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留青冢向黄昏的倪元璐
范景文的死，无疑为忠直的朝臣树立了一个榜样。紧随范阁老步伐的另一位官二代理学重臣是户部尚书兼国子监祭酒（财政部长兼国立大学校长）、翰林院掌院学士、皇帝经筵日讲经大博士倪元璐。
倪元璐，(1593-1644)，字汝玉，号鸿宝，浙江上虞(今绍兴市上虞区)人。从存世的曾鲸画像看，倪公长相清癯，皮肤白皙，三络长须飘拂，颇有玉树临风的学者之风。父亲倪涷曾经担任过抚州、淮安、荆州、琼州知府。倪大学士还是当时著名的书法家、画家，犹以行草闻名于世“最得王右军、颜鲁公和苏东坡三人翰墨之助，以雄深高浑见魄力，书风奇伟”。倪元璐著作等身，研究《易经》《春秋》均有专著，另外奏疏十二卷，文集三十余卷，由其子倪会鼎编辑完本存世。[21]
明朝天启二年（1622年），倪元璐中进士，改任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倪元璐、黄道周、刘理顺俱为名臣袁可立门生，且为同年进士，其时孙承宗、袁可立等为考官。后来袁、孙二公联兵抗清共筑辽海屏障，这两人不为阉党所喜，当时就有人指责倪元璐为孙党成员。此时的大明帝国已经日薄西山，行将坠落。天启皇帝朱由校热衷木匠活，生性怪癖，朝中大事悉听太监魏忠贤处置。朝中“魏党”横行，压制公议，镇压异己，其权势熏天，天启年间，东林党犹为活跃，他们以社团讲学名义批评政治，反对魏党，由此引发了历史上最著名的党争，东林党人遭到残酷迫害。倪元璐是支持东林党的，他正是在阉党和东林党激烈的朝野党争中卷入官场旋涡。他借口生病回到家乡。不久倪元璐应召还朝，出任江西乡试考官，考题为“孝慈则忠，皜皜乎不可尚矣”，该命题明里连及庄子与孔子的有关语录（意思是忠诚出于孝慈，高尚源于清白），实则影射讥刺大奸魏忠贤。
在那个非常敏感的时期，这题目一出，“人为咋舌”，都以为倪元璐祸之将至。不料这时候崇祯皇帝继位，立马肃除魏忠贤，倪元璐不但化险为夷，而且即为崇祯器重。经历宦官专权的大明帝国，已经积重难返。崇祯虽然励精图治，力图重整朝纲，但已回天乏力，加之关内李自成造反，关外清崛起，内外交困，早已败象毕露。后世有人把明朝灭亡归咎崇祯，实在有失偏颇。在倪元璐眼里，崇祯是一个图存救亡、壮志难酬的悲情明君。倪元璐曾担任“日讲官”，给皇帝上课。一次从有关经文讲到目前经济，对着崇祯直接批评政府不作为。崇祯当时正为军饷发愁，听了一会忽然“龙颜转色”，一下把书拂到案角，转身仰头不再听讲。然而倪元璐处变不惊，继续“徐申正义，音响琅然”，居然讲得崇祯“霁然回颜”，重新就座倾听。第二天，崇祯当着众辅臣的面，说：“从来讲堂，有问难而无诘责。昨日偶尔，朕之过也。先生救正，请照常启沃，毋生避忌。”
崇祯皇帝的宽容，也促成了忠诚正直的倪元璐更放心大胆地建言献策。他的许多上疏，得到崇祯的认可，还曾当朝褒扬他：“卿真学问之言，根本之计。”但是，倪元璐第一次“首论国是”却“以论奏不当责之”。那是崇祯登基不久，虽然魏忠贤、崔呈秀等罪魁已除，但朝廷上多半还是魏党一派。魏党余孽杨维垣一伙以攻为守，宣称东林党为邪党，要求同魏、崔一样严惩。倪元璐当时刚任翰林，竟洋洋千言上疏崇祯。他说在大是大非面前，必须旗帜鲜明；东林党人为国为民，揭发魏党祸国殃民的罪行，他们与魏党势不两立，怎么也会成了邪党！在国家面临颠覆的情势下，反不反魏党是鉴别忠邪的一面镜子，而杨维垣以“无可奈何”为那些当时替魏忠贤颂德建祠者开脱，那么东林党人为什么没有“无可奈何”，为什么那么有骨气？倪元璐以充分的事实与严密的逻辑揭露杨维垣转移斗争目标的阴谋。他说，东林得罪魏逆最深，受到迫害最酷，时至今日，应当体谅他们被杀被压之苦，而不应当抓住他们的小节不放。他认为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
倪元璐义正辞严憎爱分明，崇祯帝竟不动声色，因为他登基未稳，左右大多是与魏党有些瓜葛的人，所以不能一下子扩大打击面。这样，倪元璐“首论国是”未被认可。然而，政治运动既然开了口子，就不可能戛然而止，倪元璐俨然成了朝廷清理与平反运动的开路先锋。在他之后，就相继有官员接连上疏，为东林党鸣不平，要求把清算运动进行到底。朝中舆论逐渐倾向拨乱反正，于是倪元璐因势再上奏章。
倪元璐第二次上疏，强烈要求为被迫害的东林党人恢复名誉。他高度评价杨涟、高攀龙、邹元标、赵南星等东林党人的“真理学、真气节、真情操”，充分肯定他们揭露魏党统治时期“任人唯亲、诬陷忠良、无视民生、乡官横行”等天下四害，为朝廷树立了正气。倪元璐大声疾呼：“人才不可不惜，我见不可不除，众郁不可不宣，群议不可不集。”显然，这是对崇祯皇帝实行政治民主的呼吁。“疏上报，可。”显然倪元璐的主张获得崇祯皇帝的认可。接着，崇祯又进一步采纳倪元璐的提议，先正本清源，烧毁魏党为歪曲历史而编造的《三朝要典》。这本《要典》是魏忠贤策划党羽所编撰的关于万历、泰昌、天启三朝发生在内宫的“国本、廷击、红丸”三大案件的报告，其中莫须有地编造东林党人参与政变活动，企图把内宫的权力斗争扩大为党派之争，扩大化的目的是上纲上线，为镇压东林党人，钳制社会舆论，篡夺国家权力制造合法性依据。倪元璐彻底否定《三朝要典》，为推进清理平反运动又立首功。这时他被拔擢五品右庶子，旋升三品国子监祭酒。
倪元璐接着深入了解各地吏治、军事、钱粮、教育、灾荒情况，先后提出《制实八策》《制虚八策》及《造士八议》。这些从战略高度提出的应时对策，受到崇祯的充分肯定，崇祯还把《制实》《制虚》“粘之屏间，出入省视”反复观看，深入理解。于是“元璐雅负时望，位渐通显，帝意向之。”竟深为辅政大臣温体仁所忌。温体仁也是明末误国大奸之一，曾经立朝十年，担当首辅四年，遇事貌似不偏不倚游离于朝廷党派之间，然而利用皇帝的疑心打击东林大臣，排斥东林领袖钱谦益、大学士钱龙锡，要推荐某人，暗示下属提名，他再顺水推舟；排挤某人，却故作宽容，用言辞触及皇上忌讳，激怒崇祯，排斥异己，群臣越是攻击他，皇帝越是相信他独立于党政之外，更加相信他，担任内阁首辅期间毫无建树，忙于争权夺利。看到皇帝日益器重倪元璐，深为温体仁所嫉恨。一天崇祯帝手书其名下内阁名单，令吏部将老倪履历拿来交皇帝审阅，老温愈加恐慌。老温找到诚意伯刘孔昭暗示要让他掌握兵权，以此为诱饵指使他攻击倪元璐。老刘果然上钩，上疏指责倪元璐妻子尚存，而小妾王氏顶替成为夫人，这是败坏礼仪扰乱法度的行为。皇帝下诏命令吏部核查上报。其间倪元璐老乡尚书姜逢源、侍郎王业浩、刘宗周以及堂兄御史倪元珙纷纷上疏替他辩白，言老倪的原配陈氏确实有过错，已经被老倪一纸休书逐出家门，续娶的王氏并非小妾，而是正经过堂的夫人。温体仁此次妄图以生活作风问题打击倪元璐阴谋破产，使老温非常沮丧。吏部再次讨论请浙江巡抚再行调查上报。调查报告上认为，根据当地档案记载：确实是两位夫人具列名册。倪元璐遂落职回乡下闲住。刘孔昭希望主掌军营事务的事也落空，被安排到南京去操练长江水师去了。
崇祯十五年九月，倪元璐被启用为兵部右侍郎兼皇帝的侍读学士，不久升户部尚书。他曾上疏崇祯以“禹汤罪己，其兴勃也”为鉴，下《罪己诏》布告天下以挽回局势。崇祯果然同意，而且接三连四地作检讨。任户部尚书时期间又向崇祯表示，必须放手让他“三做”：实做，大做，正做。包括钱粮赋税必须一条龙厘清，后勤必须清正到位，矿砂纸币一律不得作为通货，以防通货膨胀，财政必须宏观调控不搞小打小闹。倪元璐还强调树立爱国的仁义信心，高度重视民心民意。他向崇祯直言：“政苟厉民，臣必为民请命。”崇祯点头叹息。于是倪元璐夙兴夜寐，更加拼命，志书上多有他亲自抓后勤、筹粮饷、督漕运的事迹记载。然而大明帝国大势已去，已经日薄西山为，亡羊补牢时已晚矣。
倪元璐的殚精竭虑不能根治大明王朝根深蒂固的腐败，他的赤胆忠心只是大明王朝的回光返照。一六四四年年初，他劝崇祯学南宋康王南渡，崇祯死活不走。农历三月五日，李自成兵临城下，“元璐谓所知曰：‘今无兵无饷，无将无谋，人心瓦解，然吾心泰然……吾受恩深重，无可效者，惟有七尺耳！’”
三月十九日凌晨，李自成攻下京城，崇祯自缢。倪元璐穿上朝服，整理衣冠，向着紫禁城方向四拜，又南向拜别家乡老母亲。换上便服后，缓缓走向书斋，呼唤仆人致酒奠祭所供奉的忠义关羽塑像，对着偶像对酌三杯，然后又来到厅堂，正襟危坐，从容在桌子上书写到：“南都尚可为，死是我的本分，勿以衣衾敛。暴我尸。聊志吾痛。”遂南向家乡而坐，从袖中抽出布巾对仆人说“我命当如此，意志已决，你当不得相救！”遂举手自缢。众仆人尚欲解救，一老仆跪着大哭制止道：“这是我们主人成名之日，已经嘱咐再三，不必抢救。”倪元璐自缢殉国尽忠。后人叹曰：“君死社稷，尔为君死！”盖士为知己者死也。死年五十二岁。[22]（当时李自成部下蜂拥入室，索取印信，见倪元璐陈尸堂中，“知其忠臣，各叹息罗拜而去”。后南明福王恤死难诸臣，追褒倪元璐“忠烈第一”。
今安徽灵壁虞姬墓上尚有二联，传为倪元璐所作：
一是：虞兮奈何，自古红颜多薄命；姬耶安在，独留青冢向黄昏。
二是：今尚祀虞，东汉已无高后庙；斯真霸越，西施羞上范家船。
这两副对联从气节立意，在虞姬、王昭君、汉高后吕雉、西施等四个女性中，独肯定“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的虞姬。细心的读者能悟出，这对联里正包含着倪元璐对自己的生命取向的自断。
《上虞贺氏倪氏宗谱·文贞公年谱》中，记有一些关于倪元璐儿时的情况。其中讲到倪元璐出生才数月，一天晚上父亲倪涷抱着他指着说：你耳朵在此，你眼睛在此。天亮起来问他，他就会用手指着自己的耳朵眼睛。又，倪元璐三四岁时，母亲曹氏常“置之膝上”，教他念诗、对对子。曹氏是大家闺秀，相当有学养，小元璐因此“未入塾而诗已成诵”，对对子则是“应声立就，不假思索”。倪涷时常“随事命对”，一次家里人围炉而坐，倪涷说出：“红炉白炭”，他即答对：“黄卷青灯”；一次给他剃头，倪涷说“光头和尚”，他即对“麻面书生”。七岁时，有一回随父亲乘船夜行，月色皎洁，父亲命他写诗，倪元璐信口而出：“凭栏看舟月，看月何须仰。水底有青天，舟行月之上。”九岁时，一天倪元璐陪母亲去看牡丹花，回家后立即写成几百字的《牡丹赋》，在母亲身边放声朗读，倪涷推门进去，见其中有“紫则佳人之舞袖，黄如帝洽之垂裳”等句子（《易·系辞》“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不禁赞许道：“此儿终不落人后”。倪元璐后来被誉为“文章华国，节义维风”，归根在少年时代良好的家教培养了他勤奋自觉的习惯品质。
十五岁那年，倪涷去海南琼州做知府，行前约请了教师来家督导，并留下示儿家训，其中讲到：儿子现在正处在决定今后立业成败的关键时期，工夫不可一日错过，所立课程毋得鲁莽作辍而自堕低趣。一般亲友相邀只称遵父言概不领情。家训还要求家庭保持清净纯真的环境，不许纵酒玩乐，不得闲说别人短长，不得牵拉师傅妨碍教育，事事要尽到“长善救失”的教育责任。
倪元璐十七岁以前，倪涷不让他参加考试，目的是让他静心修身而厚积薄发，至十七岁上果然一鸣惊人，“郡县监司三试皆第一”，为举人解元。而此前不久他所著作的文集《星会楼文稿》竟已“盛传国门”，以至书商一版再版，少年才子名声远播。
十九岁时，倪元璐偶作书画题扇，其中一把“九日诗游云间”书扇为当时学术大家陈继儒所见，叹为“仙才”，由此“声誉日盛”。倪元璐还很怪别，他在考进士前一年，为磨练应试能力，事先安排好百余竹笺，每片竹笺刻一个自拟考题，然后每日抽一笺，“屏气凝神，伏而思之”，于是脑子里通盘考虑好文章的“义理、考据、辞章”，腹稿一成，即起身烧掉此笺，不形诸笔墨。如此“岁月之间，胸稿累累，果以获隽”——果然一试中榜，并且与堂兄倪元珙成同科进士。
倪元璐处在晚明时期，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十分特殊的时期：一方面，几朝皇帝权臣政治腐败的积累导致了诸多社会矛盾的激化，国势日渐衰颓；但另一方面，这一末世时期出现了许多极有造诣和个性的文化人，先后涌现诸如徐渭、张瑞图、黄道周、刘宗周、赵南星、倪元璐、傅山等等人物，在文化史和书画史上留下了引人入胜的奇光异彩。其中，倪元璐更是别开生面，尤其是他的书法。书界对他历来有“笔奇、字奇、格奇”之“三奇”，“势足、意足、韵足”之“三足”的称誉，都认为他的字集形、意、气为一体，依意而生、率真天成，把明代的书风推向情与美相结合的道路，臻于“通神”的境界。明史推崇倪元璐作品，誉为“高洁人品渗入纸背，有一种异常气品。”名气一大，就有很多人上门求文字笔墨，“得其霏絮，如贫子之拜金璧。”一次有客人拿着上好纸张请他写大字，他写了十个字停下来问这字派甚用场，回答是送某官人，倪元璐很恼怒，“欲遽裂之，客夺而窜。”然而，倪元璐视书画为“学问中第七、八乘事”，书画只是他陶冶情操的余事，他把主要精力投入在立德建言、为官施政以及研究学问方面。也正因为如此，他的流传不多的书画以其清峻磊落的人格形像以及在生死大节上的惊人表现，赢得了后世格外的崇敬与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