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世科举渐至没落衰亡

原本明代进入官场有着多种途径，并非只有科举一条道，首先是进入国子监这类中央级的高等学府，被称为监生，进入国子监即可做官，勋贵子弟入学叫着荫监，也即具有高贵血统的子弟托庇祖宗恩荫，入学做官的意思；科举考试的称为举人，考不上入学被举荐入学的称为举监；投资花钱入学的称为例监。

到了明成祖时期，由于生员太乱，官场充斥滥竽充数者，朝廷万法归一，只设科举一个入口，而监生直接做官的机会越来越少，科举考试成为进入官场的主流，统一了标准，以八股考试为取仕标准，公平竞争，优者胜出。屡试不中，确有才华者，通过举荐进入恩贡，称为贡生。冯梦龙就是皓首穷经，在二十七岁中了秀才后，参加乡试屡试不中，在五十七岁作为贡生进入官场，也只能充当下层胥吏。

这样朝廷就将社会的贤达人士，也即从大到小的治国理政人才按照等级纳入统治集团，以官位、俸禄、特权为诱饵使之充当封建君主的臣仆和奴才。知识分子变得俯首帖耳循规蹈矩起来，削去了浑身的芒刺，变得圆滑顺溜了才能作为支撑王朝的栋梁被重用。

然而，作为王朝的股肱大臣治国理政的人才尤其是军政大员在失去了创新能力之后，王朝的生命力就开始萎缩了。从中国最早的大一统帝国汉朝开始的国子监培养人才以五经考试取仕，到唐宋逐步填充完善如唐太宗亲自注疏《孝经》，到程朱理学对于儒家学术的全面重建，内容不断丰富。科举制度也从程序上不断严格，以至到明清时期完善到了成熟，成熟过后就是腐烂坠落，也就是到了该死的地步了，这就是物极必反，好了就是了了的辩证，到达顶峰期也就开始逐步下滑，当然这其实是随着政治制度的腐败而如影随形般失落的。任何制度仅仅成为某种形式也就成了某种摆设，更何况是涉及国家长治久安政治稳定的制度。

这项制度曾经作为帝国人才的孵化器，从制度设计的理论指导开始就是君臣良性互动相互制约的理想型体制设计。然而理想归理想，现实归现实，现实总是冷酷的，因为这种设计本身就是磨刀石，磨砺出了帝国政治的双刃剑，帝王和文官集团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如车之两轮，只有平衡协调才能使得驾驭者平稳前进。

当帝王不耐烦文官的制约就会依靠外戚和宦官集团相抗衡，或者干脆自己赤膊上阵对于文官集团进行屠戮，大多数的诏狱就是这么形成的。权臣和阉党集团的背后依然是专制王权的阴森森的影子在作祟。此刻，权臣和阉党周围吸附的依然是文官集团分化出的吹牛拍马助纣为虐之辈，成为奸佞团伙，围绕着昏庸残暴的皇帝。这样文官集团中坚持循天道而制约天子的忠臣就会群起以春秋大义捍卫体制的纯洁性，于是“党锢之祸”自汉代始而历朝历代不绝，成为外戚和宦官集团的伴生物和文官集团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了，实际也成了扰乱和松动帝国政治的重要因素。

行至晚明，引发了阉党集团对于东林党人的群起迫害。才有了后来南明小朝廷的阉党和东林党人及其后代复社人士的暗中较劲，各自推举新皇帝的人选。小福王朱由崧勾结太监集团和军人集团合流拉拢马士英、阮大铖等奸佞对抗史可法和钱谦益等东林党人使自己登上皇位。而矛盾的肇始却可以追溯到神宗年代东林党人发起的那场“国本”之争，是立万历宠妃郑贵妃的儿子朱常洵为太子还是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万历无法扭转“立长立嫡”祖宗之法的权威性，不得已只能将朱常洵封为福王，去洛阳就藩，从此种下了福王父子与东林党人的深仇大恨。

科举制度中最直接最权威难度最高的就是考试制度。明代各州府县都设有官学，入学者称为童生，无论老幼只要是考不上秀才的都叫童生。这些童生必须沿着县试、府试、院试、乡试的台阶亦步亦趋步步为营，随着考试等级的提高，难度也不断增大，进入乡试首先确认身份，防止假冒，一旦发现，终身不得应试。然后进入全封闭的如同监狱般窄小的号房，仅南直隶应天府的江南贡院号房就密密麻麻连片如云高达20664间，供考生白天考试，晚上睡觉之用。号房宽三尺，长四尺，高6尺，号舍无门，按照《千字文》编号，考生验明正身后，对号入座，自备油布做门帘以遮风挡雨，号舍内墙离地一二尺，之间砌有上下两道砖槽，上置木板，板可抽动，白天下层木板当座位，上层木板可做几案写作；夜晚抽出上板与下板相拼接，便成床榻，供考生蜷曲而眠。考试三日，考生吃、喝、拉、撒、睡、答题全在号舍之内，不得离开号舍一步。^[4]

就这样经过县试、府试、院试、乡试、举子们在过五关斩六将地进入京城参加礼部主持的会试，最终杀到天子脚下，进入皇帝法眼，这就是科举考试的最高境界也即是殿试。

殿试由皇帝亲自命题，亲自监考，亲自排出名次最终考中者被称为金榜题名，统统成为天子门生。这种门生和老师其实是相互的，科举中的成绩优异者最高的理想境界其实也是成为帝王之师，辅助有道君主按照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原理，将自己修炼成贤明君主、模范皇帝的老师顾问，最终夺取天下，治理王国。儒生中的最不济者也是希望成为为人师表的一代宗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