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世卧龙结局悲壮
冯梦龙生于明神宗万历二年甲戌（公元1574年），故于南明隆武二年、清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在其生活的七十三年中，大明王朝政治日渐腐朽衰败，终至灭亡，然而其内部的不合理性日益暴露，商品流通日益多元活跃，资本主义萌芽在其内部逐步增长，促进了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因而社会矛盾加剧，危机四伏，思想文化日趋多元，产生激烈的碰撞，所谓异端思想的崛起，向以程朱理学为正统的封建儒学纲常礼教形成了挑战。传统的思想观念和伦理道德被动摇，这就是造成市民社会、市民意识兴起，新兴市民阶层的文化需求导致带有明显商业化痕迹的通俗文学在明代中叶勃兴的历史、经济、社会、文化背景，文学家，思想家，戏曲家、出版编辑家冯梦龙的应运而生。[8]
从冯家同上海嘉定侯峒曾以及长洲王仁孝家都有亲戚关系来看，在当地也是世家。侯峒曾是明末学者。天启五年(1625年)进士，授南京兵部主事，与徐石麟、陈洪谧称“南都三清”。1644年，李自成攻占北京，峒曾叹道：“臣若在都，当以颈血殉梓宫，今无死所矣”。
1645年夏，清兵下苏州，攻嘉定，峒曾率二子玄演、玄洁，协进士黄淳耀，率吏民死守，尽散家财，与众同甘苦。城破，叹曰：“嘉定亡，余何忍独存”。自沉池中，未死，为清兵俘杀，年55岁。两子同为清兵杀害。史料有载，侯峒曾及其两个儿子与冯氏三兄弟，过从甚密，以至在泰昌、改元之际（也即1620年）冯梦熊“竟以穷死”。后侯峒曾收集梦熊遗稿编成《冯杜陵集》亲自为之作序，可见两家的关系非同一般。
王敬臣，字以道，号少卿，长洲（今苏州）人。生于明武宗正德八年（1513年），殁于明神宗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享年八十二岁。冯梦龙的父亲与隐居苏州的大儒《俟后编》的作者王敬臣（王仁孝）关系密切。冯梦龙在《俟后编·跋》中说“王先生与先君子交甚厚，盖自先生父少参公即折行交先君子……先君子必提耳命曰‘此孝子王先生，圣贤中人也’”。王敬臣被人称道的主要为两大事迹，一个是他潜心儒家学说，一个是以仁孝而闻名于世。[9]
王敬臣明史有传，苏州留有后人所建祠堂，又是和冯梦龙家族的通家世交。苏州城里的大儒巷就是因为王敬臣而得名。如今的大儒巷宽约六七米，汽车可以对开。在以小街小巷著称的古城内，一条被称为巷的路何以如此之宽呢？常常引起游人的疑惑。原来，大儒巷从前宽约仅二三米，与其巷的身份完全相配。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把与大儒巷并行的一条小河填了，大儒巷就成了今天的模样。大儒巷的中段有一横巷叫仁孝里，短短的不过二三十米；仁孝里现在的名字很风雅，叫迎晓里，虽然它南北走向并不能面朝东方迎接拂晓。大儒巷和仁孝里都和一个人有关，这个人就是王敬臣。
王敬臣，字以道，长洲（今苏州）人。生于明武宗正德八年（1513年），殁于明神宗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享年八十二岁。为江西布政使参议（从四品）王庭之子，19岁考中秀才。王敬臣的父亲有一次患有疽背之疾，为帮忙父亲减轻痛苦，王敬臣常常是嘴对着父亲的背疾处进行吮舐，使得父亲的病体后来渐渐得以恢复。还有一次他父亲得了瞀眩病，不能正常行走，王敬臣每晚都睡在父亲床边的地下，而为了照顾好父亲，他更是连衣服也不脱，只要听到咳嗽声就立刻爬起来悉心服侍自己的父亲。而他对待自己的继母也十分地孝顺，就像对待自己的生母一样精心对待。据说继母和王敬臣妻关系不睦，为了解决这一婆媳不和的矛盾，王敬臣竟然不与妻子同房，长达十三年之久。王敬臣的孝行感动了继母，婆媳遂重归于好。
今人看来王敬臣的这种愚孝实在是不近人情迂腐得可笑，不过在提倡忠孝节义的明代，是以“忠孝”治国的，尽管是名义上的，外朝内廷不忠不孝男盗女娼之事司空见惯，皇帝就是顶着天子旗号的“合法嫖客”。理论和实际已经脱离得像是油水分离那般浑浊成一锅杂烩，雾气氤氲中的皇帝尤其是武宗以后的主子早已完全沦落为光着屁股跳舞的小丑，满朝文武只是伴随着荒唐匍匐叩头，或者捧着象牙笏指着混账天子骂的拗臣，满纸谎言、大言、假言又怎能忽悠在商品经济中已然崛起的人性和人心，俨然成为一摞盖着大粪的草纸。但是必要的典型是要树立的，这样王敬臣就和海瑞一样成为帝国的道德模范，用来教化人心，也就虚假伪善得令人恶心。大家称敬臣先生为“仁孝先生”，明朝万历年间，苏州知府朱文科特地为他立牌坊，题名“仁孝坊”。
王敬臣其实和一般读书人一样早早走上了读书致仕的道路，在19岁考中秀才后，在嘉靖九年（1530年），王敬臣28岁，有一位吴地的著名学者走进了王敬臣的生活，直接影响了他的儒家学术思想，这个人就是魏校。魏校，字子才，号庄渠，生于1483年，卒于1543年，居于苏州葑门外。魏校是弘治十八年（1505年）二甲第九名进士，官至太常寺卿，是个三品官。致仕回家的魏校开馆讲学，王敬臣拜其门下，成为魏校的弟子。与王敬臣同为魏校弟子的还有唐顺之、王应电；魏校的三名弟子儒学造诣都不错，但唐顺之成就最高，被后人誉为儒学大师；他虽是一个文人，但屡次率军击败倭寇，是一抗倭英雄。
然而，王敬臣科举之路一直不顺，直至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王敬臣才成为一名贡生，所谓贡生，就是在秀才中择优送入京城或者留都南京国子监读书；而此时的王敬臣已经两鬓苍苍，年届52岁了。
魏校学识渊博，精通儒家各派学说，尤其推崇胡居仁的主敬之说。胡居仁是明代程朱理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曾主持著名的白鹿洞书院。胡居仁的主敬之说实际上强调的就是个人的修身养性，魏校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理、气、心三者皆与气有关，气能自为主宰，主张个人“蕴蓄”“涵养”自身之气，才能厚积薄发。
王敬臣仕途无望便潜心于学说研究，在魏校等明代学者的熏陶下，对儒学研究颇有心得，著有《礼文疏节》《家礼节》《俟后编》等著作，但大多散失，今人已无从知晓王敬臣儒学思想的精髓；只知道他的理论核心是“慎独”，也就是类似修身养性的一种理念。不过王敬臣实践“慎独”可能有点过了，他有感于当时吴地文人或追求富贵，或沉溺词章的浮华心态，认为议论不如著述，著述不如实践，因而有些孤芳自赏，故常闭门不出不与任何学子交往讨论学术思想，这种状况直到他与耿定向的相见才得以改变。
耿定向是一个著名学者，曾官至户部尚书，无论是官声还是学问都很不错。曾经在南京清凉山建造崇正书院，书院落成，即令南直隶所属十四府选拔优秀诸生前来学习。耿定向亲自主讲，王敬臣在国子监读贡期间曾经专程拜访耿定向。耿对王敬臣不与人讨论学术的所谓“慎独”行为很不以为然，他告诫敬臣兄，凡圣贤无独成之学，相互讨论是成就一家之说的必由之路。王敬臣倒是个虚心纳谏的主，听了耿定向的逆耳忠言欣然接受；从此像父亲王庭，恩师魏校一样在家开馆讲学，教学相长，先后收有门生四百余人；相较于他的父亲阳湖先生，世人称其为“少湖先生”。
不知何时，王敬臣开始声名鹊起，学问大了，名气大了，自然就有人关注。据明史记载，万历年间，有人推荐他出任国子监博士，这是他父亲王庭初出道时的官职。作为非进士出身的贡生，一跃成为国立行政学院的教授自是莫大的荣耀，不过王老夫子推辞了不愿干。想想也对，就算是万历元年的任命，那一年王老夫子也是整整六十岁了，让一个皓首苍颜的老人家屈就从九品的芝蔴官显然有些屈尊。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太理寺少卿甘士介再次向朝廷推荐王敬臣。吏部考虑再三还是因为王敬臣已是八十高龄没有授予任何职务，只是指令地方政府优待王敬臣。[10]
王仁孝祠建在苏州护龙街关帝庙附近，这一祠堂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被彻底摧毁。仁孝里也被改名为迎晓里，从此仁孝祠和仁孝里从苏州版图上彻底消失；如今只剩下大儒巷让人依稀记得五百年前有一名王敬臣仁孝先生，曾经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生活。
明末天崩地裂的大分化、大瓦解、大变革、大转折其实是社会诸多矛盾综合爆发，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危机集中体现的结果。在旧纲常礼教总崩溃的塌陷中，新政治、新思想、新文化理念随着新的经济基础的形成而悄然发生变化，凝聚成新的社会政治力量抗衡着旧体制。诸种矛盾促使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不断地尖锐化，清流官僚集团以东林党人及至后来的复社、几社文人开设书院进行讲学，形成统治集团以外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形成了春秋战国之交、东汉末年百家争鸣，处士横议的局面，新思想潮流犹如地火那样不可遏制地喷涌聚集成了星火燎原之势。
统治阶级无节制地横征暴敛造成了土地资源急剧整合到大贵族、大地主手中，失地农民形成流民进入城市使得统治者管制危机加剧最终流民成流寇，造成明末农民大起义的乱局，糜烂不可收拾。白莲教、李自成、张献忠等的农民大起义极大动摇明王朝统治基础，使得江山摇摇欲坠危如累卵。
关外建州贵族趁势而起大举进攻，明王朝腐朽的统治机器已经失去了优秀人才拔擢机制，一些吹牛拍马的奸佞之人、宦官贪墨之徒盘踞中枢秉持朝政，排斥忠良，明末四大督师熊廷弼、孙传庭、卢象升、袁崇焕要么战死沙场尸骨无存，要么被奸佞陷害遭帝王猜忌走进悲剧性人生，以自己的血为末世王朝祭旗，而他们本身都是饱读诗书满腹经纶属于文武兼资干才和不可多得的帝国栋梁之才。这些书生基本是以原教旨主义儒学理想作为自己人生立身、立言、处事之本的，他们都是进士出身的儒生帅才却英雄无用武之地，最终到了死无葬身之地的悲惨之境。
一个王朝凡人才拔擢机制进入“择劣汰优”恶性循环的马太效应基本是无可救药了。再加上失地农民大量涌入类似江南这些大城市，凭借着自己勤奋、聪明、才智进入城市投亲靠友自谋生路进入手工业经营者的行列。类似冯梦龙笔下秦重这样卖油郎，由小本经营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再加上类似冯梦龙祖父辈这类书香世家在科举无望之际转入商人阶层，形成早期资本经营的基础。
此外，明末在开放沿海海禁后，打破了过去严禁“交通外番，私易货物”的所谓朝贡体制，与周边国家如日本和菲律宾、西班牙等国家有了近代商业文明的贸易往来，逐步卷入全球贸易的浪潮，在这波非主流的贸易开放中世界白银大量流入中国，几乎占了世界白银产量的四分之一。[11]东南沿海经济大发展出现了近代资本主义萌芽丝绸纺织业高度发展，江南出现近代城市文明的市镇工业文明孕育了最初的市民阶层的产生，由此而催生了思想解放的高峰，出现短期的文艺复兴，文人结社和言论自由在政治管控中相对宽松，以致出现了类似复社文人这样有组织的大新社团，在东林党人举办书院自由讲学基础上，又有了政治上的拓展，以至于影响到高层官员的拔擢，直接影响到国家政治方针制定和贯彻，成为朝野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都呈现出多元、繁荣、共生发展的新局面，松动着以理学为基础帝王专制的板结土壤，促使了新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形态的诞生。
近代航海业的发达，海上交易在东南沿海繁盛，均为早期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形成开拓了崭新的天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从冯梦龙所受的教育和晚年人生作为来看，他在政治上肯定是旧王朝的“补天派”而自从共工以头触不周山起，天下洪水泛滥，天其实已经浊浪滔天，完全不可补阙了，共工其实就是明王朝统治集团本身造就封建专制统治及其王朝统治下的官僚体制。因为，明王朝从宪宗以降，在孝宗时期有一个短暂的中兴，至武宗正德皇帝就开始胡闹，任用太监刘瑾、奸佞钱宁、江彬等。之后，嘉靖皇帝，任用奸佞严嵩、严世藩父子长达14年之久。及至天启年间魏忠贤专权，奸佞之臣犹如过江之鲫涌入朝廷，所谓官场清流东林党人始终处于边缘化的在野地位，遭受杀戮迫害，王朝不断地添加忠烈之士，而王朝政治却已经在奸佞们的歌舞升平中，在青词焚烧的斋醮中，滑到了悬崖边际。崇祯朝魏忠贤伏诛后，边庭几无可用大将，内廷奇缺治世能臣，崇祯皇帝在农民军大兵压境之间无奈地走进了夕阳笼罩的煤山，在血与火的笼罩中大明王朝走进落日。以后建州满人贵族被吴三桂引狼入室，落日余晖中的南明小朝廷加上隆武、永历小朝廷苟延残喘地蹦跶了十多年后，被清贵族和大明王朝叛将们送进了坟墓，中国再次进入了最最黑暗的中世纪。明末资本主义萌芽就此被掐死直至清王朝没落期再次萌发。冯梦龙就是出生在这样的时代。
冯梦龙，字犹龙，又字子犹，号龙子犹、墨憨斋主人、顾曲散人、吴下词奴、姑苏词奴、前周柱史等。其最有名的作品为《喻世明言》（又名《古今小说》）《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合称“三言”。
“三言”与明代凌濛初的《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合称“三言二拍”，是中国白话短篇小说的经典代表。冯梦龙以其对小说、戏曲、民歌、笑话等通俗文学的创作、搜集、整理、编辑，为我国通俗文学创作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由他编纂的三十种著作得以传世，为中国文化宝库留下了一批不朽的珍宝。其中除世人皆知的“三言”外，还有《新列国志》《增补三遂平妖传》《古今烈女演义》《广笑府》《智囊》《古今谈概》《太平广记钞》《情史》《墨憨斋定本传奇》，以及许多解经、纪史、采风、修志的著作。他的《桂枝儿》《山歌》民歌集，对苏州的茶坊、酒楼、妓院等下层生活的频繁接触，创作、收集、整理了一批反映底层民众真实生活情感的作品，为传播保存第一手的民间文学资料，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考证冯梦龙的名字，说明父母对其寄予不一般意思，“梦”字表明他的辈分，这不难理解，而“龙”字则寄予望子成龙的厚望，而字号“犹龙”、“龙子犹”则暗含了先秦时期两大儒道大家孔子见老子时的典故。《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载：“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哪知老子不讲“礼”，反而告诫孔子一番：“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在弟子面前赞扬老子为：“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龙是什么？孔子不能知，却称见老子如见龙，云遮雾罩，令人费解。老子只不过是周守藏室之史，并非天子，孔子为何称老子为龙呢？看来，称天子为龙，是以后的事儿，春秋时代的龙是指那些道行高深却深藏不露的智者。也即是说，孔子去见老子，回来后非常感慨地告诉他的学生说，鸟在天上飞，可以用箭去射下；鱼在水中游，可以用网去捞取；兽在地上跑，可以用陷阱去捕捉。但是龙却腾云驾雾，时而露出一鳞半爪，我们就没办法了。此话的含义为大多数人犹如普通鸟兽，有的人看起来很有本事，但是只要采用适当的方法，就能破解他的思维，降服他们的行为。而老子则不行，他的想法高深莫测，变化多端，人们根本就抓不住他的思路，更不要说降伏他了，由此留下了“老子犹龙”典故。
考察冯梦龙的一生犹如云遮雾罩的游龙也是神龙见尾不见首的，一生留下的谜案甚多，颇令后人猜测。当然隐藏深宫自命“真龙天子”蛰居深宫，以九重帘幕遮盖着他们的真容，以神圣伟大的形象，制造天聪英睿的迷信而君临天下，欺世盗名。在愚民的谎言中，行牧民弱民驭民之术而延伸家天下的绵延长久。
然而，王朝没落时期，曲线下滑，明代从所谓“孝宗中兴”起延伸至胡闹皇帝明武宗每况愈下，在官僚集团和太监集团的纷争中逐步走向了覆灭之路，及至崇祯继位朝政已经糜烂不可救药，穆宗、神宗时赖有能臣张居正改革维持着王朝苟延残喘，及至光宗、熹宗时期两朝文盲皇帝更是内忧外患雪上加霜。
清朝崛起，陕西农民军揭竿而起，崇祯皇帝无力回天，在内外交困中走向煤山，大明帝国的帷幕落下。这是一个天崩地坼的时代，这是一个礼崩乐坏的年头，唯有这样的时代统治阶层千疮百孔，统治天网破绽百出，统治思维难以整合人心，新思想、新思潮才在封建岩层的缝隙中艰难地成活。一批类似王阳明、袁宏道、李贽、汤显祖、黄宗义、王夫之、顾炎武等具有叛逆思维的思想家、文学家才应运而生。冯梦龙只是这股时代潮流中一朵靓丽浪花绽放出绚丽多姿的光彩。也只有新旧王朝的交替，才显示出冯梦龙作为王朝道义最后坚守者的风骨和品格。
冯梦龙是深藏在草野江湖的蛰龙，风和日丽时坚守着自己的信念，保持着特立独行的人格，自由写作，与民同甘苦共欢乐；在暴风骤雨雨来临时，穿云破雾秉持着理想操守，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以屈原似的忠诚，驾曦龙把灵魂托付给了日月，虽九死而犹未悔。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这虽然是愚忠，但是作为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谁又能够摆脱这样的悲剧性命运呢？
即便是牛金星、李岩、宋献策等底层知识分子选择了农民起义军，也仅仅是重复了千年王朝循环的老路，只是迅速攻占北京，迅速地攫取权利，迅速地腐败堕落，迅速地走上了死路而已，这就是中国封建知识分子难以规避的怪圈，也是封建王朝政治难以摆脱的定律。即便如同钱谦益、龚鼎孳、吴伟业这样在王朝轮回中充当“贰臣”的旧朝遗老新朝权贵，依然摆脱不了臣仆般的妾妇心态，成为新王朝的鹰犬，依然摆脱不了供君主驱使或者被放逐的命运，他们为自己对先朝的背叛，而在儒家忠孝节义的绳索中挣扎，终身受到社会舆论和道德良知的谴责，灵魂备煎熬，余生不得安宁。
【注释】
[1]胡小伟：《冯犹龙文抄》，中国文学网。
[2]傅承洲：《明代文人和文学》，中华书局，第57页。
[3]《冯梦龙全集》第四册《新列国志凡例》，江苏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4页。
[4]王凌：《畸人·情种·七品官》，海峡文艺出版社，1992年3月版，第97页。
[5]《余英时文集》第三卷《儒家伦理和商业精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第201页。
[6]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九州出版社，2012年2月版，第126页。
[7]侯楷炜：《冯梦龙传说故事集》，古吴轩出版社。
[8]《冯梦龙全集·前言》，江苏凤凰出版社。
[9]王凌：《畸人、情种、七品官——冯梦龙探幽》，海峡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10]《二十五史·明史卷二百八十二·儒林一·王敬臣传》，线装书局。
[11]美·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