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秋功罪话崇祯
《明史》是清代官方组织撰写的官史，自然是中原争霸中的胜出者所撰写的胜利者的历史。对于胜利者多隐恶扬善，对于失败者多抹黑丑化，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常态，不足为奇。在清代文字狱最最鼎盛时期由最高统治者乾隆皇帝亲自担任图书审查官，由三朝元老张廷玉担任总撰修，向称严谨。严在政治上必须高度和帝国利益一致，谨在文字上不能稍有对最高执政当局有丝毫不恭不敬之言词。至于对于明代帝王多有丑化歪曲则是必须的，这是权力合法性进行统摄人心的需要。
然而，清统治者对崇祯皇帝之死却褒扬甚多，其目的当然在于希望利用重振“程朱理学”的君臣父子之纲常理教，来要求大清子民，尤其是知识分子们能够效忠本朝君王，不得有二心和丝毫的不敬不畏不臣之心。因此，胡萝卜加大棒，也即文武之道，左右开弓着实施。专制暴政加愚民宣传的两手交替使用，几乎是古往今来专制统治者共同使用的手法，更何况一群来自于游牧民族的统治者。过去所宣扬的中原儒家文明对于游牧民族的同化也许指的就是这种文明的同化。
而对于明帝国的叛徒，虽在大清逐鹿中原也曾建立赫赫功勋，依然立为“贰臣”，君王们在骨子里是极端鄙视那些不忠不孝之徒的，在利用完这些改朝换代工具后，在人格上也要贬损一下这些叛徒软骨头。而对于明代殉国的忠臣，却全部予以褒奖，包括上吊景山的明思宗崇祯皇帝。
明史巻二十四《庄烈帝纪·赞语》写到：
帝承神（宗）熹（宗）之后，慨然有为，即位之初沉极独断，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惜乎大势已倾，积习难挽。在廷则门户纠纷，疆场则将骄卒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腐烂而莫可救，可谓不幸也已。[28]
在史官看来，思宗在位十七年始终处在无法摆脱的罗网中间痛苦挣扎。王朝多年积累的各种矛盾，接踵而来，不暇应对。虽然他“不迩声色，忧勤惕厉”，但是却“用非其人，益以愤事，乃复信任宦官，布列要地，举措失当，制置乖方。”可见王朝的覆灭江河日下是大势所趋，非人力可挽回，已经形成诸种矛盾的恶性循环。既有崇祯的性格问题，也有大局糜烂病入膏肓，皇上非人力可以疗治痼疾，计拙力竭而走向坟墓。
崇祯皇帝除了他猜忌刻薄，果于杀戮，和所有亡国之君有共通之处外，其他亡国的恶德，他都并不具备。在履行皇帝职责上，他勤勤恳恳，宵衣旰食，昼夜忙于国事，生活上自甘清苦，杜绝奢侈铺张，因此，他才有“军非亡国之君，臣皆误国之臣”的感叹。但是，他所承接却是一个充满亡国之象千疮百孔的体制，只能是一条坐困浅水泥潭的困龙，四处碰壁，最终头破血流地被绞杀，这其实是体制之悲哀，不能简单归罪于个人性格。
在《明史·李自成传》和《张献忠传》中多处谈到这种自继位起举国体制就铸成了这种坐困愁城的局面：
庄烈之继统也，臣僚之党局已成，草野之物力已耗，国家之法令已坏，边疆之抢攘已甚。庄烈虽说锐意更始，治核名实，而人才之贤否，议论之是非，政事之得失，军机之成败，未能灼见于中，不摇于外也。且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遽失措。夫群盗满山，四方鼎沸，而委政柄者非庸即佞，剿抚两端，茫无成算。内外大臣救过不给，人怀规利不全之心。言语憨直，切中时弊者，率皆摧折以去。其所任为阃帅者，事权中制，功过莫偿。败一方即戮一将，隳一城即杀一吏，赏罚太明而至于不能罚，制御过严而至于不能制。加以天灾流行，饥馑洊臻，政繁赋重，外讧内叛。譬一人之身，元气羸然，疽毒并发，厥症固已甚危，而医则良否错进，剂则寒热互投，病入膏肓，而无可救，不亡何待哉。是故明之亡，亡于流贼，而其至亡之本，不在于流贼也。呜呼，庄烈非亡国之君，而当亡国之运，又乏救亡之术，徒见其焦劳瞀乱，孓立于上有十七年，而帷幄不闻良、平之谋，行间未睹李、郭之将。卒至宗社颠覆，徒以身殉，悲夫！
以上论述，未必见得全部正确，但是对于崇祯朝弊端列举还是切合实际的。前朝留下的党派纷争，经济情况的极度恶化，国家法度的严重败坏，边疆领土的争夺抢掠，农民起义的蔓延分歧等等内外矛盾已经到了王朝崩溃的临界之点。虽然崇祯登基之初，力图匡正时弊，锐意进取，而有关人才和是非的争论，以及政治管制的得失、军事策略的成败，真知灼见未能在朝廷形成共识，对外实施时，必然发生动摇。而且由于皇帝本人性格多疑而不能明察，刚愎自用而意气用事，刻薄寡恩而举措失当。导致农民起义军满山遍野，四方不得安定。而委以重任的不是平庸无能之辈就是奸佞不法之徒，使得围剿和安抚皆无成算。内外大臣救助弥补过错不给力，心怀自私自利之心。言词直爽提出切中时弊建议的坦荡君子，大部分得不到重用，被驱逐出朝廷。被任命为将帅的人，往往为太监监军所制约，功过不能奖罚分明，只能打一次败仗杀一将帅，失去一座城池杀一官吏。加上天灾流行，饥馑遍地，苛政繁多，税赋太重，外敌入侵，内部叛乱。如同人体元气已经丧失，完全没有了抵抗能力，各种毒素一起发作，绝症已经导致病危，而遇庸医乱用虎狼之药，驱寒降热之药一起用，只能病入膏肓，无药可救，坐待灭亡。所以明朝之亡表面上是流寇所致，其实是亡在根本，不在流贼。崇祯皇帝不是亡国之君，是亡国之命运所必然导致的结果，他只是缺少救亡之办法。徒增辛劳而致精神错乱，孤独地在皇帝位置上待了十七年，中枢未见有陈平、张良之谋士筹划，军旅未闻有李广、郭子仪之良将为之驱策，遂至祖宗江山社稷颠覆，只能以身殉国，实在太悲惨了。
这和计六奇在《明季北略·论明季之乱之由》中提出是相吻合的，或者说《明史》干脆就是抄袭了《北略》。计六奇说，明之所以失天下，与君主之失德不相关，主要原因有四：一是外有强敌；二是内有大寇；三是天灾流行；四是将相无人。唯一没有能够涉及的是专制政治体制存在的问题。而触及体制问题的还只有作为局外人的起义军领袖属下的宋献策和李岩的那段著名对话。
在《庄烈帝纪》末尾，说到苦命的崇祯时，为之赞叹道：
临朝浩叹，慨然思得，而用非其人，益已偾事。乃复信任宦官，布列要地，举措失当，制置乖方，祚讫运移，身罹祸患，岂非气数使然哉。迨至天命有归，妖氛尽扫，而帝得加谥建陵，典礼优厚。是则圣朝盛德，度越千古，亦可以知帝之蒙难而不辱其身，为亡国之义烈也。[29]
然而，本篇由清人所撰写的崇祯皇帝本纪就是在末尾也不忘记对于本朝仁政的歌颂和赞美。写亡国之君，不忘颂扬外来入侵者的宽厚仁慈。保证外来政权在入主中原以后的合法传承是某种愚民宣传的需要。这些明面上冠冕堂皇的文字和他们在实际履行统治中对于民众的残酷屠杀和知识分子思想上的严厉禁锢是完全背道而驰的。统治者只是交替使用着杀戮和愚民两手成就了王朝驭民之术的完善和完美，将封建专制主义推向极致，进入王朝政治的高峰期。一言以蔽之也就是杀人与戮心，维持统治的稳定。而历史上为了对于崇祯皇帝直系男性亲属的屠杀和灭绝就是不择手段而异常凶残的。后来对于太子朱慈烺和定王慈炯、永王慈炤的杀害，酿成了清史上至今扑朔迷离的“假太子案”和“朱三太子案”，就是真假混淆，模糊视听，先砍断复明抗清的旗帜再说。失去了旗帜也就失去了麇集反抗力量的标志。
作为民间史学家和文学家张岱在康熙初年帮助浙江提都学政谷应泰编撰《明史纪事本末》时收集了崇祯一朝的官方邸报，据此编撰了《石匮书后集》，作为明末遗民他给崇祯帝于极富感情色彩的评价：
古来亡国之君不一，有以酒亡者，以色亡者，以暴虐亡者，以奢侈亡者，以穷兵黩武亡者。嗟我先帝，焦心求治，旰食宵衣，恭俭辛勤，万几无旷，即古之中兴令主无以过之，乃竟以萑苻泽（盗贼出没之处）巨贼，遂至殒身。凡我士民思及甲申三月之事，未有不痛心呕血，思与我先帝同日死之之为愈也。
陶庵先生指出崇祯帝的两大失误。其一是把宫内内帑看着祖宗私产，属于“千年不可拔之基”，不可分毫取用，于是“日事居积，日事节省，日事加派，日事借贷”，终于导致九边军士数年无饷体无完肤，何以羁系天下。崇祯皇帝最终成了祖宗财产的守财奴和看门狗。其二是“焦于求治，刻于理财，渴于用人，骤于用法，以致十七年之天下，三翻四覆夕改朝更，耳目之前觉有一番变更，而后思之讫无一用”，也就是说那些号称是改革弊政的事，看上去是那么一回事，后来反思却没有一件是落到实处的，或者在执行中被完全变了形，成了权贵们鲸吞民财借口。
因为那架老旧的官僚机器已经完全无法履行王朝管理的职责，号召力、影响力和执行力均在巧取豪夺中流于形式。显然体制弊端小修小补已经无济于事，大改大动只能导致政权的倾覆。结果就是“枉却此十七年之精励”。人财两空，政权易手。[30]据计六奇在《北略·十六癸酉载金入秦》记载，李自成拘押北京银匠数百人，将所掠夺拷掠百官所得的银两，全部浇铸成大金砖和银砖，在兵败山海关以后用骡马骆驼驼往陕西。其中在打开朝廷内库就缴获王朝几百年未曾动用过的镇库金：银三千七百万锭，金一千万锭，皆五百两一锭，镌刻有“永乐”年号。计六奇引用清代史学家谈迁的话说[31]：
三千七百万锭，损其畸零，即可代两年加派，乃今日考成，明日搜刮，海内骚然，而扃鈅如故。岂先帝未睹遗籍耶？不胜追怅。
也就是说，这些银子，就是砍去零头就相当于帝国两年的赋税收入，今天考核绩效，明天搜刮民财，使得民怨沸腾，而皇帝掌管着内库的钥匙却一直不肯打开银库大门，数百年如此。难道老祖宗没看到遗留的财富如此的结果吗？一定是非常伤感惆怅的。却可见崇祯皇帝守着祖宗巨额财富不肯动用，却年年增加税赋以充军饷，还在官场和民间处处搜刮财富，支持成本浩大的内外战争，庞大的军费开支捉襟见肘以至王朝财政崩溃。崇祯恪守的是皇家私产是不能动用的原则，结果全部为大顺军所缴获。守财奴的结果是自己穿着破衣烂衫不耐饥寒，去和别人打架，结果被人结果了性命，为他人创建新家，新婚娶老婆做了嫁衣和妆奁，这就是崇祯和大明帝国的悲剧。
【注释】
[1]《冯梦龙全集第十五卷》，江苏凤凰出版社，第5页。
[2]《冯梦龙全集第15卷·甲申纪事》，江苏凤凰出版社，第6页。
[3]计六奇：《明史北略·李建泰督师》，中华书局，第420页。
[4]计六奇：《明史北略·李建泰督师》，中华书局，第420页。
[5]《明史卷十三·列传一百四十二·李建泰传》，线装书局，第1374页。
[6]吴伟业：《绥寇纪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7月，第407页。
[7]《甲申传信录》，上海书店，1982年1月，第14页。
[8]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之二十·十八日申刻外城陷》，中华书局，452页。
[9]《甲申传信录》，上海书店，第15页。
[10]《甲申传信录》，第14页。
[11]《冯梦龙全集第十五卷·甲申纪事》，江苏凤凰出版社，第7页。
[12]计六奇：《明季北略》，中华书局，453页。
[13]《明史北略卷二十·十七贼围京》：中华书局，第451页。
[14]计六奇：《明季北略》，第453页。
[15]《明史·列传之188卷外戚·周奎》，线装书局，1631页。
[16]《明季北略·幸免诸臣·周奎》，中华书局，第593页。
[17]《明季北略》，中华书局，第454页。
[18]《二十五史·明史上一百十四卷·列传第二·庄烈帝愍周皇后》，线装书局，第696页。
[19]附《长平公主诔》原文：
平公主者，明崇祯皇帝女，周皇后产也。甲申之岁，淑龄一十有五，皇帝命掌礼之官，诏司仪之监，妙选良家，议将降主。时有太仆公公子周君都尉名世显者，将筑平阳以馆之，开沁水以宅之，行有日矣。夫何蛾贼鸠张，逆臣不诫，天子志殉宗社，国母嫱嫔慷慨死焉。公主时在稚龄，御剑亲挥，伤颊断腕，颓然玉折，损矣兰摧！贼以贵主即殉，授“尸”国戚，覆以锦茵，载归椒里。五宵旦，宛转复生。泉途已宫，龙髯脱而剑远；兰熏罢殿，蕙性折而神枯。
顺治二年，上书今皇帝：“九死臣妾，跼蹐高天，愿髡缁空王，稍申罔极。”上不许，诏求元匹，命吾周君，故剑是合。土田邸第，金钱牛车，赐予有加，称备物焉。嗟夫！乘凰扇引，定情于改朔之朝。金犊车来，降礼于故侯之第。人非鹤市，慨紫玉之重生，镜异鸾台，看乐昌之再合。
金枝秀发，玉质含章，逢德曜于皇家，迓桓君于帝女。然而心恋宫闱，神伤辇路。重云笔墨，何心金榜之门；飞霖毂林，岂意玉萧之馆！弱不胜悲，溘然薨逝。当扶上仙之日，距侬李下嫁之年。星燧初周，芳华未歇，呜呼悲哉！都尉君悼去凤之不留，嗟沈珠之在殡。银台窃药，想奔月以何年；金殿熏香，思返魂而无术。
越明年二月之吉，葬于彰义门之赐庄，礼也。小臣宸薄游京辇，式睹遗容。京兆虽阡，谁披柘馆？祁连象冢，只叩松关，拟伤逝于子荆；朗香空设，代悼亡于潘令。遗挂独存，敢再拜为诔云。
[20]《妇人集》，岳麓书局，第511页。
[21]计六奇：《明史北略》，中华书局，第459页。
[22]《冯梦龙全集第15卷·甲申纪闻》，江苏凤凰出版社，第8页。
[23]《冯梦龙全集第15卷·中兴伟略·崇祯皇帝血诏》，江苏凤凰出版社，第1页。
[24]《明史北略卷之二十三》，中华书局，674页。
[25]《明史卷三百九·列传之一百九十七·李自成》，线装书局，第1694页。
[26]计六奇：《明史北略·李自成死罗公山》，中华书局，第677页。
[27]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湖南美术出版社，第85页。
[28]《明史卷二十四·庄烈帝二》，线装书局，第66页。
[29]《明史本纪第二十四卷·庄烈帝纪》，线装书局，第67页。
[30]张岱：《石匮书后集》卷一《庄烈帝本纪》，上海古籍出版社，第445页。
[31]计六奇：《明季北略·十六癸酉载金入秦》，中华书局，第4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