内忠于职守，因公殉职于朝鲜，以生命之血浇灌了中朝友谊之花！为此，帝国政府特予追赠陈效为光禄寺卿（从三品），也即以正处级御史监军在死后享受了正局级待遇。
陈演也是从小苦读经史，走科举之路而进军官场的正途出生，在天启二年（1622年）考中进士，改庶吉士，任翰林院编修，为皇帝授课讲经。崇祯即位后升至翰林院掌院，崇祯十三年升至礼部右侍郎，协理詹事府。
陈演能力平庸才疏学浅，他知道崇祯帝不信任内阁大臣，却善于结交内臣，窥探皇帝的真实意图，以便皇帝在询问对策时，迎合皇帝的意思。崇祯十三年四月，他从内侍口中暗中得知次日崇祯要问的问题。第二天，他所上的条陈均符合皇帝的本意。崇祯大喜，当即升至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进入内阁。第二年升任礼部尚书，入文渊阁。从此飞黄腾达，崇祯十五年，以山东平叛有功加太子少保，改任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期间曾因被弹劾辞官，崇祯予以安慰留用。崇祯十六年，首辅周延儒被罢免处死。陈演接替其为内阁首辅。后来又以守城有功，加太子太保。
陈演为人刻薄，为官期间大肆排除异己，公报私仇，欺瞒崇祯，作为周延儒罢免后崇祯的头号宠臣，陈演对战事无所筹划，屡屡犯错。
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初三，李自成攻入山西时，李明睿劝崇祯放弃北京，尽快南迁。崇祯有意迁都，陈演“反对南迁”，并示意兵科给事中光时亨，严厉谴责李明睿，扬言：“不杀李明睿，不足以安定民心”。
二月初八，李自成陷太原，北京震动。蓟辽总督王永吉、顺天巡抚杨鹗建议提调吴三桂保卫京师，二月二十七日，崇祯帝在文华殿召开紧急会议，征调吴三桂“勤王”。陈演、魏藻德两人不敢同意，以致此事一延再延。崇祯骂他：“汝一死不足蔽辜”。陈演也因此事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二月辞职，群臣欲给陈演论罪，陈演对崇祯说，我判断失当，罪当死。崇祯怒曰：你死有余辜！轰出大殿。首辅由魏藻德接任。崇祯皇帝甚至还赏给路费让他返回老家，由于贪敛的财富过多，一时运不走，他也舍不得，迟迟不动身，暂时在京城隐匿了下来。
三月初四，崇祯终于决定，放弃宁远，征调吴三桂、王永吉、唐通、刘泽清护卫京师。吴三桂接到命令后，三月上旬启程，十六日入山海关，二十日至丰润时，李自成已攻破北京。
陈演被刘宗敏囚禁，陈演因主动交出四万两白银“助饷”，被刘宗敏释放。四天后，其家仆告发，说他家中地下藏银数万，珍珠足可装满一斗。农民军掘之，果见地下全是白银。刘宗敏大怒，大刑伺候，刑求的黄金数百两，珍珠成斛。大顺军丞相牛金星用铁索捆绑他的左右手，牵着他随意走动，步伐稍有跟不上，则皮鞭乱下，直至体无完肤。四月八日，得释。十二日，李自成出京攻打吴三桂，因害怕明朝旧臣趁机在北京作乱，决定杀掉一批明朝降臣。陈演、魏藻德、朱纯臣等尽被杀，陈演倾其家产，仅获四天自由，便被捉回斩首。
据明史记载，魏藻德（1605—1644）顺天通州(今北京市通州)人，字师令(一作恩令)，号清躬。擅长辞令，有辩才，且深通崇祯的谋略，故总能迎合崇祯的心思。崇祯十三年举进士。既殿试，帝思得异才，复召四十八人于文华殿，问：“今日内外交讧，何以报仇雪耻？”藻德即以“知耻”对，又自我夸奖自己在崇祯十一年自己当举人时协助守通州有功的往事。皇帝非常满意，亲自拔擢为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崇祯十五年，都城戒严，魏藻德上疏大谈抵御外敌之事。第二年三月，廷议召对，又得到崇祯皇帝的夸奖，可见这位状元公口才了得。皇帝认为这家伙是自己亲手提拔的人才，而且心怀大志，五月提拔为礼部右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阁辅政。老魏故作谦虚力辞副部级侍郎，就任詹事府少詹事。不到三年就从正六品骤升为正三品。按说，魏藻德做官为政一无建树，二无学术，其存在与升迁只能加速帝国的崩溃，那他是凭借什么一路官运亨通的呢？原来他别无他长，就是擅长辞令，有辩才，且深通崇祯的谋略，故总能迎合崇祯的心思。其实，他只对于己有利之事才迎合，于己无利则置若罔闻罢了。崇祯末年，在李自成步步逼近北京的情况下，崇祯急于筹集军饷，命官员捐款“助饷”，魏藻德为保住其家财，率先表示家无余财，反对崇祯征饷。使得征饷之事因未见成果，草草了事。崇祯十七年，在北京城内外交困之时，魏藻德临危受命，成为内阁首辅。和他同事的有李建泰、方岳贡、范景文、邱瑜等人皆为新人。当李自成兵临城下之时，崇祯问他有何对策，一向口若悬河的他却选择了闭口不言，崇祯再问，你只要开口，我立刻下旨照办，魏藻德依旧是垂头不答。三天后，北京陷落，崇祯自缢，明朝覆亡。内阁中除大学士范景文投井殉节外，其余如方岳贡、邱瑜全部投降大顺军，李建泰督师的笑话笔者已有专章介绍。
魏藻德躲在家里静静等待着未来的日子，这个尚未到不惑之年的年轻首辅相信他还有很长的官场之路走，凭借他的才高八斗，口若悬河，李自成的大顺朝治理天下也是需要人才的，他的不世之才，照样能够东山再起，出将入相。然而，他的梦想破灭了，和他一样寄希望于新朝的投降的内阁大员的梦想随之也在农民军的酷刑下飞灰湮灭。
魏藻德内阁倾巢覆灭，而且是那么的无耻和丑陋。朝廷文武百官四千多人饱受大顺军凌辱，却在陈演、魏藻德两位前任首辅的率领下坐待新主子委以重任，最终全部为李自成在撤出北京前屠杀。其中魏藻德表现最为拙劣，他和陈演先是被关在刘宗敏住所。大顺军根据官位的高低，酷刑拷打，勒索金银各有差等“内阁十万金，京卿、锦衣七万，或三五万，给事、御史、吏部、翰林五万至一万有差，部曹五千，勋戚无定数。”[16]
京城陷落，内阁大学士范景文等一大批人死节，而作为明朝最后一位首辅的魏藻德，却很快投降了李自成。甲申年的阴历三月二十日，莅临早春，依然处在严寒的笼罩之下，魏藻德和陈演关在刘宗敏府邸阴冷潮湿的小屋中，见不到一丝阳光。
不到四十岁的小魏宰相，从窗户的缝隙对看守他的人说：“如果要任用我，还是不要把我关在这里，让我干什么都可以，怎么将我锁闭在这间小黑屋中？”次日，小魏和他的内阁大员方岳贡、邱瑜全部发往大营看押。他实在熬受不过农民军的凌辱拷打，吐出真金白银数万两。想到一年前，李自成大军步步逼近北京，崇祯急于筹集军饷，当初倡议朝臣捐钱的时候，他却是假冒清官，硬是一毛不拔，他为保住家财，率先表示家无余财，反对崇祯征饷，征饷之事未见其成果便草草了事。
在农民军那里，他并没有受到优待。李自成责问他为什么不去殉死，这个曾经“知耻”的状元答道：“我正准备效力新朝，哪敢去死。”李自成手下大将刘宗敏用夹棍拷掠，指责其“身为首辅，却是乱国之贼臣”，魏藻德为自己辩解：“我本是一介书生，根本不懂得政事，加上先帝崇祯无道，国家遂至败亡。”刘宗敏严词驳斥道：“你以一介书生而被拔擢为状元，不到三年被提拔为首辅，崇祯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你却诋毁他是无道之君。”刘宗敏命令左右甩这个无耻之徒数十记耳光，打得他满嘴喷血，牙齿脱落。左右仍用夹棍夹着不放。魏藻德竟然无耻地对刘宗敏的打手王旗鼓说：“愿献上自己的妻女为将军打扫卫生，做将军的妾妇。”王旗鼓听到此话，狠狠踹了他一脚，唾骂不绝，认为这是侮辱戏弄刘宗敏将军，魏藻德曾在狱中呼喊，之前没有为主尽忠报效，有今日，悔之晚矣！于是愈加严刑拷打，拷掠达六天六夜，乃至用脑箍夹头，前朝内阁总理就这样脑浆飞崩而死。又抓来他的儿子继续刑讯逼供，魏公子说：“家中实在没有银子了，如果父亲在还可以在门生故吏中去筹措，如今父亲已死，何处可得？”也被大顺军一刀砍了。
大学士邱瑜，湖广宜城人，人称邱阁老。天启五年（1625年）进士。由庶吉士授检讨。崇祯中，屡迁少詹事。崇祯十七年正月以本官兼东阁大学士。都城陷，受拷掠者再，搜获止二千金。
大学士方岳贡，天启二年(1622年)中进士，任户部主事，虽为小吏，但肩上的担子可不轻，“历典仓库，督水平粮储”，在当时的农耕社会，管理着粮食储备，绝对是一个“肥差”，但他没有因为手中有权，就丢失读书人的本色，而是“以廉谨闻”。崇祯元年(1628年)出任松江知府，该郡东南临海，常遭海潮冲击，他筑石堤二十多里防范。又筑缄垣护诸粮仓，名曰“仓城”。救荒助役、修学课士，皆有成绩。后被诬陷受贿下狱。乡民为他讼冤。法司查无行贿实迹，被释放，升山东副使兼右参议，总督江南粮储。所督漕船，均如期驶抵通州，被吏部尚书郑三俊举为五个廉能监司之一。以功提升为左副都御史。崇祯十六年底，以本官兼东阁大学士。十七年二月，以户、兵二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总督漕运、屯田、练兵事务。作为一个读书人，方岳贡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治学修书上，而是“经世治国平天下”，以其正直为人，清廉为政的品行，实在是一件幸事。但方岳贡的博学多识仍然给后世以很大的教益。方岳贡著有《国纬集》61卷，《经世文篇》等著作。李自成起义军攻克北京后，岳贡及邱瑜被执，幽刘宗敏所。刘宗敏勒索银子，方岳贡素来廉洁，家境贫寒无以应对，饱受酷刑拷掠。搜其官邸，仅获千余两，有松江县商人代其缴纳千金，依然关在监狱里不被释放。四月十二日，李自成命令宰杀辅臣陈演、勋戚徐允祯等，邱瑜、方岳贡也同时遇害，监押者告诉两位阁臣说：“这是主将的意思，我辈不敢违背！”监守者奉以缳绳，二人一起缢死。临死前感叹道“何不早死于社稷！”[17]
崇祯朝十七年，共更换首辅五十一人，如同走马灯那般频繁，真正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明史》对于温体仁以后的阁臣作过一番评述，说：“天下治乱，系于宰辅。自温体仁导帝以深刻，治尚操切，由是接踵一迹。（王）应熊刚很，（张）至发险忮，（薛）国观阴鸷，一效（温）体仁之所为，而国家之元气已索然殆尽矣。至于（陈）演、（魏）藻德之徒，机智弗如，而庸庸益甚，祸中于国，旋及其身，悲夫！”
确实，就崇祯朝五十一位阁臣的道德、才华而言，令崇祯皇帝极为失望，也令天下士民寒心。在国家动荡不安、祸乱丛生之际，为人才之脱颖而出提供了宽广的舞台，但这些阁臣却实在没有什么扭转乾坤的业绩。是天下没有才德兼备之人才呢？还是帝国选拔人才的体制机制出了问题，导致了崇祯皇帝辩才识人方面的存在严重问题呢？君主专制的国家，帝国拔擢人才的体制固然千疮百孔，然而君主的才具胆识和辨人、识人、用人的眼光，有时是起到决定性举足轻重的作用。
明之将亡，势所必然，人的作为也受客观形势左右，但个人素质却是主观修炼的结果。说崇祯皇帝不信任大臣，似乎也不怎么准确，因为他信任过许多人，如温体仁和周延儒就是突出的两位。说他信任大臣，又常猜忌，刚愎自用。他不拘一格地选拔人才，最后选的又多是些无能之辈；即使有点才能的人，也因用之不专而未得正果。看来这不能全然苛责崇祯皇帝，因为这是与晚明政局日坏、士风日下紧密相联的。不贪就发不了财，不吹不拍就上不了位，不奸就掌不了权。这种气候一旦形成，人们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感染，感染的人越多，事业成功就少了一分希望。崇祯皇帝挖空心思，谋求秘方，欲使明朝起死回生，虽也曾有过瞬间的回光返照，但终为劫数难逃。
呜呼，人之将死，其言也哀，崇祯皇帝叹“朕非亡国之君，事事皆亡国之象”。但他又岂能对明朝的灭亡而逍遥无咎吗？崇祯皇帝与宦官的关系同样表明，他无意中在自掘坟墓。崇祯帝对大臣恨铁不成钢，却不知道刑余的太监们更不会有可喜的表现。这才是真正的可悲。崇祯皇帝声言“诸臣误我”，一推了之。岂不知他的言行举措也在误诸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