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梦龙的《寿宁待志》
崇祯七年是农历甲戍年（1634年），六月，驻守辽东广鹿岛副将尚可喜携麾下诸将、辖下五岛军资器械航海归降后金。明廷设河南、山西、陕西、四川、湖广五省总督负责镇压高迎祥、李自成农民起义军，义军在湖广、四川一带转战，误入兴安县车厢峡，以伪降而脱身。后金兵进犯京畿门户宣府。北方战事吃惊，南方依然歌舞升平一派繁荣景象，地处江南水乡苏州市冯梦龙将面临着身份的根本性转变，将由封建帝国的底层胥吏升格为最底层的县官。
此时，由拔贡出身的丹阳县训导冯梦龙破格被朝廷提拔为寿宁县令。他要告别富庶的江南水乡跋山涉水，由东方威尼斯的美丽水城——苏州，赶到福建偏远山区的贫寒县城——寿宁。那是个海拔400至800米之间起伏不平的山区盆地。这座远在边鄙山区的寿宁小县，群山逶迤，山水环绕，成片的原始森林和山坡上由大青石块垒筑的梯田点缀着山民垦殖的茶田零零星星散落在山崖上下，丛林中隐约可见贫陋的民居，县民基本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以渔猎农稼、种茶为生。按照冯梦龙《寿宁待志·土田》[2]
寿凿石为田，高高下下，稍有沙土，无不立禾。记苗为亩，不可丈量。而租苗多寡，应有大亩、小亩分之别。税额分上、中、下三则：上则粮五升，中则粮四升，下则粮三升。
其中至少透露两个信息，地处偏僻山区，垒石为田，沙地贫瘠，而朝廷税赋一样不少，可见百姓生活之贫困，作为朝廷命官，为朝廷效劳，为百姓效力，所谓国计民生两者肩负，可见责任之重大，孰轻孰重，两者平衡，全凭县官个人道德良知和价值取向了。
由于地处偏僻，基本没有商业贸易等活动。按照冯梦龙的说法是：
大抵田滋于水，水脉通塞，而田之肥瘠随之。然则高下而燥湿相反，或连圩而润涸顿殊，此当问之老农耳。山高水寒，树获具后于他县，岁止一熟。然食费颇少，如遇有年，尽可储备。近因临境多饥，奸民往往阴以为市，而斜滩通水，盐贾泛舟交易，米之漏孔渐多，而价也渐贵。一值水旱，立而待毙。
冯梦龙这段话其实讲得非常沉痛，也就是说寿宁的土地是根据水流的多少而定肥瘠的，地势高下和离开水圩的距离远近，田地的肥沃润泽程度相差极大，由于山高水流寒冷，种树所带来的收获也比临近的县份要少许多，粮食只有一熟，年景好的时候，可以多储备。临近周边县遇到灾荒，粮食往往为奸商偷偷以高价卖到临近县去了，而斜滩通水，盐商们也驾船而来换粮食倒卖，米粮交易的漏洞越来越大，米价居高不下。遇到水旱荒年，老百姓只能得等死。
其自然环境山水雄奇诡丽既是大自然赐予的鬼斧神工，显得有些神秘诱人，然而山区潜藏的贫困和民生凋敝是非常现实的问题。在那借助山水自然风貌尽显人化智慧的县城借山造势，借景造屋，借水架桥，小小山区小县由数十座廊桥连接，山崖层层分布的屋宇，云雾缭绕氲氤蕴藉，虽然如诗如画，景观极富地方特色。但是那里毕竟环境封闭，信息闭塞，财政匮乏，民生凋敝，民俗落后，生产力极其低下和繁华绮丽的东方大都会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苏州不可同日而语。
然而对于六旬老臣冯梦龙而言，这里毕竟是一方施展政治抱负的舞台，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他可以通过对这个中国基层政权的解剖和完善治理，来检验自己治国理政的水平，实践自己的理想目标。这里是他人生之梦开始的地方，虽然进入这个梦境年龄大了些，实践姗姗来迟，但是机遇还是来了，不懂得珍视，不把握机会就会稍纵即逝，那就上负君恩，下负黎民百姓的重托了。
四年寿宁县令生涯，是他仕宦人生浓墨重彩的一笔，清康熙二十五年版的《寿宁县志·名宦》篇为他留下的美评，言简意赅只有仅仅十六个字，但是字字千钓，含金量很高“政简刑清，首尚文学，遇民以恩，待士有礼。”尤其难得的是他在任期亲笔写下了一部奇书《寿宁待志》，对于寿宁的人文地理、历史沿革、民生风俗及其治理的举措都有详细记载，可以作为此十六字评价详细注解。
《寿宁待志》是一部宿儒、学者、作家留下的县志，和以往县令留下规制般县志，更具有鲜明的个性化特色，可以说是利用他的全部智慧、才情、学识积三年从政经历潜心据实创作的一部志书，不仅行文简洁优美，而且纠正前人的错讹衍漏穿插着本人的许多真知灼见，穿插着诸多诗词创作以表明自己的心迹。其中体现了他对于地理、风水、堪舆、政治、经济、司法、军事、民生、统计等诸方面的广博学识。留下了他对于寿宁治理的昭彰业绩和理想实践过程中的种种遗憾，是中国地方志中难得一见的著作。
我国著名冯学专家王凌先生在他的《谈谈冯梦龙的<寿宁待志>》评价说[3]：
在我国封建社会中，几乎每一府、县都有地方官主持编修的地方志。这些志书无疑保存了不少可贵的材料，有重要参考价值，但在思想内容上多半趋于保守，粉饰现实，在形式上多半陈陈相因，囿于固定程式。而冯梦龙的《寿宁待志》却使我们耳目一新。这不仅因为冯梦龙一反封建社会修志时地方官只是挂名“总纂”头衔的做法，而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亲手撰写了全部县志，并且也由于他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别人和自己编著的县志，意味深长地将县志称为《待志》。他在《待志》小引中解释道：“曷言乎待志？犹云：未成乎志也，曷为未成乎志？曰：前乎志者有讹；而后乎志者，有缺焉。与其贸焉而成，宁逊焉而待之。
冯梦龙能够实事求是非常辩证地对待地方志书的修撰。他认为世上并没有十分完美的事情，事物都在发展过程中，新陈代谢的规律确定了任何事物都不能脱离当时存在的环境和历史发展条件的限制，因而总是有所缺失和不足的，因为以前的修志者受到自己认知程度的限制会有对于眼前的事物认识不完善之处，后来的修志者面对大千世界的变化总是有所疏忽，或者对未来的发展趋势有看不透彻的局限，与其贸然草草写成，宁可退一步以等待事物的发展变化，由端倪初见到全貌尽显，那样不断修改出的文章才可称客观和全面。那么他到底在等待什么呢？冯梦龙说：
一日有一日之闻见，吾以待其时；一人有一人之才识，吾以待其人何亟亟乎待志之刻也？曰天运如轮，昼夜不息，人事如局，胜负日新。三载一小庚，十载一大庚，经屡庚之故实，质绪了不关心之人，忽忽犹记梦然。往不实无以信今，今不识何以喻后。略旧所存，详旧所阙。四十五年间，时事之纡促，风俗之淳泻，民生之肥瘠，吏治之难易，一揽三叹司牧者可以不兢兢乎哉！不敢志，不敢不志，待之以言，欲成志而未能也。
由此可见，冯梦龙对于写史修志的态度是异常严谨负责的。《待志》修撰于崇祯十年的仲春季节，正是其到达寿宁从政三年的时间，可以说通过对于当地风土人情的调研和从政实践的尝试积累了一定经验的时间段，在离开任满尚剩一年，他必须对于自己的履职情况有所交待，所以撰写这篇五万余字的县志是为对于工作的总结。
但是，其心中对于自己文字记载是否符合事实，是否存在缺失和疏漏依然心存顾虑，主观上希望对于旧有的县志简略地有所衔接，对于旧志的疏漏有所补阙，以达到承前启后的作用；客观上又生怕随着事物的发展变化，不能进行全面记载，因此多次披览，多次修改以待完善，为后人留下一部信史。因此不文过饰非，不贪功诿过，心怀对于历史事实的敬畏肃惕之心，尽可能客观全面真实地展示当时的风貌。他认为对于以往历史的不诚实记录就可能造成对今人失去信任，今人不能正确全面认识过去的历史又怎么能够启迪后人？他不敢轻易下笔为史为志，又不能不下笔去撰写史志，而期待后人根据发展变化的情况加以拾遗补缺，使得这部县志臻于完善。称这部县志为《待志》其远见卓识和良苦用心，由此可见一般。