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王朱由崧变身弘光皇帝
冯梦龙的《甲申纪事》卷七至卷十，研制奏疏、策文，记录的是“甲申事变”之后一些文武大臣提出的应付事变的措施与办法。如弘光朝兵部尚书史可法力主恢复明朝江山，甚至提出“款东虏破贼以雪国耻”，马士英等则提出必须严厉惩处逆臣降贼，万元吉等上疏强调今后应该改弦更张，痛改前辙，以图再创明之基业；张亮等则上疏建议要不拘事例、破格选才用人。另外，书中也有少数内容是记载有关“制虏”方面的，如彭时亨在《制虏议》中提出，要用古代的车战之法，来遏制清虏的冲突势头。卷十三的内容主要是悼挽崇祯皇帝以及上文中提到的“死难诸臣”的，第一卷的《福王登极实录》，则是记述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登基建立弘光抵抗政权之事，该书是文震孟据自己亲身经历的所见所闻撰写而成的，描写内容主要是南明抗清政权的朝班仪制。
《甲申纪闻》大约作于1644年夏，是冯梦龙记述南明史事的第一种著作，作者写道：
甲申燕都之变，道路既壅，风闻溢言，未可尽信。候选进士沂水彭遇飚于四月一日，候选经历慈溪冯日新于十二日，东海布衣盛国芳于十九日，先后逃回，各有述略，不无同异武进士张魁十六日出京，有北来公道单，叙忠逆近实，而未及纪事。吾乡有贾人于五月望日出城，则李贼已遁，而燕京化为胡国，所述甚悉。龙为参为而次之，以俟后之作史者采焉。[1]
详细介绍了自己纪闻的来源，也暴露出他作为明朝遗民的心态，这一点在整部书的序言中表现得更为强烈：
甲申之变，天崩地裂，悲愤莫喻，不忍纪，亦不忍不纪。因冠以圣谕圣旨二道，见新天子宽厚而复精明如此，百尔臣工，所不仰体宸衷，同心戮立，及是时而明政刑者，非人也。方今时势，如御漏舟行江湖中，风波正急，舵师楫手，兢兢业业协心共济，犹冀免溺；稍泄玩，必无幸矣，况可袖手而闲诟谇乎！庙堂隐忧，无大于此。而余更有虑者，在军政之未立。[2]
在明王朝大势已去，仅剩下几个藩王支撑残局、民族危机严重的时刻，他从小所受到的儒家积极用世的思想熏陶使他焕发出强烈的政治热情和爱国精神，他多么希望能为南明抗清政权这只惊涛骇浪中的破船、漏船探寻到一条安全的航道。
然而，由于历史的局限，冯梦龙虽然在书中寄予了自己可贵的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热情和忧愤之思，但他仍然没有看到晚明王朝的腐朽是其本质。他只是从皇权不可侵犯的观念出发，天真地认为明王朝的灭亡只是行政的原因，一心盼望能够“中兴大务，恢复大明不朽之基业”。既如此，他对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持敌对，仇视立场也便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在《甲申纪事》中，对于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在攻城略地的同时也对当地百姓的烧杀抢掠残暴行为进行了披露。除凡出现“李自成”字样的地方皆称呼其为“李贼”外，在他所收录的崇祯癸未进士程源《孤城纪哭》中对于攻入北京城的李自成农民军如此记载：
贼入城，纵兵大掠杀。城南一带，皆齑粉，妇女淫污死者，井洿梁屋皆满，城中哭声震天。[3]
苏州秀才陈济生奔父丧于癸未年初出发，于七月抵京恰逢甲申之变，写有《再生纪略》。文中记述：
贼兵初入人家，曰借锅爨火，少焉曰借床眠，顷之曰借汝妻妹作伴。藏逆者押男子遍搜，不得不止。爱则搂马上，有一贼挟三四人者，又有身搂一人，而余马夹带两三人者。不从则死，从而不当意亦死，一人而不堪众奸亦死。安福胡同一夜妇女死者三百七十余人，惨不忍言。[4]
在弘光朝立国的一年时间里，特别是在其前期，朝廷上下，几乎全部沉浸在借用满洲贵族的兵力扫灭“流寇”的美梦中。可以说“联虏平寇”是弘光朝廷的基本国策。[5]
弘光朝廷建立的时候，正值吴三桂降清，联兵击败大顺军，占领北京。弘光朝君臣由于情报不明，对吴三桂与清朝的关系并不清楚，以为吴三桂借清兵击败了“闯贼”收复神京，一个个兴高采烈，称之为“功在社稷”的“义举”。五月二十七日大学士马士英“疏陈恢复大计”中说：
吴三桂宜速行接济，在海有粟可挽，有金声桓可使；而又可因三桂以款虏。猿人原任知县马绍愉、陈新甲曾使款虏。昔下策，今上策也，当资送督辅以备驱使。
次日弘光朝即决定“封关门总兵平西伯吴三桂为蓟国公，给诰卷、禄米，发银五万两、漕米十万石。”而这样的决策所谓清流的督师大学士史可法和奸佞马士英几乎是一样的，据冯梦龙《甲申纪事》中所载的史可法《为欵虏灭寇庙算已周，乞敕速行，以雪国耻》奏疏：
近辽镇吴三桂杀贼十余万，追至晋界而还，或云假虏以破贼，或云借虏以成功，音信杳然，未审孰是？然以理筹度，此时畿辅之间必为虏有。但虏既能杀贼，即是为我复仇。予以义名，因其顺势，先国仇之大，而特宥前辜；借兵力之强，而尽歼丑类，亦今日不得不然之着数也，前见臣同官马士英以筹及此。事期速举，讲戒需迟。[6]
可见督军在外的史可法完全赞成掌权在内的马士英意见，建议迅速落实有关奖励吴三桂的举措实施“联虏平寇”的国策。在国策议定上两人均无本质区别，他们的差别主要是个人品德的高下之分。
南明君臣奉行的这套战略思维，是中国一直盛行的君权至上理论所衍生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纲常礼教理论在作祟和江山“宁赠友邦，不与家奴”的传统思维的惯性思维使然，因为农民作为社会最底层的奴隶竟然敢于揭竿而起反抗天命王朝，这本身就是大逆不道的忤逆行为，是可忍孰不可忍的行为，这对于流浪南迁的福王和江南本地的仕子在思想上是统一的。
然而，福王作为王朝末路时期的太子党心中郁积的愤懑更是不同于冯梦龙等文人官员的心态。文人仕子们的王朝理想处于天道，也即千年一以贯之的道统，他的愤懑更加增添了作为太子但这个帝国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不仅丧失的是家族优厚财富和对于老百姓作威作福又不受法律制约的特权，而且农民军对于民愤极大的太子党们每到各地几乎宰尽杀绝，手段之残忍，完全超出想象，因为这些家伙过去盘剥百姓的手段也是超乎想象。比如四年前李自成攻破洛阳，福王朱由崧的老父亲老福王朱常洵趁乱缒城而逃到郊外，在荒野草丛中隐藏了三天，还是被农民军生擒，这位脑满肠肥体重三百斤的超级大胖子，竟然不顾王爷之龙体之尊严和国家之气节，匍匐于地摇晃着肥胖的身体卑贱地乞求李自成能够宽宥不杀，然而李自成还是残忍地虐杀了他的父亲，这种屠杀的方法简直匪夷所思，在砍下头颅枭首示众后，却将可怜的老父亲大卸八块与鹿肉在大锅里烹煮，称为“福禄汤”，最终农民军将士就着老酒分享了这一天下独一无二的福禄宴席。在抢劫了家中的亿万贯家财之后，一把大火焚烧了壮丽俨如皇宫的王府，这种杀父焚家之仇显然使得流亡逃窜在外的小福王时时浸淫在复仇的满腔怒火之中，使得热血沸腾，现在到了江南祖宗发祥之地，他看到了复辟报仇的希望。
估计冯梦龙在南京这段时间内，由于居官微小且为退休闲散人员，人脉关系够不上朝廷，再加上年老体衰，未能够在福王南明小朝廷谋取到一官半职，但是他历来在官场和文坛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东方不亮西方亮，政坛无路，文坛有道，他抓紧时机，采访了一批北逃而流徙南京的官员，将那些亲历甲申之变的口头故事编撰成了报告文学集《甲申纪事》，为后人留下第一手事变资料，清代乾隆年间问世的《明史》虽然堪称严谨，但是那是清统治者经过严格的图书审查，过滤了许多为统治者所避讳的内容的隐恶扬善之作，因此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信史。
后来这部《甲申纪事》和他的其他著作一起被清朝统治者一举封杀，原版书作为非法出版物被查禁，只是被日本冯迷们带之东洋岛国，只到民国初年才被留学日本的中国学者郑振铎等人发现带回，在中国刊刻印行。《甲申纪事》在清代乾隆期遭到禁毁，主要是当时清廷大兴文字狱，连有些与清廷完全无关的科技书籍都遭到禁毁，何况此书中叙述有关清兵之事时，都一律称其为“虏”，这自然触犯了清统治者的忌讳。另外，书中的有些策论是专门针对清王朝的，如彭时亨的《制虏议》，这自然也会引起清朝统治者的不满。
现在我们需要回到冯梦龙在《甲申纪事》中描述的那些动人心魄的场面。《甲申纪事》其实是事变当事人的口述记闻、加上各种文档的实录，放在首篇是南明弘光朝福王的所谓圣谕一道，时在甲申年六月二十七日，大意是当前的局势是“时逢秋高，其兹舟漏”，诸臣工依然在大殿上争吵不休内斗成风。斗嘴虽勤，安定社稷的方案何在？先皇帝神资独断，能够做到倾听众人意见，吸纳好的建议，老天不降安康予大明，责任岂在朕？然而，大小诸臣，相互之间矛盾重重，尔虞我诈，袒分左右，满口大话，天下事已经不可再坏了，你们到底视朕为什么样的主子？一道圣谕，三个诘问，道尽了这位堪称纨绔皇族太子党的福王对南朝文武的失望。
最后，圣谕希望诸臣：“和衷集事，息忿图功。刎颈之交，仇忘廉蔺。同车之雅，嫌化复恂。朝廷以此望尔诸臣，诸臣以此上体朝廷德意。庶君臣之间，礼全始终，不则祖宗成宪，弗尚姑息。”诸臣争吵不休，福王心情焦虑，谆谆告诫，苦口婆心，可见偏安一隅的南明王朝建立时期已经风雨飘摇朝不保夕，此时的福王已经对这个腐败不堪的官僚统治小团伙完全失去了信心，埋下了后来枕于安乐，荒嘻朝政的伏笔。[7]
两个月以后的八月初八日，刑部侍郎贺世寿奉弘光帝的圣旨上了一道《从贼六等条议》，对于如同秋风扫落叶一般清军攻势，各省督抚、总兵及各级官吏望风披靡，逃跑从贼者甚多，南京小朝廷明议颁布的惩罚条陈，被弘光帝驳回再议，朱由崧提出：这所拟从贼诸款，诸多不协。如为贼领兵献策条陈的定为谋危社稷罪，即使位在庶僚，罪行不减。督抚总督降贼的情罪极重，岂能列为第二等内？四、五品京堂及科道翰林等从之臣，污贼伪命，为贼要职，并守巡等官降的岂可止于一绞？庶官受伪命的，其中科道翰林、吏兵等部司官及封建大吏、巡方司道闻变倡逃的岂可止于一流？或献女献婢媚贼及受伪官者，罪岂止于一徒？尽管这只是一道空文，一个毫无实力可言，内部纷争不已偏安朝廷只是在祖宗开辟的残破江山中苟延着，合法性已经丧失殆尽，又何来权威？诸多的诘问，只是代表了主子的焦虑，对于内外交困的危局是完全于事无补的。[8]
看来已经被折磨得焦头烂额的朱由崧心情很不爽，对内外文武臣公的表现很不满意。两道谕旨七大问号，道尽了小王朝王朝风雨飘摇，众叛亲离，内外交困的窘境，无奈、痛苦、愤怒、失望的情绪溢于言表。此后，朱由崧干脆放弃了朝政的中兴期待，而在灯红酒绿的享受中和活色生香的女色中苟且着醉生梦死地坐等灭亡。半年后，清兵破扬州，大杀十日，史可法就义。1645年五月，清兵破南京，福王被俘，弘光政权覆灭。而冯梦龙将这些毫无价值谕旨收入《甲申纪事》，当成重要文献而编入首篇，说明了文学家政治上天真，政治上天真的还有弘光朝的满朝文武，在根本就不明白北京城究竟发生了什么性质事变依然将阶级斗争放在首位，而无视民族矛盾的上升，依然将吴三桂的开门揖盗错误地理解为是“借虏平寇”的举措，因而弘光朝的国策竟然是和吴三桂的假象异常合拍地呼应着，两道谕旨的口吻统统是针对贼寇而来，这些昏聩的决策者哪里知道清朝的铁骑已经伴随着隆隆的炮声，气吞万里如虎般向半壁江山的江南大地席卷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