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数据弄虚作假
《待志》还记叙了统治集团内部上欺下瞒、分崩离析的状况，与一般方志“为尊者讳”报喜不报忧的普遍做法迥然不同之处是冯梦龙继承司马迁秉笔直书的优良传统，真实记录了明末官场的腐败和民生的艰难，《待志》是完全可以看成是明末官场的一部官场现形记。当他在恢复了县衙门“四知堂”之后，就意味着和官场的那些见不得人的潜规则公行决裂，他的光明磊落正义凛然就是摆出了一副和官场对立格格不入的姿态。再加上他在自己官邸建立“戴清亭”公然颂扬梅花品格，孤芳自赏，特立独行就是摆出了一副坚决不与腐败官场同流合污的姿态。
《待志》真实记录了他仕宦寿宁四年对于理想信念的忠诚和身体力行的践行。那他肯定是游离于主流官场之外的另类官员。而这类“格物致知”心存光明和良知的官员，往往在忠烈人格中透剔着狂狷的叛逆秉性，也是不受世俗官场待见的。
明末不仅农民、手工业者和新兴的市民阶层和封建专制官僚集团的矛盾十分尖锐，而且在统治阶级内部，吏治腐败已经成为不可根治的痼疾，证明王朝政治已经病入膏肓，无药可治也就只能坐待灭亡，原则上帝国专制是排斥改良的，只能在内忧外患中坐等灭亡，帝国统治集团权力不受民众制约，缺少纠错机制，即使皇帝的《罪己诏》其实对于娴熟运转的体制机制的纠偏毫无作用，只能一路滑向覆灭，等待另一个帝国专制的到来。中国的历史就是在这般轮回中治乱交替循环中走到了近现代。
在这个百年老店中，我们已经聆听到这部老旧机器运转时的“嘎嘎”作响，体系面临崩溃瓦解，朝廷的指挥棒早已失灵，作为稳定国家乡村统治的基础力量乡绅阶层和底层胥吏，一方面借机大事搜刮民脂民膏，一方面也在大挖帝国的墙角，因此欺上瞒下，弄虚作假几乎是官僚集团惯用的伎俩。
明代按照户、丁编制赋役黄册，户口统计是重要根据。根据《待志·户口》中记载，万历四十年（1612年）、天启二年（1622年）和崇祯四年（1631年）三次的户口登记，全县总人数竟然三次都是“一万一千九百三十二丁口”，仅户数相差在二十四户之内，这无疑是欺上瞒下，敷衍塞责。冯梦龙认为：
户口之有增减也，势也。时有平乱，岁有稔歉，政有善败，家有消长。弟减之，则蒙流亡之遣。增之，则贻加赋之累。故每大造黄册，姑以故籍为主而附会成之，前后不堪相悬。然成额之中，不可无裒益之法，盛者益加，衰者宜损，绝者宜销。而或受奸欺，或徇情面，苟且完局，全不推敲，如今轮册丁，审定于崇祯六年，距此几何，已有三四甲全逃。其一丁而兼三四丁者，不可胜述。而有力之家，而数十丁而完一丁，此最不平之事也。今轮已矣，后之审丁者慎诸。
言下之意再明白不过：常识告诉我们，户口的增减是社会发展的趋势。因为，时代有承平之世和离乱之年头，年景有丰收和歉收之区别，为政有善良和暴虐之分别，家庭有败落和增长之不同。如果数据有所降低，上级就会对于老百姓的流亡予以怪罪；如果数据有所增加，势必要增加税赋的数量。所以每次大造黄册，也只是根据往年的记载，牵强附会进行编造，前后相差不大也就糊弄过去了。
然而，统计的数据中，不可能没有增加和减少，盛世增加，衰世减少，人口死亡的应该注销。但是，形成的数据或者是欺骗，或者是却于情面，完全是敷衍塞责草率行事，只求形式上完成任务，全不仔细推敲。比如这次造册，审定于崇祯六年，相距现在没有几年，已经有三到四甲的人全部逃走了。有的贫困之家一人而注水为三四人填报，不可胜述。而那些有钱的人家，则是数十人才报一人，目的在于逃避税赋，这是明显不公平的事情。此轮大造黄册的行动，已经完成，指出存在的问题，是为了教训以后审查人口的数据必须准确进行。
冯梦龙在主持了这届黄册大造之后，揭露出的数据造假问题有多么严重，然而最令他感到不平的是土地亩数的丈量统计。早在本朝立国初期的洪武二十年（1387年）太祖老皇帝朱元璋就派遣国子监监生分行州县，到全国各地丈量土地，一般以交赋一万石左右为一区，把各区的耕地绘制成图，画上各家土地的方圆形状，编上号码，写明周边的面积、田主的姓名、土质等级等基本情况。因为土地图形呈鱼鳞状，故叫鱼鳞册，各州县以年终统一造册，黄册和鱼鳞册的编造有利于政府掌握人口和土地资源，便于税赋征收。
虽然在实行初期，就有地主与官吏相勾结进行舞弊的情况，但在明初严格的督促检查实施奖惩的制约下，在当时还是有实效的，使得赋税劳役相对平均，开垦新的土地，地方官吏可以升职并得到奖励，这叫“升科”，有利于奖掖农耕，增加税赋，促进生产发展。但是到了明末，贪污舞弊越演越烈，有的地主将自己的土地寄于他人名下，叫“诡寄”，有的把豪族的赋税劳役，分摊到贫苦农民名下，叫“飞洒”，以至政府罚不胜罚。帝国后期黄册和鱼鳞图册的编造几乎成为一堆废纸。
按照冯梦龙在《待志·升科》[19]的说法：
天下有名义上听上去很美，实际很不美的事情，无异于所谓升科。沿江河滨临湖泊，堤岸有漫长的滩涂，开垦荒田多，摊派也随之增加。中原和北方的大地，土地多有荒芜。开垦起来府方便增加税赋，也比较容易。然而，我建宁府乃是石头的王国，所谓“水无涓滴不为用，山为崔嵬也要耕”诗人在过去已经道出了真相。况且区区弹丸之地寿宁县，尤其是高岩耸立地形逼狭之区域！沙浮在岩石上，地层十分轻薄，只能垒石开梯田而耕种，如果连续遭遇雨水，土地则被冲走；如果连续晴天，土地则干涸。因为抛荒的土地较多，耕地面积难以扩大，只能根据过去的田地去造册。穷困的百姓能够耕种的土地不多，隐瞒的田产和应缴的粮食也多。很难说有升科这种美事。因为他们所耕种的土地难以享受产出的粮食，而要缴纳不能种植土地的那份田赋和粮食。这样积累下来欠交账务就多，日积月累难以偿还的赋税越来越多，只要人一逃跑，自然债务全部解脱，所以虚悬的往日欠账也多。人们往往不能尽行了解这些问题的根源。偶尔在诉讼的文案中发现所隐瞒的一二升粮食，也不敢吐露者真实情况，只承认曾经开垦过的田地数量，这样升科的实情才浮出水面。
对于这种名实不副的升科弊端，冯梦龙提出的解决方案是，以本图所升的数量，冲抵本图历年来所虚悬挂在账面的数字，升的越多，虚悬的就越少，实行数年以后，虚挂的粮食就变成了实数了。图民可以避免赔偿之苦难。而衙门里的书吏却和他争论说，朝廷升科考成这一项目，是必不可少的一款程序，是不能轻易改动的。他不得已只能勉强听从这些人的意见。由此可见，这种实事求是避免民生苦难的改革设想，实际触动了当地地主豪绅的利益，也为一般官吏所不容，老冯只能是面对现实据实妥协了。
寿宁这些升科名实不副的严峻现实，给民生带来的苦难，使得老冯联想到自己当年担任丹徒县（镇江）训导时情况，当时浮现在京口东面长江中心的焦山洲滩涂长约数里，那些有钱有势的豪绅争相租佃。然而滩涂长必然就有要议论增加赋税，摊派下去就不可能再减少，地主们承租后，往往贻害到子孙，有的因此导致家庭破产的，这些悲催的往事历历可数。老冯当时苦口婆心劝导丹徒县令石景云，请求前往勘察民情具体制定政策，就是以新的租佃资金核销旧的摊派之额度，给了民生很多好处，石县令慨然鼎力推行，直到调整至老百姓能够完全适应为止。而他冯梦龙今天置身于“升科”的怪圈之中却受制于朝廷成法，难以推行自己的惠民意志。就是冯梦龙在《待志·升科》感叹的“牵于文法，不行其志”。所以他在结尾长叹道，今后见到石景云先生，他将流下数升汗水表达自己的惭愧，真正是今非昔比！看来江南成功的经验，应验于寿宁完全是行不通的。真可谓一丁点改革的成功尝试，企图撼动几百年老祖宗遗留的陈规几乎是不可能的。产生“南桔北枳”的负面效应，对应着传统习惯势力的顽固，他也只能望洋兴叹，无可奈何。
行文到此，我们只能为这位帝国专制统治下难得的廉吏兼循良之吏冯老知县感到悲哀，作为现行体制的工具和螺丝钉，附着于这架老旧不堪的机器，敬业尽职，可以说是夙夜辛劳，肝脑涂地；作为微官末吏他有心却无法改变体制，只能依附于体制殚精竭虑地疯狂运转，直到这架机器彻底崩溃，他也随之成为牺牲。但是作为体制内官员他却可以以自己作家的慧眼和胆识，看透和揭露体制的虚伪性，尤其是关乎国家经济命脉的统计数据造假，上下级之间的相互欺骗，那种“瞒”和“骗”的政治经济运作形式，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似的自我摧残，自我欺骗，无疑是吸食毒品自我麻醉导致的幻觉，最终在帝国君臣上下麻木不仁中坐视毁灭，使得帝国在整体上走向不归之路。
看透了帝国的隐私，洞悉了其中的内情而不能有丝毫改变，我想冯知县内心一定是充满着对于体制效忠的儒臣本色和内心良知的巨大冲突，由冲突产生的痛苦煎熬，使他成为矛盾的综合体，构成忠臣和良吏之间的两难。
其实大明帝国总揽全局的皇帝崇祯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改革体制找死，不改革等死，崇祯皇帝守着祖宗江山在等死，这种死亡的前景笼罩着整个帝国，帝国的臣子们还不是在浑浑噩噩中混日子，在头脑清醒中捞油水，帝国的社稷江山也就坐等着灭亡。心底哭泣着的也就是冯梦龙这些耿怀忠烈的臣子，因此我们透过《寿宁待志》这篇十分奇异县志的字里行间，看到的是冯梦龙站在儒家立场上的批判意识和批判锋芒。而真话在一个假话流通的官场肯定是不受欢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