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会友与阮大铖的交往
大约是在1629年（崇祯三年）冯梦龙56岁时实在科举无望，不再参加每三年的一次的秋闱考试了，只能走恩贡入仕之途。也就是在南京国子监读书一年，积累资历的时候，他似乎和阮大胡子走得比较近，经常出入巢园，听戏评戏再加上吃吃喝喝，欠下了人情债。
第二年冯梦龙出任丹徒训导（镇江），崇祯六年（1633年）冯训导邀请阮大铖、潘国美、彭天锡一帮昆曲爱好者到京口，一起饮酒吟诗，畅游了一回北固山，去了甘露寺。阮大胡子在他的诗集《咏怀堂》集卷三中记载了这次出游。[6]
《同虞来初、冯梦龙、潘国美、彭天锡登北固甘露寺》云：
莫御冯高义，同人况复临。云霞邻海色，鸿雁赴霜心。
川气饮残日，天风侮定林。无嫌诵居浅，暝月已萧森。
这一行人是在冯梦龙的盛情邀请下去的镇江，也许是冯老先生刚刚提拔了县教育局副局长兼县学副校长也想感谢一下当年在南京一起演绎昆曲的同行，其中这位彭天锡就是留都很有名气的昆曲大家，曾经被明末大名士大玩家张岱邀请先后五次去绍兴张府唱昆曲。张大少爷也是阮大胡子好朋友，在大胡子遭到复社诸子大字报围攻几乎无脸见人的时候前去“裤子档”巢园慰问有加，可见两人很能玩在一起，张岱大少爷在他的散文小品集《陶庵梦忆·卷六》中记有《彭天锡串戏》[7]专文记载了昆曲著名表演艺术家彭天锡的风采：
彭天锡串戏妙天下，然出出皆有传头，未尝一字杜撰。曾以一出戏，延其人至家，费数十金者，家业十万缘手而尽。三春多在西湖，曾五至绍兴，到余家串戏五六十场，而穷其技不尽。天锡多扮丑净，千古之奸雄佞幸，经天锡之心肝而愈狠，借天锡之面目而愈刁，出天锡之口角而愈险。设身处地，恐纣之恶不如是之甚也。皱眉视眼，实实腹中有剑，笑里有刀，鬼气杀机，阴森可畏。盖天锡一肚皮书史，一肚皮山川，一肚皮机械，一肚皮磊砢不平之气，无地发泄，特于是发泄之耳。余尝见一出好戏，恨不得法锦包裹，传之不朽；尝比之天上一夜好月，与得火候一杯好茶，只可供一刻受用，其实珍惜之不尽也。
张岱这文字短小精炼，寥寥数语写尽彭天锡神采，可见天锡其人也是怀才不遇之梨园奇葩，只是借演戏而浇心中块垒，原也是胸怀大志之人，可惜天不假才人于时运而沦为名伶戏子，故有一肚子的愤懑需要抒发。于是微末冷官、下野官员、落魄秀才、江湖名伶走到了一起，登北固山，游甘露寺，上多景楼，观长江滔滔逝水，感人生短暂须臾，在落日余晖下共同咏叹鸿雁之志的失落，不知不觉一轮明月的银晖像是妙曼的轻纱已经洒落在萧瑟曳动的秋林，人生是那样的捉摸不定虚幻缥缈。情景交融，诗意情怀，令人感慨万分。
过了一年（1643年、崇祯七年），同样是秋天，冯梦龙已经破格被提拔去了福建寿宁当知县，已经有了一个施展抱负的舞台。为此，冯老先生一直感谢英明睿智的崇祯皇帝，终于圆了他一个官场梦。然而，这时的冯梦龙已经六十一岁高龄了。
冯梦龙好像在政治上并不选边站，也不像他的东林党老朋友钱谦益那般对过去是非太分明，因为过去他就是一个久困场屋久试不中的老秀才。过去他的起点比钱谦益还高一点，他毕竟是韵社诸才子民主推荐的社长。而钱那时候只是年轻的后生，后来政治上的发达却远在他之上，但是老朋友在关键时刻却不能持节守义，最终成为不伦不类的贰臣，受到后人耻笑。
后人对冯梦龙是不是东林党人或者复社名士多有争议。从思想脉络分析冯梦龙肯定是同情东林党人的，他对两任吴县知县万谷春和陈文瑞都有好感，而且关系密切。万谷春，字拙庵，进贤县人，万历四十七年进士，万历四十八年任吴县令，天启五年升兵部主事，故冯梦龙称他“莅吴者五载”。
继万谷春任吴县县令的是同安人陈文瑞，于天启五年中进士后即任吴县县令，崇祯四年离任。《吴郡文钞》中收录冯梦龙此时所作或代作的十七篇文章，特别是《代人为万吴县考绩序》《吴邑令万公去思碑》《代人赠陈吴县入靓序》《真义里俞通守去思碑》，比较集中地体现了冯梦龙这一时期的政治思想。[8]
冯梦龙对于社会黑暗的认识是比较深刻的，他看到“况今天下东北往夷，西南往黔蜀，济沛间多盗起。军兴络绎”；他感慨道：“势豪既吮血磨牙，虎豺遍地；而小民也揭杆斩木，烟焰涨天。闾左之报复，缙绅之攫攘，伸法则情郁，伸情则法废，两难之。”清醒地看到了“小民”和“势豪”之间尖锐复杂的矛盾，势如水火，作为深受儒家熏陶的经学大师其人格倾向必然是忠君报国的，这在政治清明时期没有丝毫问题，属于“邦有道则仕”正可以大展理想宏图的好时机；在政治腐败朝纲堕落时期则属于“邦无道则隐”穷则独善其身的时候，然而“学而优则仕”的诱惑不断刺激他奔着终南捷径而去，他又势必站在朝廷的立场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作为有良知的通俗文学大师他接触民间具备着天然的民本苍生理念“哀民生之多艰，感呛然而涕下”的诗人情怀，这就有了屈原似的痛苦。
当然屈原毕竟是贵族又是楚国高官，而冯梦龙当时只是一个拔贡出身未入流的训导，因而内心纠结矛盾，处于“两难”境地，他不可能去投江自杀，这就是蚂蚁和大象在生死方面不同的抉择，小人物选择大死亡与身份很不符合。就如同后人评价屈原对于楚怀王的所谓忠诚，是某种“臣妾”心态，也就是既不受君王重视，又想讨好君王，结果处境尴尬，这是比较符合冯梦龙这类文人真实心态的。处于他这种微官末吏，不可能不知轻重地跻身于均是进士、举人出身，曾经也在中枢任要职的东林党人之间充当同党。
在一个十分讲究出身等级的官场，就是清流也是有身份意识的，对于冯梦龙是不是东林党人的争论，笔者认为还是身份低微，无缘入得东林党人法眼。他其实只要头脑清醒地活着，创作出更多反映民生疾苦作品就是他存在的价值。
至于是否复社社员就更不可能，作为科考前辈，再与那些晚生后辈的小愤青搅合在一起，从年龄身份和行事风格上讲也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他要更加成熟得多，因此不妨放下清流的架子和阮大铖这些阉党分子在兴趣爱好上交流交流也未尝不可，作为大名士的张岱也基本就是这样的人生状态。
他们都不是年轻的复社生员，没有必要那么嫉恶如仇。他们是社会经验、人生阅历都比较成熟的老秀才，讲究“费厄泼赖”中庸之道，况且他们在人生乐趣方面与老阮有相当多的共同点，是不主张去痛打落水狗的，更加注重的是儒家的恕道和宽容。这种与老阮艺术上的周旋，纯属个人兴趣，未必认同阮大铖的政治价值观念。
其实在他们的内心中对魏忠贤阉党行为的是非曲折是非常清楚的，冯称此时“逆珰权焰如汉，黄雾四塞天下，而吴中逻稠犹密，士大夫饮食言笑将罹罪案”。冯梦龙的同乡他的学生戏曲家李玉《清忠谱》的主角周顺昌在京为官，因上书指责阉党被削职罢官闲居乡间，“又时时嚼齿穿龈拍骂激之”天启六年“缇骑变起”，魏忠贤矫旨派锦衣卫来苏州逮捕周顺昌。冯梦龙形容此时形势“如天河覆，海水立”，表现了无限愤慨。冯对尽心保护周顺昌，保护“属籍钩党者”，使“文学子弟”“人人坐春风中”的吴县县令陈文瑞十分敬佩，称他为“异才”“异骨”“异人”，堪作“龙门之砥柱”；称赞他“独以党碑为护，俯销斩木于潢池，而默摄当道之豺狼。”显然这些思想是完全与东林党人和复社文士们相契合的，对阉党倒行逆施是极端不满的，在思想感情上是爱憎分明的。
冯梦龙对当时的正邪清浊一类门派纷争表面上看不甚关心，或者可谓糊涂，骨子里是很清楚的。但是仔细分析，他的性格由于久困场屋，锋芒和棱角早已为随着年龄的增长，苦苦追求的仕途经济所磨平，而显得温和圆润，因此和阉党分子也算是帝国的戏曲家阮大铖周旋得游刃有余，再加上有着共同的兴趣，也就有着同气相求的时候。他在万历末年在辑行《麟经指月》列参阅名氏时，除了东林的友人外，也把李蕃、曹钦程这样一些后来成为阉党中坚的人拉在一起，只要他们是注解“春秋”的名家而不问其余。
崇祯初年形势大变，阉党已如过街老鼠，阮大铖已被“钦定逆案”指为对魏阉“颂美赞导”，且“交接近侍次等”而“坐徒三年，纳赎为民”，虞大复亦因“挥霍有馀，操持多议”而“冠带闲住”，冯梦龙却仍然和这样一些东林、复社不齿的家伙一起登高赋诗，显然也只是考虑到阮娴曲学，虞治《春秋》，而不问其他政治倾向了，这是冯老先生处事的圆通。从留存的史料分析，冯梦龙早年就曾经创作过南曲《双雄记》，即使在寿宁知县任上，公务之余还完成了《万事足》剧本的改编。后来从寿宁知县任上退休后，曾经参与了苏州一批南曲大家从事昆曲的创作，作为文坛前辈他还帮助李玉等后起之秀修改过剧本，并对汤显祖的《牡丹亭》剧本进行了再创作。1642年（崇祯十五年）冯梦龙68岁，自号苏州第二狂的毕魏（号万后）将冯梦龙的白话小说《老门生三世报恩》改编成昆曲《三报恩传奇》，冯梦龙帮助其润色并为之作序：
余向作老门生小说，改所谓少不足矜，二老不可慢，为目前短算者开一眼孔。滑稽馆万后氏取而演之为《三报恩》传奇，加以陈名易付恩之事，与鲜于老相形，令贵少贱老者，浑身汗下……万后氏年甫弱冠，有此奇才异识，将来岂可量哉！[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