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恤民情移风易俗
冯梦龙首先是一位饱学的儒家大家，他对于儒学的熟悉程度有其对于儒家经典《四书五经》的详细解读为基础，具体贯彻到他的文学创作中，更多地渗透着先秦的孟子“民本”思想和灌注着的身体力行的立身处世标准，在浩然正气中所升华出的大丈夫精神，延续到明末王阳明对于朱熹“天道”王权客体到“人道”良知主体的转移，倾注了更多“仁者爱人”主体精神的塑造。因此对于孟子“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平天下”的皈依。
在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首先是其的批判意识，这在他的文学作品《三言》中形象的艺术化描绘，而在《寿宁待志》中则贯穿着政治和社会化的批判锋芒。更多则是对于个人存在价值和人的尊严，尤其是弱势群体生存环境改善和尊严的关注。他身体力行地践行孔夫子的“仁者爱人”和孟夫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诗云》：‘刑於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像爱自己家人一样爱其他人，这就是儒家的人心所在，爱心之所在。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冯梦龙在《待志》中对于民众苦难的揭示，对暴政和苛政的批判和对于仁政善政的推行，包含着自己的政治理念、政治诉求的实践，是作为阳明学派余绪泰州学派左派理论家对于“格物致知”，“知行合一”理论联系实际的统一，而对于“良知论”的实践。在思想上，冯梦龙受王学左派李卓吾的影响，敢于冲破传统观念。他提出：“世俗但知理为情之范，孰知情为理之维乎？”（《情史》卷一《总评》）强调真挚的情感，反对虚伪的礼教。在文学上，他重视通俗文学所涵蕴的真挚情感与巨大教化作用。他认为通俗文学为“民间性情之响”，“天地间自然之文”，是真情的流露。在《叙山歌》中，他提出要“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的文学主张，表现了冲破礼教束缚、追求个性解放的时代特质。他重视通俗文学的教化作用，在《古今小说序》中，认为“日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通俗小说可以使“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这些见解对鄙视通俗文学的论调是一个有力的打击。
在伪道学盛行，内忧外患，官场普遍腐败，官僚皇权专制的体制下，由个人独善其身转而兼济天下的大儒，看上去占据着道德制高点，其实际却是高处不胜寒，处于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高危境地，个体也不过是大千世界微尘和草芥，自我被压缩到了微不足道的地位，宦海沉浮如同砂砾被海浪拍卷到沙滩上，也就闲置了，再到大潮袭来，他必将被卷入巨浪的谷底。他在干满了一届四年县令之后，他必然在那条坎坷的官道上被礼送出了福建，从此再也没有被官场叙用过。再到履足福建闽东山区，已经是改朝换代物是人非了，他呼喊奔走反清复明，唯有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完成大儒最终对于王朝的效忠。这就是文学大师、儒学耆宿冯梦龙老先生的宿命。
《寿宁待志》以大量篇幅和同情的笔触记述了下层百姓的苦难和辛酸以及落后的风俗习惯给民间带来的惨痛教训。而一般的方志对此很少记载。比如在《岁时》篇中记载[20]：
岁除，邀亲戚会饮，燔柴、放爆、然不甚盛也。是夜，民间彻晓不睡。子母之家，遣人索逋，旁午于道，县官出堂习仪为止。城门不闭。贫家趱口者，或夜半始归，以偿逋之余，治鞋帽过年，市铺之闹过于日中。也有避债越岁始还者，还则更劵。医家取药去，亦登籍，至是夜，按籍索谢。
也就是说，刚刚过了腊月二十五，张灯结彩的有钱的人家，就开始邀请亲友们相聚一堂开怀宴筵，点燃柴火拜祭天地，燃放爆竹，以多样的形式迎接新的一年到来。而穷苦人家却彻夜难眠，尤其是那些孤儿寡母之家，凌晨等来的是上门催讨债务的人，将近中午时分一直守候在道路两边，一直到漏下五鼓县太爷升堂仪式举行才慢慢离开。
寿宁县的夜晚，城门是并不关闭的，为的是让那些星夜赶路进城的穷苦人，在偿还债务之余，能够置办鞋帽过个新年，清晨街面市口的热闹过于晌午。也有躲避债务过了年关再返回家乡的人，还钱清账。到医生家去看病求药，赊账欠钱的，按照欠条还清医药费用，酬谢医生仁德广施治病救人之恩惠。
冯梦龙在《待志·风俗篇》中记载了“毙溺女婴”“典妻卖子”（笔者已译成白话）的悲剧[21]：
福建的风俗就是重男轻女，寿宁也一样，生出女孩往往被淹死。自从我当县令贴出告示严禁，且捐出自己的俸禄以补偿收养女婴的家庭，此种风气才被刹住。
在写到男女婚嫁礼俗时，老冯写道：
大户人家非有大的过错，不将妻子休出家门。而小户人家稍不如意则将妻子弃之如破旧的鞋子。家中或者有急用，典押出卖自己的妻子，并不以为有违礼仪。或者借给他人代孕生孩子，一年只收一两银子，三周日满女子被放归夫家。如果典卖的人要求宽限，更换典卖合同价格和过去一样。也有人到期不归夫家的，必须再增加费用，重新订立契约。寡妇生活所迫非常贫困，被迫在举丧中就嫁人，甚至有双鬓花白的老太，也觅老头做伴侣的，被称为帮助老人。寿宁唯独轻视女性，搞得女性也自己轻视自己。实在令人悲哀！
这样的男尊女卑黑暗现实使得冯梦龙在《三言》《情史》《智囊》中所塑造的众多有才情、有个性、有智慧争取妇女解放的女性形象有鲜明的差别，使得具有人文情怀男女平等理念的老冯特别悲愤莫名。他对寿宁的溺女恶习，特地根据当地民众文化水平低下的特点，为了使普通县民看得懂，用通俗易懂的白话起草了一纸《禁溺女告示》全文照录如下[22]：
禁溺女告示
寿宁县正堂冯，为严禁淹女以惩薄俗事。访得寿民生女多不肯留养，即时淹死，或抛弃路途。不知是何缘故，是何心肠。一般十月怀胎，吃尽辛苦，不论男女，总是骨血，何忍淹弃。为父者你自想，若不收女，你妻从何而来？为母者你自想，若不收女，你身从何而活？况且生男未必孝顺，生女未忤逆。若是有家的收养此女，何损家财，若是无家的收养此女，到八九岁过继人家，也值银数两，不曾负你怀抱之恩。如令好善的百姓，畜生还怕杀害，况且活活一条性命，置之死地，你心何安？今后各乡各堡，但有生女不肯留养欲行淹杀或抛弃者，许两邻举首本县，拿男子重责三十，枷号一月，首人赏银五钱。如容隐不报，他人举发，两邻同罪。或有他故必不能留，该图呈明，许托别家有奶者抱养。其抱养之家，本县量给赏三钱，以旌其善；仍给照。养大之后，不许本生父母来认。每月朔望，乡头结状中并入“本乡无淹女”等语，事关风俗，毋视泛常；须至示者。
冯梦龙的《禁溺女告示》不仅是一篇很有特色的文告，更为可贵的是告示所体现的为妇女争取生存权力，反对重男轻女，提倡生男生女一样好，男女平等和对人的生命的尊重，虽然仅仅是出于儒家“仁者爱人”的初衷，依然有着基于人权意识的现代民主主义进步思想的萌芽，值得后人学习和借鉴。
对有着重男轻女意识的县民，他特意提醒请认真地思考“为父者你自想，若不收女，你妻从何而来”这句话提出的哲理；如有传宗接代思想的女士，请仔细地品味“为母者你自想，若不收女，你身从何而活”，这句话揭示出的强烈人文含义和对封建男尊女卑纲常礼教的叛逆。这和他在文学创作所持的男女平等的理念是相吻合的。在白话小说《三言》，文言小品《情史》《智囊》，民歌《桂枝儿》等文学作品中对于女性爱情、婚姻和才情智慧的描述均具有上述人文追求的特点。《待志》中所体现出的深层次的对社会的批判和理想追求，均具备上述晚明的时代特色，反映着晚明人文思潮的新变化，投影着冯梦龙个人的思想倾向，这是冯梦龙明显和其他地方官员书写县志所不同的地方。
对于疾病和死亡等人生灾难，寿宁当地百姓宁可崇信巫术也不相信医术。表现了对于生命等自然现象的无知。每次生病必然要招请巫师来家中迎神，邻居们还竞相敲锣打鼓助兴，被称之为“打尪”，当地老百姓认为疾病是由山精邪怪、魑魅魍魉、鬼魂邪祟引起的“病”，请巫师做道场称为尪场而驱鬼做法事称呼为打尪。在邻居看来这类打尪就等同于一次邻居集体的娱乐。敲锣打鼓助兴者还可以在病者家吃上一顿美味佳肴，不打尪邻人甚至感到寂寞，动辄诽谤病家小气，对待病人不负责任等等。当打尪仪式开场时，左右邻居举家前去看热闹，当这种仪式举办的过程中，有时病人已经死亡，尸体变凉，家人依然沉浸在打尪的热烈气氛中，毫不知晓。
冯老知县发布告示明令禁止，并且再次捐出自己的俸禄，购买医药布施县民，此种邪风在县城稍有制止，但是在偏远乡村依然不能尽行割除，这使他不得不感到深深的遗憾。
当然作为一个有理想有追求的县令，面对贫困山区诸多的问题，在很多方面，他都感到无可奈何。比如他在《待志》中说，寿宁据宁德郡最高的地方，山峦瘴气袭人最容易得病，而痢疾传染最可怕，即使家中亲人对于病人也仇视，患病的穷苦儿童即使没有气绝身亡，也被焚烧火化了。他准备选择空余的地方建立茅屋数间专门收治痢疾患者，因为资金和粮食无法筹措，所以未敢轻易有所动作。看来这位一县父母官，对于当地落后风俗的根治，虽有许多想法，终因受制于条件而无法实施。这是理想和现实之间巨大的落差所造成的理想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